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消费市场购物券、储值卡等代币券现象的诠释

摘要：本文对当前中国消费市场的购物券、储值卡等代币券现象进行分析，从广义货币理论角度、结合中国货币流通现状给予定位，并研究了此类准货币对货币流通、物价、腐败等因素的影响，由此得出若干结论。

　　关键词：准货币；代币信用工具；消费行为

　　杨科/文

　　一、前言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进入“九五”以来，买方市场已初步形成，我国以短缺经济和数量扩张为基本特征的国民经济发展阶段已经基本结束，国民经济已由以往的资源约束和供给约束转变为需求约束和结构转换、升级的战略阶段。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民的消费在不同的时期也呈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从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短缺经济造成的“票证限量与货币并存”的消费行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以实物补贴为主的消费行为，进而进入九十年代后迄今，发展为以购物券、银行储值卡等为代表的代币券消费行为。对于自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代币券消费行为，国家相关部门曾采取了严厉的取缔政策，但该种消费即又屡禁不止，全国各地以不同的名义“死灰复燃”。是以前的政策制定有问题？还是这种消费行为的过错？因此我们面对代币券的消费行为，有必要针对其产生的背景、屡禁不止的原因等问题，结合新的经济背景，从广义的理论层面深入分析、才能从本质上把握在不同经济时期消费行为对国民经济发展、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等重大问题，进而做到因势利导，合理解决，实现全社会资源优化配置。

　　二、对我国消费行为的回顾与分析

　　（一）计划经济时期（1978年前）：票证与货币并存的消费行为

　　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建设百废待兴，生产力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国家正是为了克服短缺经济所带来的物品稀缺，而采取了通过票证来限制人们的需求，呈现出通过票证这一定量和法定凭证，同时伴随着货币消费的行为特征。

　　票证是从1953年开始发展起来的，先起自粮食、食油、布料，进入60年代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我国出现日常生活商品的全面短缺现象，五花八门的票证更进一步充斥于国民的日常生活。这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紧密相连的，我国从1953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政府通过国民经济计划来组织经济建设，用行政方法实行资源的配置。通过50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集体化，全国的工商企业和农业社都听命于政府。政府用指令性计划的方式下达指令，规定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出售给谁，以什么价格出售，原材料由谁按什么价格供应等。企业亏损了由财政补贴，盈利了上缴财政。于是所有的市场都关闭，只剩下一小块消费品市场。这些基本特征表明中国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而在当时，理论界高度统一的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坚持计划经济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政治上的教条主义，导致经济建设上的“计划和僵硬”，生产关系已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由此，使得经济的短缺程度日趋严重。

　　（二）过渡时期（1978年---1990年）：以实物补贴为特征的消费行为

　　十年动乱后，国家在政治领域“拨乱反正”，展开了真理大讨论，扭转了意识形态领域的误区；在经济领域采取了诸项改革，明确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方针。使得国民经济开始全面恢复，商品也日渐丰富，国家逐步放宽凭证限量供应商品的范围。1983年遵照国务院（1983）177号文，布票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标志着票证时代步入末期。但在这一时期，国民经济虽然取得了快速的增长，但由于长期计划经济的惯性，不管是意识形态、经营体制，还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都无法满足当时社会对商品的需求，加之，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方面依然存在着“社会主义与剥削”、“社会主义与利益分配”等关系问题的困绕，使得当时国民收入的分配呈现单一性和低水平。具体表现为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以工资的分配形式为“明分配”，而为了缓解国民对商品日益增长的需求与货币收入不足等的矛盾，许多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将实物补贴作为主要的弥补手段。诸如以工会名义分大米、白菜，夏天分西瓜，秋天分苹果，过年过节分鱼肉等各种日用消费品。对于当时刚刚从短缺经济走过来的低收入的国民来说，实物的效果和需求要远远超过货币所能带来的效用价值，就好比是对于行进在沙漠中的人的一瓶水的效用要远远超过金灿灿的黄金的效用。

