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斌/文
目前,欧洲和美国的银行正一方面抓住全球经济繁荣的有利时机开拓业务,另一方面全面提升风险和资本管理水平,准备于2007年前后实施新巴塞尔协议(巴塞尔II)。总体上,亚洲国家在实施新巴塞尔协议方面处于落后的状态(图1)。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调查显示,亚洲地区65%的金融机构尚处于实施新协议的准备工作阶段,这反映了该地区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相对薄弱的现实。
操作风险定量化渐成趋势
根据新巴塞尔协议的资本标准,纳入资本计算的风险共分三类: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前两类风险国内市场并不陌生,而操作风险似乎一直处于风险管理者的视野边缘。事实上,操作风险正逐渐成为各银行高级管理层最大的担忧,原因在于由此导致的损失往往是天文数字,巴林银行的倒闭就是操作风险的集中体现。操作风险并不总是导致银行破产,但是需要恰当地识别、计量和控制,需要分配资本予以防御。巴塞尔委员会下属的风险管理小组(RMG)曾经做过调查,银行通常将资本的15%分配给操作风险。年报显示,2005年,摩根大通银行为操作风险准备了55亿美元的经济资本,巴克莱银行则准备了11.50亿英镑的资本,而该银行同期的市场风险资本仅为6亿英镑。
长期以来,对于操作风险的描述和管理,通常采取定性的方式,进行识别、分析和控制,这种方式对单一风险来源可能是有效的,但是比较分散,无法从总体上把握操作风险的严重程度,更谈不上纳入资本充足比率的计算。银行风险管理人员在谈及操作风险时,往往也缺乏清晰的界定和整体的框架。实施新巴塞尔协议对操作风险进行计量,就是要通过统计的方式和模型的建立将模糊的内容明确化,将定性的描述定量化,将零散的事件集中化。虽然协议对于操作风险资本计量也提供了相对简单的基本指标法和标准法,但是就目前趋势而言,定量化和模型法将成为国际知名银行的首选。
量化方法与保险精算类似
与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相比,对操作风险的定量化研究是最近十年的事情,市场中成熟的模型和应用相对较少。虽然模型各异,但是基本上属于损失分布法,损失分布由两个因子决定:损失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发生事件后损失的严重程度,方法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步骤:第一步,界定各种操作风险事件情景,并记录这些情景的发生信息以及事件发生给银行带来的损失,形成基础数据;第二步,根据收集到的数据确定分布类型(包括操作风险损失事件发生的频率分布和发生操作风险后的损失严重程度分布),获得概率密度函数,并检验;第三步,采用得到的概率分布进行蒙特卡洛模拟,获得银行操作风险损失分布状况。在此基础上,根据一定的置信区间,得到操作风险VaR。操作风险的资本要求因此确定。
需攻克数据收集难关
操作风险的量化方法本身并不是问题。对于各银行而言,难点在于建模所需要的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这也是亚洲银行要采用高级方法尤其头疼的首要问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曾经开展过一项针对信用风险资本计量的调查,结论是:近60%的亚太地区银行认为建立内部评级模型(IRBA)的数据收集工作位居信用风险管理主要障碍的首位,有30%的银行还不知道如何进行信用风险数据的收集和管理。对于操作风险,数据收集的难度可能更大。
操作风险数据收集的难度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是,必须清晰地界定操作风险事件,这种界定必须全面,覆盖所有业务类型和风险来源,并为此建立日常的报告程序、报告标准和数据系统。作为参考,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规定了八种业务类型和七种操作风险来源。只有准确地记录了事件,而且事件足够多,样本数据才具有统计意义(表1)。其二是,即便银行具备采集数据的能力,但在相对较短的时间段内,操作风险的数据往往集中在高频率低损失的事件当中,那种低频率但是损失巨大的事件往往少见,这样会造成样本数据的不全面。其三是,在操作风险事件数据很难采集或者存在缺陷的情况下,银行也无法完全依赖外部数据,这一点与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不同。原因在于,金融机构发生大规模的损失事件后,往往不会主动向外界透露,因此不会被充实到外部数据当中,从而影响到数据的真实性分布。
尽管难度很大,但是知名的国际性银行早已启动了操作风险数据的收集工作。如汇丰银行于2005年初制定并下发了详细的操作风险指引,专门为操作风险事件建立了记录和评估的信息系统,损失数据由各业务线向总部汇集;巴克莱银行也要求在日常经营中将风险事件记录到中央数据库,每月向操作风险委员会报告,并使用专门系统,记录外部发生的公共风险事件。目前,亚洲的大多数银行仍然处于学习和评估阶段,只有少数银行建立了操作风险计量项目小组。对于我国的银行而言,操作风险的案例举不胜举,损失触目惊心,但是操作风险的识别、衡量和管理还没有提到重要日程上来,如何有效地为各条业务线和各种风险类型分配经济资本,强化风险管理和资本管理,是下一阶段各银行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作者为中行全球金融市场部亚太风险监控中心经理(《新财富》2006年06月号最新文章) (责任编辑:谢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