本报记者 林玉 实习生 张云

　　他的一系列观点频频引发社会大讨论；他的学生除了年轻的博士生，更多的是省长、部长、厅局长；他除了讲课，多数时间在全国调研，他的专著和论文每年都在问世；有人热捧他，也有人骂他，可他从来都是淡然处之。

　　他，就是周天勇，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经济学博士、教授，一位敢说真话的经济学家，一位把自己定位为“智库”的人。

　　农民出身的经济学家

　　“我扛过麻袋，割过麦子，还当过一年多农民”，周天勇在谈及这些经历时不无感慨。他说，“那是在中国最偏远的地方青海省民和县，我高中毕业后直接到农村。在公社，我当过会计、干事，可以说在青海的那段经历对后来我的研究工作影响很大，让我知道如果脱离农民、脱离西部，再完美的关于中国发展的理论都是有缺陷的。”说这些话的时候，周天勇微微笑着，白皙的脸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让人很难想象那个年轻的青海农民的模样。

　　周天勇祖籍河南南阳，生于青海省民和县。在当了三年的公社干事以后，198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东北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大学。

　　谈到自己人生颇具戏剧性的经历时，周天勇的笑容里有几分庆幸，也有几分俏皮。1984年毕业留校后，周天勇开始准备报考研究生，然而命运并不垂青他。“英语差了两分，数学也差了几分”。多年后的今天，他对当时的考研分数仍信“口”拈来，可见这么多年还在耿耿于怀。

　　然而，周天勇没有气馁。他开始以双学位的身份直接报考博士生。这次，幸运之神向他伸出了双手。他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博士，师从东北财经大学汪祥春教授，系统学习了经济理论和部门经济学。在他新近出版的专著《中国经济运行与结构转型》扉页上，题有这样一句话：“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导师汪祥春教授和我的母校东北财经大学”，从此可以看出他对导师和东财的深厚感情。“如今导师已经80多岁了，我经常回去看他，他身体很好，而且还在带学生，难得啊。遗憾的是，在中国经济学界没有形成自己的学术流派，学术传承很难啊。”周天勇说。

　　1994年，周天勇来到中央党校执教，他的研究也从“黑板经济学”转到关乎国计民生的经济学课题上。“我曾经长期在党校经济学部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带过多个省部级班和其它中高级干部班，有机会与我们党的中高级干部交流当前我国经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这对我的经济学教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早年的一些专著，就是在这些教学过程中形成的。”显然，中央党校给了周天勇了解社会的舞台。

　　那么，党校是否也给了他很多制约、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其学术成就呢？对此，周天勇说，“正相反，我感到党校是一个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地方。‘内部讨论无禁区、对外宣传有纪律’，我认为这非常好。10多年来，党校的领导还没有因为我发表的学术文章找我谈话的，这说明这里的学术氛围很好，这与党校的历任主要领导的不懈倡导是分不开的。”

　　研究活动只为普通百姓

　　关心我国经济学界的人会注意到，在1995年以后的几年内，在我国最权威的经济学杂志《经济研究》的作者中，几乎每年都会出现一个叫周天勇的名字，涉猎的领域包括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多个领域，既涉及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也涉及经济改革的一些重大实践问题。

　　最近几年，进入不惑之年的周天勇从早年的经济纯理论探讨，逐渐过渡到了对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并引发了广泛关注。

　　2005年两会时，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指出，中国的官民供养比是1：26，随后一位劳动人事领域的权威人物撰文说中国官民供养比为1：198，周天勇在统计后提出中国官民供养比为1：18，并指出如此高的执政成本不符和“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中国民众肩上的税费负担太重。

　　一时间，社会舆论哗然，周天勇感到了压力。“现在看来，我对发表这样的文章并不后悔，经济学家就是要说真话，要关注民生，关注老百姓的利益。”与记者谈起官民供养比，周天勇仍是一副较真的样子。

