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旦二教的走廊里，65岁的陆谷孙先生背着手，微笑地望向窗外说，我还是没有话语权啊，都被剥夺了。声如洪钟，花白头发飘扬着。

　　一生研究莎士比亚成痴，2006年将要出版的《莎士比亚史讲》是多年心血的集成。

　　他主持编写的《英汉大辞典》，被董桥形容为“不可一日无此君”，英美的词典专家评论这是“远东最好，也是世界范围内较好的双语词典之一”、“具有超世纪的生命力”。

　　当年，他父亲陆达成和董浩云一道在航运公司里打拼，因为割舍不下对故土的眷恋，从香港上到北京，在中国科学院做了许多年的法语翻译。在洋行工作，和外国人打交道，却爱穿唐衫，习性上完全是个旧式的传统中国文人。

　　和父亲相似，陆谷孙也是这样的一束矛盾。自小学过俄文、法语，从大学开始，就没有离开过复旦英语系。

　　操一口中庸的英语腔调，既不像伦敦口音，也不是美国音调，而是无意中在英美两个世界两头讨喜的“超越大西洋”的英语。中西学养都同样深厚，固守传统道德和个人原则，恋家，固执，铁齿。学院送去美国的公派留学生逾期不返，对方学校又不放人，陆先生就主动写了信去跟校长理论，坚持要对簿公堂。对方来访的时候，他也固执地拒不相见。“最让我生气的是，原则被破坏了。人要做得刚正。”

　　妻子和女儿10年前相继拿到了美国绿卡，已经离不开美国的主流生活，陆先生自己却坚决不愿申请，去美国、英国不下10次，每次出去都不可遏止地想家。“一到秋天，秋虫叫起来了，就想到小时候在余姚斗蟋蟀的情景。” 他因此一个人生活着。无论冬夏，风雨无阻，黄昏时分穿行复旦校园是他每天恒定的行程，几乎成了一种仪式。

　　《新英汉辞典》受到纽约时报高度关注

　　人物周刊：您学习外语的方法是受父亲的影响？

　　陆谷孙：我想是。我强调得多一点的就是模仿，学外国人的腔调。

　　人物周刊：我们这个年代比较容易，但您读书的时候正赶上“文革”，去哪里模仿？

　　陆谷孙：有两个“专家”每个礼拜来讲一次，两个都是左倾人物，一个是《白求恩大夫》电影里头演白求恩的，还有赵丹的《林则徐》里面演外国奸商的那个人，他参加过西班牙内战，脚部受伤，是个左派，亲共的。我比别人强一点的是，不知疲倦地，就算是废话也跟着念。全是废话啊。突破比较大的是我在研究生教试点班的时候，要听一个材料——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一个讲话，录音效果差得不得了，我就把每个词都听出来，然后再一句一句给学生去听。

　　我们五年级的时候——那时是五年制嘛，高校教育秩序恢复，有一个文件下来，念书的时间就有保证了。我开始如饥似渴。到了暑假，人家都回家了，7个人的房间突然变成我一个人的自由王国了。那个暑假看书不分昼夜，把阿加莎·克里斯蒂全部看掉，还有福尔摩斯，然后兴趣慢慢转到历史，转到新闻。

　　人物周刊：那些书从哪里找到的呢？

　　陆谷孙：图书馆。那时候上海有一个“四人帮”的写作组，写作组里有两个人是我的同行，他们需要翻东西给“四人帮”看，比如美国中央情报局换人了，他马上就要知道这个人的经历，因此他们需要这样一个翻译，知道我英文比较好，就叫我做，没有报酬的。这对我提高英语水平帮助极大，因为我会碰到各种体裁和题材。

　　人物周刊：都是上面指派下来的？

　　陆谷孙：指派给我的。我的要求是，我给你翻可以，但有个条件，你得让我看那本书。“文革”当中我的业务没有中断。

　　人物周刊：后来编辞典的时候，有机会看到更多原版书吗？

　　陆谷孙：没有这么多了。但我在看他们的书的时候，摘录了很多很多东西，再把这些东西“走私”进《新英汉辞典》，所以《新英汉辞典》里有很多新词是我放进去的。

　　人物周刊：他们叫你编词典，又不给你任何材料，怎么编呢？

　　陆谷孙 ：当年他们要你编辞典就是“急工农兵所急，想工农兵所想”，编出一个“赤脚医生”、“针灸疗法”之类的东西，就可以了。如果按照他们这样的设计去编的话就完蛋了，就是因为我们“走私”，曲线救书，这本书才能卖到1000万册。

