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金融体系何以取得脱胎换骨的转型？肩负更为艰巨的转轨任务的中国金融业于此有何借鉴？《财经》采访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金融管理局局长王瑞杰、新加坡交易所总裁汪瑞典等政府高层，探求“新加坡模式”之正道

　　□本刊特派记者 张继伟发自新加坡 本刊记者赵逸荻发自北京

　　地处赤道的新加坡，正在引起中国金融界上下一致的关注。

　　从2005年以来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大举进军中国金融业，到中国国资委、汇金公司等频频赴新取经；从2004年底爆发的“陈久霖事件”，到中新双方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共同关注，两个华人国家经济互动的深度和广度，正在迅速扩张。

　　对于全球金融界而言，新加坡的另一个焦点在于，今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全球年会将在这里召开。这也是IMF在亚洲举行的第二次年会（前次的举办地为1997年的香港）。与之相应，自1997年以来，新加坡的金融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一个强调管制、注重风险防范的市场，演变成以信息披露为本和鼓励金融创新的区域金融中心（参见本期“新加坡金融体制变形记’”）。

　　这一脱胎换骨的转型，在操作的规范性和创新性上均令业界叹服；对于负有更为艰巨转轨任务的中国金融业来说，亦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这是一种哲学上的选择。如果不能够比邻国有更高生产率，新加坡就不能生存。”新加坡前总理、国务资政吴作栋表示，“我们必须赶上时间的步伐。”

　　用“弹丸之地”来形容新加坡并不为过。它的面积和人口分别只有600平方公里和400万人，这两个指标甚至还要少于香港。

　　“我们努力承担着（本地区的）催化剂角色。当我们看到一个符合新加坡和本地区利益的趋势，我们就会推动它成为现实。”吴作栋如此描述新加坡在区域经济中的角色。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他首倡了亚欧高峰会议（ASEM），对于推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与欧洲的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值得重视的一个新趋势，是东亚与中东的合作。在大的层面上，新加坡也在联合国中发挥作用。新加坡虽小，但我们可以通过运用理念的力量（power of ideas）来做出贡献。”吴作栋对《财经》说。

　　与前总理李光耀一样，吴作栋身形高大，言辞犀利，回答问题时几乎不假思索。频繁穿针引线于世界各国和地区间的吴作栋，正是“新加坡想法”的具体践行者。

　　“区域经济催化剂”的自我定位，同样贯穿于其金融中心建设的设计之中。“新加坡希望能成为国际投资者投资亚洲金融市场的门户。”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下称MAS）局长王瑞杰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该局现任主席正是吴作栋。在吴出任主席之前，时任新加坡副总理的李显龙曾主持金融工作。

　　在两位国家首脑级人物主持下，新加坡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进行了大幅调整。

　　“新加坡要成为亚洲的风险管理中心。我们希望为投资于亚洲的国际投资者提供完整的投资工具和避险工具。现在东亚地区主要股市的指数期货，除了中国，基本上都已在新加坡推出；针对中国股市的衍生产品也在酝酿之中。”新加坡交易所总裁汪瑞典表示。

　　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资源禀赋与制度创新。吴作栋承认，与地区内头号竞争对手香港不同，新加坡没有高速发展的中国大陆作为腹地，除了港口一无所有，连饮用水都需要进口；其举国上下都将制度建设和人力资本视做国家命脉。

　　在1997年以来的金融体制改革中，新加坡通过广泛征求市场意见和引入市场人才，对其金融监管哲学、法律体制进行了深入检讨，亦对金融监管、社会保障投资机制、税收、国债发行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大规模调整。目前，新加坡已经扭转了其某种程度上“过度监管”的国际形象，在资产管理、债券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上有了长足发展。

　　继考察日本结束“失去的十年”的复苏经验后（参见《财经》2006年第1期封面文章“解读日本改革”），《财经》记者即着手筹划对“新加坡模式”的深入调查，并主要聚焦于该国金融体制近年来的变迁。

　　2005年底以来，《财经》记者专访了包括目前兼任着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董事会主席的前总理吴作栋、金融管理局局长王瑞杰；专赴新加坡进行现场采访，此后又在瑞士达沃斯、香港、北京等进行了广泛的背景研究，并对新加坡交易所总裁汪瑞典在内的一批政府金融主管官员进行了专访。这一回，我们仍然期待这次关于新加坡金融体制的专题性研究，对于读者是有启迪的。

　　——编者

　　《财经》杂志161期封面文章：

　　“投资亚洲的金融门户”

　　新加坡金融体制“变形记”

　　评论：谁将成为亚洲金融中心

(责任编辑：田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