　　实际上，上面的例子对于周天勇来说这几年几乎每年都在发生。2005年6月，在一个座谈会上周天勇直言政府部门乱审批和乱收费现象。他说，2005年各级政府统计内和统计外的收入逾一万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来源于政府乱收费和乱罚款。“由于现行体制下各部门的行政与利益、执法与收费相结合，导致各部门千方百计巧立名目进行收费，少数部门甚至可以用穷凶极恶来形容。政府乱收费和乱罚款的最大后果是抑制了社会创业，给扩大就业制造了障碍。

　　周天勇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1999年至2004年间，我国个体户净破产770万个，年均128万个。2005年至2006年，全国有30万家企业破产。乱收费使得企业成本过高，经营、创业环境太差。而民营经济的发展是解决新增就业的主渠道，伤害民营企业，也伤害了就业。这个言论直指政府乱收费现象，不少人为他捏了一把汗。可实际上，他的观点受到了领导和社会的重视。

　　周天勇说他一直呼吁取消行政事业性执法收费及其机构，由各级财政全额拨款，最终形成一个不收费、不骚扰企业、不抑制创业和就业的廉洁政府。他说他看到了政府在动作，看到了进步。2006年，北京市决定取消对个体工商户和微型及中小企业收取工商管理费和市场管理费时，周天勇在《新京报》撰文，认为“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重大决定。”

　　2005年底，周天勇关于中国20年内要坚持讲效率优先的言论再次掀起轩然大波。“不过这次不同了，我以前的文章在网上大多得到了广大网友的支持，可这次却是铺天盖地的网友的批评甚至谩骂。网民和群众的心理的当然理解，这也是作为经济学家要付出的代价吧。”

　　周天勇说，“我的研究活动，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最普通的广大群众，可是有时却常常受到误解。譬如《经济参考报》2006年2月发表了我写的一个调研报告，指出黄河上游河谷地带水电开发旧有模式不利于当地经济整体发展。这篇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波澜，据不完全统计，网友发表的各类帖子超过了5000篇，有人还专门为此向领导写信批判我。对此，我已经习惯了。”

　　当记者问到，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频繁露面媒体的感受时，周天勇憨厚地笑了：“他们(媒体)越来越频繁地向我约稿、要求采访我，我才逐渐意识到我出名了；其实，我没想到自己会出名。”

　　经世济民赤诚丹心

　　对于当前经济学界的情况，周天勇发表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说，经济学家要成为国家和老百姓的智库；只要是出于真正的学术角度考虑问题，就不要过于在意社会的评价。

　　周天勇戏将当前的某些经济学家分为三大类：歌功颂德型、解释政策型和观点口号型。“我们党和政府不需要马屁精，需要的是能提出真知灼见、为国分忧的学者。经济学家要为老百姓的利益呼吁，要对政府的决策建言。经济学家掌握了大量专业知识，能够更清醒地认识问题，他们可以为政府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并且告诉政府方案的利弊。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经济学家的价值。如果我们总是等中央的政策出台以后，解释其如何正确、如何合理，那么就对不起国家给我们的这个舞台和荣誉，不配经济学家这个称号”。

　　2006年5月，在我国整体经济形势大好的时候，周天勇的一篇题为《中国经济：高增长中的大危机》的文章见诸报端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文章尖锐地指出，“国外一些专家和媒体只看到中国发展的表面现象，不了解中国各方面的实际和深层次情况，中国经济高增长中实际上潜伏着较大的危机，如果不清醒认识和正视面临的问题，花大力气进行调整和改革，将形成灾难性的后果”。

　　对于这份“盛世危言”，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的一份杂志评论说，“这是可以见到的在当今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大好形势下，唯一一个撰文发出危机警告的国内经济学家”，“不管怎样，意识到危机将至的知识分子，还是应该把自己观察和思考的结果公诸于众，以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对周文的观点可以讨论，可以反对，但对作者的勇气和责任心，我们是不能不表示敬意的。”

　　也许周天勇的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他关于自己作为“智库”作用的最新注解。而熟悉周天勇的人都知道，这个人有才、博学、善思、勤写，但是也有点“倔”，得罪了一些人。而正是这点“倔”劲，才让他在各种利益诱惑面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既不刻意“媚”大众、投媒体所好，又不刻意“媚”权威、投某些权威所好，也许用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四字，更能解读他作为一个党的学者的“经世济民”的赤诚的心。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