　　（三）市场经济主导时期（九十年代初至今）：代币券消费行为

　　八十年代末期以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组织形式，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生产活力，社会的需求大大增加，促使了生产力的提高，进而生产和生活的物资大为丰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24亿元增长到2003年的11.693万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4.82%。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79元增长到2003年的9014元，年均增长率为14.2%。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增长到2003年的7143元，年平均增为率为14.8%，是1978年货币工资增长率的21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力的增强，商品物资也供应充足。彻底改变了原先在短缺经济时代商品及其匮乏的状况，甚至部分商品出现了供大于求，导致了“滞销”，日用消费品市场也出现了相当长时间的买方市场，然而，我国的经济主体和社会阶层的结构，仍然是以国有企事业、国家机关为主体，人们的收入结构仍然是以工资和福利两部分组织，福利部分绝大多数单位不再分发实物，而是在过年过节发购物券和储值卡，让人们自由地选择生活所需商品；另一方面又合理地避免了个人收入所得税；再者中国传统的人情关系送礼，变成了赠送购物券、储值卡。在这种背景下，购物券、以及银行定额储值卡等代币券的出现，即成为了商家和消费者的“宠儿”。90年代初，当时代币券消费行为日渐高涨。据统计，全国范围内使用代币券消费的金额已经占到销售总额的五分之一左右。为此，国务院办公厅于1991年颁布了《禁止发放使用各种代币购物券的通知》（国办发[1991]28号）；1992年11月13日又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得单位不得以年终评比、奖励和其他任何借口、任何形式滥发奖金、津贴、购物券和实物”；1994年4月国务院纠风办颁发了《关于禁止印刷、发售购买和使用各种代币券的通知》；1998年12月11日，国务院纠风办发布了《关于紧决刹住发放使用各种代币购物券之风的紧急通知》；1999年11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规范储值纪念卡发行和管理工作的通知》（银发[1999]383号），以及2001年1月19日由国务院纠风办、国家经贸委、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了《关于禁止发放各种代币券（卡）的紧急通知》。尽管国家针对禁止发行和使用代币券消费的通知连续不断，但现实中代币券的消费行为依然盛行。代币券的发展呈现出，从短期发放使用，发展为长期发放使用；从指定一个商场购买商品，发展到可以到许多商场购买商品；发放代币券的单位也发展到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等的特征。据2001年的数据统计，由国务院纠风办、国家经贸委、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了《关于禁止发放各种代币券（卡）的紧急通知》后，要求对已经发放使用的代币券（卡）必须在2001年2月28日前处理完毕，过期一律作废。为此，仅上海市就积压了近40多亿元已发售但尚未使用的代币券（卡）。即便三部委联合下发了文件，采取了最严厉的手段来禁止代币券（卡）的消费行为，但取而代之的是“提货单”、“收银凭条”等变相代币券的出现。

　　三、 从传统的货币形态到广义的准货币形态

　　（一）从传统货币到准货币

　　根据马克思货币理论对货币的定义：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这个定义包含着三层意思：（1）货币是一般等价物；（2）只有商品才有资格充当货币；（3）充当货币的商品是从成千上万种商品中分离出来，固定担当货币职能的特殊商品。由此，货币的基本职能包括：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

　　货币最初是从以海贝开始发展到采取金银条块的贵金属形式，后来发展成为金属铸币形式，到我国宋代和欧美近代出现了纸币，并相继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现了信用货币。

　　所谓的准货币就是没有纳入到传统货币范畴之中，但在现实中已经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以及支付手段的货币基本职能的媒介，准货币是以一定的价值为基础，甚至以现有货币作为行事流通和支付手段职能的基础，它是一种现实的购买力，可以表现为不同的载体形式。

　　根据对传统货币理论的回顾和对准货币概念的界定，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从90年代出在国内出现的代币券（卡）实际上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已经行使了货币的职能，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紧密联系的媒介。首先，代币券（卡）也同样可以衡量部分商品的价值量，并拥有其面额所代表的社会财富；其次，代币券（卡）都有一定的面额，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在一定的区域内行使消费功能，部分体现了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的职能。因此，代币券（卡）只是没有在法律的意义上冠以“货币”而已，事实上，我们可以冠它为“准货币”。这就是“准货币”理论的基石。

