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 李军杰

　　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最大的问题是“双过剩”，从5月份相关数据看，经济过热特征越来越明显。

　　首先，流动性过剩问题仍未缓解。１至５月累计贸易顺差467.9亿美元，５月当月实现贸易顺差130亿美元。由于央行票据到期量增大，因此５月份净回笼货币仅为218亿元人民币，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该月货币供应量增速较高。今年５月份货币供应量Ｍ２同比增长高达19.5％，Ｍ１增长14.01％（由于股市回暖等原因，一部分定期存款转为活期），M2、M1增速双双创下年内新高。

　　货币政策正在面临着困境。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通过结汇大量的转化为货币供应，由于存款利息较低（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实际上是负的），这部分资金正在涌向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从而成为经济泡沫化的直接诱因；但是，外汇储备里面包含着大量的热钱，这部分资金的性质与贸易顺差不同，贸易顺差是我国真实的国际购买力，而热钱则带有很强的投机性质，它们一方面进入我国等待人民币升值，同时兼得人民币加息和资产升值的好处。

　　正是看到了利率和人民币汇率成为两个相矛盾的调控目标，央行在是否加息上一直举棋不定：如果加息，不但境内的热钱坐享其成，并且会诱导境外套息游资继续进入；如果不加息，大量的廉价资金会涌入实体投资领域和资本市场，会进一步加剧经济过热和泡沫化倾向。因此，在4月27日央行采取了贷款利率加息而存款利率不动的策略。

　　但是，这个政策也人为地扩大的银行的存贷差，实际上是在鼓励银行多贷款，现实中的银行也在这么做。从5月份的数据看，当月人民币新增贷款2094亿元，较去年同期翻了一番；截至５月，人民币贷款余额近21.1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高３个百分点以上。今年新增贷款已经高达2.12万亿，距离央行贷款年内指标2.5万亿仅差4000亿。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今年信贷投放规模超过３万亿元应该没有悬念。

　　其次，产能过剩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尽管5月份的投资数据还没有出来，但可以预见，投资增速不会下降，原因有二：第一，除一小部分进入资本市场之外，贷款绝大部分要转化为投资，既然上半年的贷款一直在高速增长，考虑到实际投资的滞后期，可以断定5月当月乃至下半年投资增速也下不来；第二，一般的固定资产投资周期至少为两年，第一年是土建，第二年是安装，从去年下半年以及今年上半年的新开工项目数量看，下半年的投资除非有力度较大的调控政策，否则很难降下来。

　　目前有两个问题是投资增速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一是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并通过各种政府城市投资公司直接推动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成为我国投资高增长中各个产业链条的总引擎，由其所创造的巨大的投资需求，直接引导着市场对产业链中上游领域产品进行高速投资；二是大量而廉价的资金在股市出现动荡、房地产遇到调控和银行低利率的情况下，只有继续流入实体经济投资领域。

　　鉴于此，笔者认为，解决“双过剩”问题应左右开弓，一方面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一方面开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既然通过加息控制投资过热就会使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继而进一步诱发热钱入境，那么我们不妨采取次优的策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通过适当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不但可以缓解公开市场对冲压力，而且可以在不增加境内热钱“预期收入”的情况下，适度收紧货币流动性。

　　目前我国的投资问题不能笼统地讲过高还是过低，结构性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一些公共社会事业领域投资水平远远不够，但是一些过剩行业投资增速却一直居高不下。因此，建议重新开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课征这种税的好处是可以按照国家不断更新的国家产业政策和项目经济规模实行差别税率，通过增加过剩领域的投资成本控制其规模的非理性扩张。

　　不过，以上两种措施都是在“治标”，即采取措施努力熨平短期的经济波动。从中长期看，“治本”之道在于通过税收、地方公债、土地制度等综合改革彻底扭转地方政府职能，同时进一步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和汇率制度改革，深化金融机构健全性改革和坚持监管优先的原则。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