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深圳龙华的官员感叹，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对中国的意义，“我们也正在考虑”。

　　代工老大的工人“吞吐量”

　　三五成群的年轻姑娘和小伙子们或背着行囊，或提着行李，拥在深圳龙华的富士康“普工招聘点”前，等着大门里的人喊自己的名字。

　　这天是6月15日下午，阴沉的天空撒着零星的雨点。他们等待着，手里攥着身份证和各种学历，以证明他们符合公告上的招工条件——“中专、技校、职高或高中毕业”、“16.5到20周岁”。

　　两天前的“虐工传闻”丝毫没有影响找工的人，她们依然如潮水般涌向富士康这个全球最大的代工厂，日复一日。

　　虽然这份工作月薪只有300-500元，并且工厂地处偏远、距离深圳市区一个多小时车程，周围环境杂乱、休闲娱乐场所奇缺。

　　6月13日，富士康被英国《星期日邮报》指为“血汗工厂”。该报道称，“苹果的旗舰产品iPod主要由富士康的女工生产，她们的月收入仅有27英镑(约合人民币387元)，但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5个小时。”

　　但招聘点门口红火的场面，印证了富士康外联部官方人士“很多人挤破头都想进富士康”的断言。

　　深圳公开数据显示，富士康仅在深圳龙华保税区工厂的员工人数即高达13万人，在深圳多家工厂的员工将近20万人，全国各地工厂员工33万多人。按照富士康16日给本报回复称“普通工人流动率在30%”计算，富士康深圳每年更换员工在7万人之多，这是一个极高的“吞吐量”。

　　由于以出口加工为主业，极少直接面对中国市场，因而，尽管已经蛰伏内地将近20年之久，这个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商在中国内地还是一个隐形巨人。半个月前，中国海关总署发布了2005年中国出口百强名单，台湾鸿海集团下属的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名列榜首，出口值达144.74亿美元，是排名第二的摩托罗拉出口值的2倍多。

　　而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只是富士康科技集团（2038，HK）的旗下公司之一。根据海关的数据，其大陆兄弟公司2005年出口总值有3家进入出口百强，总出口值达到189.7亿美元，占全国出口百强出口总值的12.9%，从2001年开始，富士康中国出口老大之位就无人能撼。

　　女工赵霞的每一天

　　富士康女工赵霞（化名）对此一无所知。作为深圳富士康流水线上的一名女工，18岁的赵霞（化名）从没听说过苹果iPod，她最熟悉的是每天等她来加工的17英寸或19英寸显示器。她只知道，每天自己经手加工组装的显示器，大都在两三天内直接被装箱出厂。而出了厂就等于出口，直接销往国外。

　　赵霞几乎已经习惯了目前的加班节奏。

　　清晨6点，赵霞会准时起床，匆忙洗漱后，跟同屋的11个工友姐妹陆续走向马路对面的厂区吃点东西；7点半，进入装配显示器的流水线，进车间前，保安要严格检查，小女生赵霞把她喜欢的影星梁咏琪的照片贴在工卡背后。由于在无尘车间，她要带上厚厚的口罩，套上全身相连的隔尘服，“就像个外星人”，然后在流水线上重复装配的动作，一直到11点半。

　　“4个月前，我第一次进装配间，穿上这身衣服后，呼吸困难，竟晕倒了。”谈起那次意外，赵霞显得不好意思。她躺了几个小时，到下午就好了，她把自然的恢复理解为对环境的适应。“我见过好几个跟我一样的工友，刚进来也晕倒过，有些人脸上还起过红疹。不过我现在基本适应了。”尽管她现在依旧觉得“带着口罩还是很难受”。

　　上午这4个小时里，赵霞要一直坐着，因为这个环节的流水线只有一米多高。在以前干活的那个环节，她要站满4个小时。“我宁愿站着，坐着更难受，因为不能抬头，一抬就碰到机器的隔板。”

　　说到工作环境的艰苦，赵霞提到了不久前的一次反抗。因不满于公司高负荷的工作，她所在工作线上的9名女员工曾组织过一次集体辞职，但最后公司以调换车间的方式迅速平息了此事。

　　那场没有结果的“造反”后，赵霞和她的姐妹们又回到了既定的节奏中：1个小时的午饭和休息后，从12点半到下午4点半，又是同样的4个小时。从5点半到7点半是惯例的2个小时加班时间。“回去后，什么都不想，就想马上睡觉。”

　　就这样，周一到周五，每天加班2个小时，周六和周日每天加班10个小时，一周中，赵霞一般要“坐”满70个小时。

　　如果遇到赶货，一天的工作时间超过了10个小时，仍按10个小时算，超过的部分算做是“员工对公司的贡献”。

　　对赵霞而言，加班是提高收入的唯一路径：由于每月底薪只有400元，这些加班费构成了她的主要收入，平日每小时加班费5元，周末每小时6元，这样，一个月加班费680元，“再加上50元全勤奖，100元左右的绩效奖，一个月一般能超过1000块。”对于加班，赵霞很矛盾，“加班确实很累，不加班工资又少。”