　　代币券（卡）等准货币虽然不能简单的利用“存在即合理”的思维来看待它，但对于在我国长期存在并屡禁不止的情况下，必然有其产生及存在的深刻经济和文化背景。首先，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老百的生活已经跨越了温饱，告别了短缺。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巨大变化、个人金融资产的多样化的新格局导致消费行为的多样化及消费结构的改善，国民的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比如：2003年，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5538.96元，比1998年增长42.8%，平均每年增长7.4%。可以看出消费需求的增长，从而使消费行为和实现消费的媒介发生变化。其次，东方文化的背景和内涵讲究“礼仪和亲情”。在中华伍仟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形成了许多民间习俗和传统道德风范，比如，尊老爱幼；逢年过节走亲访友；过春节的时候长辈给小辈“压岁钱”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折射。虽然经济在发展，人们的观念在更新，但传统习俗只是在外在载体形式上发生了变化，而其代表和反映的内涵依然延续。比如，春秋时期，学生要去见孔夫子，需带火腿做为师徒见面礼。而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短缺经济导致食品匮乏，人们在走亲访友时，经常会顺带“粮油、布匹”等礼品；在解决了经济短缺的初期，人们走亲访友的礼品由实用性变为精神享受性，比如，工艺品等；再发展到以后，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商品供应充足，加之个人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代币券（卡）就应运而生了，它既符合国民的传统习俗，避免了直接赠送现金的尴尬，同时也满足了个人随心所欲的消费行为。因此，在不同的经济时期，伴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赋予传统习俗的外在载体也在发生着变化，但构成传统文化基础的民间风俗和传统风范是源源流长的。第三，高额的个人收入所得税，迫使许多单位不得以福利名利，让商场开发票而变成单位支出成本，让员工得到实惠，而满足消费的需求。

　　（二）准货币与货币层次

　　在实践中，人们为了具体掌握和科学测定广义货币的实际范围，就需要对不同类型、不同形态，以及不同种类的货币进行科学的层次划分。一般而言，人们通常以流动性为标准来划分层次。流动性不同的货币在流通中周转次数的不同，形成购买力活跃程度的不同，因而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程度也不一样。货币或准货币的范畴，但显然，它们的购买力不同，现钞和活期存款是现实购买力，而其他的定期存款和短期国库券除非特殊，在正常情况下都需要经过一定的手续才能转变为现实购买力。

　　在西方国家货币层次的划分为：

　　M1=现金+活期存款

　　M2=M1+商业银行定期存款

　　M3=M2+储蓄机构储蓄存款

　　M4=M3+短期国库券和其他短期债券等

　　在我国将货币层次划分为：

　　M0=现金

　　M1=M0+企业活期+机关团体存款

　　M2=M1+居民活期存款+财政金库存款

　　M3=M2+企业定期+居民定期+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

　　M4=M3+可转让政府债券

　　不管是西方国家还是我国在对货币层次的划分上都反映出货币流动性或变现性的标准。在广义货币中的债券等虽然不能直接用于流通，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但可以随时兑换成现金或活期存，因而对流通有影响，是潜在的货币供给因素。而代币券、储值卡不具有兑换现金的功能。因此，作为广义货币的代币券、储值卡与债券等不同，不仅表现在流通范围和流通广度上，还表现在变现能力方面。（此处的代币券指由商业银行发行。）

　　如果按照流通性来划分，代币券可以归到M1层次，即（现金+企业活期+机关团体存款）；如果按变现行老划分，代币券、储值卡归到最底一层。

　　如果从我国货币流通渠道也可以看出，代币券、储值卡对货币的供给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

