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还对中行沈丘支行1．461亿元票据诈骗案、浦发银行上海1．26亿元房贷诈骗案心有余悸之时，日前，交通银行又曝一起涉案金额约2亿元的巨额客户资金诈骗案。

　　6月10日，交通银行新闻发言人称，“日前，我行在开展新一轮案件专项治理和客户信息管理系统升级过程中，在沈阳市分行发现了一起客户资金被诈骗的案件，经初步核查，涉案金额约2亿元。”

　　发现案件后，交行并未披露过多，仅声称，正在积极配合公安部门对此案进行调查，并已启动应急机制，采取了资产保全措施，案件风险敞口得到了有效控制。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电话采访交行沈阳分行时，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不清楚具体事态，但证实了行长更迭，新上任的分行行长是原交行南京分行的谭曙光。

　　本报记者了解到，交行沈阳市分行在事发前，业绩较好，截至2005年底，该行全辖人民币存款增幅达16．78％；中间业务收入增幅达26．03％；税前利润增幅达32．94％。

　　“按下葫芦浮起瓢”

　　案件反弹压力不容小觑

　　今年一季度，针对国有商业银行大案、要案接连发生的状况，4家国有商业银行陆续成立了案件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开展了以制度建设执行情况为主要内容的业务大检查活动。

　　工商银行抽调人员组成四百九十多个检查组，对基层负责人和重要岗位人员进行全面检查；农业银行开展全行风险专项大检查；中国银行开展以会计核算为内容的“拉网式”大检查，但当业务大检查进入尾声时，股份制商业银行——交通银行又发生了特大诈骗案，“按下葫芦浮起瓢”，不断发生的金融诈骗案让诸多银行防不胜防。

　　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在国有商业银行案件专项治理电视电话会议上一再强调，国有商业银行案件多发、高发的态势并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巩固案件专项治理成果的基础比较脆弱，案件反弹的压力仍然很大。

　　银监会统计数据表明，一季度国有商业银行共发案件55件，百万元以上案件数量为15件，涉案金额5．63亿元。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各银行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只是有些没查出来。当今的问题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阴影还没有去除，银行负责人还是任命制，产权不明晰，这些问题不解决，银行案件高发是控制不了的。”

　　内控机制别做“银样蜡枪头”

　　一桩桩银行大案发生后，监管部门、专家学者和商业银行自身还是将目光集中到银行的内部控制问题上。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彭兴韵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金融大案频繁发生，说明中国银行业内部风险控制不足，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较大。

　　彭兴韵说，这几年出现的金融大案暴露出的问题是，对分管支行的行长或主管业务的副行长监控不力。另外，商业银行自身一些项目的借款风险监控不严，如浦发银行将个人借款业务的审查外包。

　　“现在大部分银行都将个人借款审查委托律师事务所去做，律师事务所很多时候并不会实地考察，评估时打打电话，和借款人聊一下，简单查一下工作单位是否存在，看一下营业执照复印件等简单证明就了事。很多时候没有实地调查、核实，这样给诈骗者提供了机会。”彭兴韵说。

　　彭兴韵认为，诈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银行自身对风险评估不到位，有的是内外勾结，这些都是银行自身存在多层代理人关系问题时，上级对下级风险监控不严造成的。中国的银行业在风险管理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易宪容也认为，国内的银行在有关信贷风险控制方面的工作很糟糕。“目前银行放贷风险这么高，但各银行都在拼命贷款，而且几乎到了根本没有个人信用审查的地步。”

　　彭兴韵还表示，目前我国银行业内控机制流于形式，特别是内部稽核形式化，内部控制漏洞很多，这些大案基本上都是钻业务流程没有执行到位的空子。同时也暴露出国有商业银行对分支机构管理偏松、绩效考核不够合理的问题，致使部分分支机构片面追求市场份额和经营绩效，忽视了内部管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范建军博士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银行的内部制度建设看起来很完备，但可执行性非常差。内控制度建设需要各个银行严格执行，事前就应该有防范机制，具体责任落实到人，而不是等到事后检查。事后的惩罚机制如何变成事前的防范机制是关键。

　　银行业尝试“集权”是否可行？

　　“我们现在在尝试‘集权’，就是以二级分行为重点推进扁平化改革。弱化行政区域设立的支行，上收支行费用支出、信贷审批等方面的权力。”工商银行天津支行信贷一部一位经理告诉记者。

　　据悉，很多银行开始从信贷业务入手，将权力上收至总行。

　　民生银行2004年力推零售银行的“事业部制”改革，分别设立了华南、华东、华北授信评审中心。光大银行也建立了华东分中心、南部地区、北方地区三大区域授信审批中心。

　　交行也计划实行垂直化管理，通过设立地区稽核中心，增强稽核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记者了解到，目前银行倡导的“扁平化、垂直化”的经营管理变革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实行扁平化管理之后，银行管理层与市场和客户的距离增进；二是有利于总行严密监控分支机构，控制经营风险。

　　彭兴韵说：“这么多年中国银行业出了一系列的大案要案，很多都是一把手造成的。关键就在于分支行权力过大，又缺乏独立部门对风险进行控制。目前，上级银行如何对下级银行的风险进行监控，还是各商业银行头痛的问题。目前来看，发生诈骗大案后，商业银行普遍采取的均是将下一级支行的业务权力向上一级收缩，比如将原有的审核权力收回。”

　　“但这种解决方式是否是控制风险的有效手段，目前来看还很难说，权力集中的过程，会带来效率方面的损失。在中国的历次金融大案发生后，目前都会有这样的权力向上一级集中收缩的过程。遗憾的是，目前来看，这种方式根本没有遏制住大案的发生。”彭兴韵说。

　　范建军认为，银行是否“集权”关键要有个度，有些权力不能放得太多，否则下一级支行很多时候对风险的甄别有限，会加大风险。但放得过窄也会影响效率。最根本的还是，银行内控制度从事后的惩罚机制向事前的风险防范机制转变。

(责任编辑：马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