　　想到这点，赵霞就愿意忍受平日的辛苦。2年前赵霞从老家一所电脑职高毕业后出来打工，在东莞呆过，不过工资比这里低，加班也更多，唯一好的地方是东莞消费比深圳低。“2月中旬来富士康后到现在，拿到手里有3000多块，汇了1000块给家里，如今除了身上剩的700块，其它都不知道做什么花了。”

　　赶上淡季，周末不加班，赵霞就会去上网看电视剧，宿舍楼里有一个网吧，有20多台电脑2元/小时，包夜10元，“不过很难占到位，大家平常没什么娱乐，又都忙，一有闲就都来挤”。

　　赵霞只是觉得累，她丝毫不知道，她的工作时间已超过了公司客户的要求——苹果在其供应商的准则中要求“除非紧急和特殊情况，一周员工的工作时间应严格限制在60个小时，并保证员工7天中有1天休息。”

　　“代工王”的利润空间

　　在富士康科技集团鸿富锦保税工厂门口，可以看见穿各种颜色T恤或衬衣的工人成群结队地进出，标志着他们属于不同的事业部，他们上衣右边都缝有“富士康科技”字样。

　　各大车间里兵马俑般整齐罗列的劳工正在述说着中国廉价而充沛的劳动力产生的魔力：这是富士康多年保持高产值、低利润率“规模”战术中最为重要的一环。

　　在富士康公司网站上可以看到，最近几年富士康正在力导从“制造的富士康”迈向“科技的富士康”，但是无论从员工构成，还是主营业务收益看，制造、加工、装配等低附加值产业依旧是支撑富士康的主业。多年来，富士康能占据全球PC连接件、电脑机壳80%份额，其杀手锏就在于“低成本”、“低利润”背后的规模。

　　富士康官方在16日接受本报采访时说，深圳龙华的20万员工中，普通工人占15万-16万人，文员和技术、研发性人员为4万-5万人，车间工人仍占大多数。

　　一位1998年即进入富士康，目前负责生产线管理的中层员工说，“从进公司到现在，相同岗位的工资就没涨过”，因为公司不愁招工。

　　技术人员小张有些向往地对记者表示，“听说日资和台资的待遇普遍没有欧美企业高。”他做研发工作，月收入3000元左右。

　　几名穿工作服的男员工蹲在摩托罗拉手机的代工车间门前，利用休息空隙猛抽了几支烟。记者了解到，他们的底薪有500多元，比赵霞稍多些，“男女没有差别的，这个要看熟练度。”

　　但他们说，车间工人都干不长，“做到一年一年半就都走了”。

　　低于标准线30%的底薪

　　一个埋头抽烟的长发小伙子突然抬头问记者，“今年深圳最低工资标准是多少？”

　　得知今年7月1日后，按深圳劳动与社保局规定，关外将从每月最低580元涨到700元，他没有表现出丝毫愉悦，只是掐灭烟头，叹声“又要开工了”，走回车间。

　　赵霞似乎也对底薪的调整充满怀疑，实际上，她现在的底薪只有400元，比目前规定的580元低180元。

　　深圳市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告诉记者，“我认为台资企业中劳工待遇改善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流动性大、工人难以组织起来。”

　　刘开明对近日的富士康“虐工传闻”不感到吃惊。从1990年代，刘开明就开始关注深圳劳工人群，并对富士康做了长期调查。他指出，“从1990年代到现在，包括富士康在内的台资企业劳工的基本面一直没有多大变化”。

　　据刘开明调查，“目前月收入少于800块的肯定拿不到最低底薪标准，月收入800元-1200元的50%的人达不到最低薪标准，他们的收入都是拼命加班挣来的。”

　　富士康科技集团（中国总部）副总兼运营总监李金明表示：“公司的制度是7天休息一天，员工自愿加班，平常加班工资是1.5倍，周末是2倍，国家假日3倍。”他称，7月1日前，公司坚持580元的最低标准，7月1日后会上调至700元。他认为有员工说底薪300-400元，“是对发工资的结构和时间有误解”。

　　富士康卫生部的负责人在接受公开采访时说，富士康卫生部“从最初建立到现在从没有发现过一例职业病和过劳疾病”。而记者从员工处得知，在涂装厂和冲压厂的员工比较容易出现各种病症，“我在显示器事业群做过涂装，后来脸上经常过敏，出现红色斑点，医院表示是职业引起，但是不做鉴定，只开药。”

　　深圳龙华，富士康工业园占地近1500亩，7个生产大区从A到G排列，处在舆论漩涡中的苹果iPod生产车间位于G区，记者无法接近。在D区的东头，可以望见华为大楼。一位深圳龙华的官员感叹，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对中国的意义，“我们也正在考虑”。

　　他举例，同为高科技企业，华为2006年以`460多亿元的产值，上交国家财政49亿元；而年产值高出2000亿元的富士康，在享受大量税收优惠后，“去年的财税贡献微乎其微”。

(责任编辑：单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