　　在商业银行的货币支出中，可以划分为现金支出和代币券、储值卡，其中主要以现金的方式（在此不考虑转账亦可以采取转换方式形使现金的职能，因此，统一列入现金中）。代币券、储值卡由于不能，也没有兑换现金的渠道和方式，因此，它没有对市场的货币流通量造成影响，直接就进入了消费回笼阶段。

　　（三）准货币与物价指数的关系

　　货币数量论关于货币流通的基本公式为：

　　流通中货币必要量（M）＝待销售商品价格总额（PQ）/同一单位货币流通速度（V）

　　这一货币流通规律是根据各国普遍实行足值货币的情况而得出的结论。即在贵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货币流通量MS如果超过了货币必要量M，就有一部分贵金属自动退出流通领域，被储藏起来。这种情况表明，贵金属货币本身具有自动调节货币必要量的功能，不会产生货币供给量的过多或过少，由此，引发物价上涨或低迷，以致出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现象。同时，马克思也揭示了在纸币是不兑现信用货币条件下的，由于纸币所代替的价值量就没有可以依托的贵金属做保障，只能靠法律强制和持币者的信誉来保证。为此在不兑现信用货币流通情况下，往往出现货币供应量过多或过少，而导致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情况。但在供给量与物价变动之间的关系上，又存在着逻辑上的关系。

　　银行学派的代表人物图克和富拉顿认为，通货（银行学派的通货概念已包括了黄金、银行券、支票存款、汇票和帐簿信用等其他信用形态）的数量的增减不是物价变动的原因，而是其结果；通货的增减不是先行于物价，而是追随于物价。发行银行处于被动的地位，既不能任意增加银行券发行的数量，也不能任意减少。银行学派在区分了货币流通的三种情况时，与马克思的观点有点异曲同工的效果。（1）纯粹金币的流通情况下，多余的的金币可以通过　其贮藏手段的职能加以解决；（2）银行券和其他信用形态与金币混合流通时，以贴现放款方式发行的银行券必因偿付贷款而流回。又因各种通货之间存在代替性，由某种原因引起减少的银行券会被支票、汇票、帐簿信用甚至相消结算法所代替，所以通货的数量不能由银行所任意增减；（3）不兑现纸币流通的情形下，若是纸币由银行以票据贴现，或短期放款的形式发行，则会向银行券一样，随着贷款的偿还而回流；即使是由政府发行，只要为之安排好确实可可靠的还流渠道，其发行也不至于过多。

　　在纸币流通条件下，纸币数量增加，每个单位纸币所代表的价值减少，表现在物价的上涨上，这个基本事实是肯定的。但如果货币数量的增加和生产的发展、商品流转的扩大相适应，那么从货币数量上看虽然增加了，但是，物价并不会上涨，货币也不会贬值，也不会引发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货币数量增加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也不是唯一的原因。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论证了代币券、储值卡是基于当前货币价值量发行的一种广义货币，其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微乎其微。因此，作为特殊广义的代金券、储值卡在对物价变动中的因素也是微乎其微的。真要说代币券对物价的影响，也只能归结其具有限时消费，即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消费的强制特点，可能会在一个短时期内对物价有助推的动力。而这种结果正是我国现实经济所急需的，目前我国内需不足，国家尽管频繁启用了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依然难以改变物价指数增长数月走低的局面。虽然近期物价指数低迷的状况有所改变，但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任务依然艰巨。因此，代币券、储值卡的流通，不仅不会影响货币供给量，造成物价指数的波动，相反还能缓解通货紧缩的局面。

　　（四）准货币与腐败等社会问题

　　对于腐败的定义，人们解释不一。其中一个简单而较为流行的定义是：腐败是为谋取个人私利滥用公共权利。该定义也是世界银行所使用的一个概念。

　　从这一定义出发，腐败存在于多中所有制形式中：私人部门的活动中也可以存在腐败现象。特别是在大型的私人企业里，腐败行为是明显存在的，例如在雇佣和收入方面。在受政府管制的私人活动中也存腐败行为；有时候，公共权力的滥用所产生的收益不一定归于个人，而是流向了个体所属的政党、阶级、部落、朋友、家庭。

　　不论古今中外，腐败都普遍存在。从中国的历史看，腐败不是近代所特有的现象。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控制的稀缺资源、腐败动机和腐败机会。国家控制的稀缺资源构成了腐败行为的物质条件，腐败动机构成了腐败行为的心理条件，而腐败机会则构成了腐败行为的制度条件。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段时期来说，腐败机会只存在多和少的问题，而不存在有和无的问题。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所指出的，如果我们消除了政府，则我们也就消除了腐败。

　　既然腐败现象是伴随着政府的存在而存在，而且古今中外都普遍存在腐败的现象，加之腐败产生的根源是社会制度的原因，而非因某种介质所能左右。因此，将代币券归因于导致腐败和助长腐败的根源，使乃有失客观。在腐败中，行使贿赂的介质也是在多样的，在代币券、储值卡出现之前，货币通俗意义上的现钞就是最好的行贿介质。纵观当今中外所有腐败的案例，均以现金行贿，那么我们是否为防止腐败，而取消现金或禁止现金流通吗？所以将结果的必要条件混淆为充分条件不利于对腐败等社会问题的认识和分析。

　　四、3点建议

　　1、建立合理的发行监控体系，将代币券、储值卡的发行纳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之中。在肯定代币券现象的前提下，根据实际经济状况，制定合理的经济参数，通过调整代币券、储值卡的发行政策，来配合经济政策的调整。在采集参数时以实用性、便于采集为标准。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我们以物价指数（T）、和人均可支配收入（Q）做为控制代币券、储值卡的参数。为此，建立以下关系模型：

　　代币券、储值卡的发行额度（M）=f(T,Q)

　　在以上的模型关系式中，M与T成反比，即在消费需求不足时，可以适当加大M的发行量；反之，则相反。M与Q成正比关系，即当人均可支配的收入增；加时，可以适当增加M的发行额度；反之，则相反。至于T与Q之间的适当比例关系，可以通过求出dM/dT，以及dM/dQ而确定两者的适当比例。

　　2、规范发行主体，抓住源头，因势利导。对于代币券、储值卡的不同发行主体采取不同的管理办法。具体为：对于银行发行的储值卡，可以根据银行的负债规模确定一个发行的比例。具体的比例可以参照各商业银行的存贷比，按照存贷比的50%核定各家商业银行的发行限额。这一方面可以做到便于控制；另一方面，可以适当缓解当前“惜贷”的现象。对于由于商业机构发行的代币券要严格控制其发行量。由于商业机构的自身资产实力和对外信誉有限的因素，如果疏于控制，很可能发生一些恶意事件，即利用大量发行商业代币券，随后卷款而逃的现象，对社会稳定产生不良的影响。而且在对商业企业发行代币券的审查管理中，要充分重视商业企业的所有制性质、现金流量，以及财务状况等；所以建议取消商业机构发行代币券，统一由商业银行发行储值卡，通过央行及监管部门统一宏观调控其发行额度。

　　3、规范发行流程，梳理消费群体，杜绝“偷、逃、漏税”的现象。

　　规范代币券、储值卡的购买、销售环节。首先，要制定严格的措施，杜绝购买代币券、储值卡时不开发票的现象；其次，从财务制度上严格规范，从会计制度和税收上明确购买代币券、储值卡款项记账的科目或明确费用的用途；再次，对于集团购买代币券、储值卡时，不仅要出示企业的证明，而只接受转账购买，不接受集团的现金购买；对于个人购买者，要出示并登记可以证明购买本人有效身份的证件；最后，对于集团购买代币券、储值卡的要采取不同企业、规模的不同限额管理的办法。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nsumption voucher in China through quasi-money theory, and shows the effects on money supply, price index, and corruption of such quasi-money. Some conclusions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quasi-money, consumption voucher, consumers’ behavior

　　（本人作者为民生银行信用卡中心总裁，刊登于金融研究2006年第4期）

(责任编辑：谢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