　　人物周刊：现在还在卖吗？

　　陆谷孙：现在是新的版本了，经过了大的修订。第一版还有什么“坚决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1975年出的。好在很多新的东西也进去了，比如streaking，裸跑，美国校园里盛行的裸跑，那时候刚刚开始，watergate也进来了，水门事件有关的词汇也收了好多。所以我们这个词典一出版，纽约时报就发表评论说：它是中国的政策声明。因为我们反对刘少奇，还有“赤脚医生”这样的词条。与此同时，他们觉得在中国有一批人，就像美国的中国通一样，在注视着美国。

　　“裴多菲俱乐部”

　　人物周刊：编《新英汉辞典》之前您在做什么？

　　陆谷孙：“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是“保守派”，然后是“逍遥派”，1970年“一打三反”时被揪出来。那时候专门抓集团，他们认为我们外文系很要好的几个人是一个小集团，是“裴多菲俱乐部”，就把我们隔离起来。

　　人物周刊：你们在一起谈些什么呢？

　　陆谷孙：都是外文系的同事。我们在“文革”前就志趣相投，经常来往的，我那时是研究生。大家在一起无非谈读书，交流写作心得，打打桥牌，唱唱歌，唱的都是苏军红旗歌舞团的那些歌曲，也有英文歌。也谈论一些传记，比如斯特雷奇的《维多利亚女王》、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斯通的《梵高传》, 还有通俗小说。

　　我们都喜欢西方的著作，喜欢写美文，唯美主义的。我们写英文散文，写好以后相互看，相互“吹捧”。现在看来有点无病呻吟的味道，比如专门写日落啊什么的，主要是看自己的英文表达怎么样。那是1970年，几个人走得近一点，就说你们是裴多菲俱乐部，感觉我们好像是结社一样，实际上没有结社。

　　人物周刊 ：那时还是比较逍遥的吧？

　　陆谷孙：绝对是逍遥的阶段。我有一个朋友，不知道什么关系就找到了一个抄书的集中站，他拿了很多的英文小说回家，我们就向他借阅这些抄家抄来的书。那时正是大串联，他们家的小孩都从西安啊、杭州啊到他家里来，晚上就缠着我讲故事，我就看一本讲一本，这成了放毒了。

　　人物周刊：您被隔离，导火索就是因为这个“裴多菲俱乐部”的标签？

　　陆谷孙：是。我女儿满月那天，我在家里已经支起了圆台面，要请客吃饭了，然后就来了两个红卫兵，叫我卷起铺盖，带上粮票，把我押到学校来了。

　　人物周刊：之前有什么预兆吗？

　　陆谷孙：有的。这之前一两个月，每天在学校里进进出出，没有人跟你说话，你就像带菌的，像现在的SARS病人一样。

　　人物周刊：隔离后是什么样的生活？

　　陆谷孙：成天写交代,兼做杂活。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革命师生游行庆祝，问题人物只能搬搬锣鼓家什，没资格参与的。

　　人物周刊：持续了多久时间？

　　陆谷孙：这时“文革”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我被关了5个星期，后来不了了之，也没有最后定性说你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这个办法很厉害，就把你挂着。

　　不要轻易评论莎士比亚

　　人物周刊：英国人泰瑞·伊格尔顿在文学史论著《理论之后》里将莎士比亚抬到了文学和思想上无以复加的至高地位。您怎么看？

　　陆谷孙：伊格尔顿是所谓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我想从文明史的全貌来说，莎士比亚比但丁对后世的影响更大。有人说西方文学中最伟大的两个典型人物当推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马克思也专门提到过人物描写中的“莎士比亚化”问题。

　　人物周刊：您为什么会那么热爱莎士比亚？

　　陆谷孙：实际上好多东西我都是受了他的熏陶，他也培育了我的孤傲的精神。

　　人物周刊：第一次接触到莎士比亚是什么时候？

　　陆谷孙：大四的时候，林同济教我们精读，引莎士比亚的独白，对三四年级的学生来说很难读懂，他就逐字解释。他跟我们讲这个字有多少种可能的解释，背景如何，讲得非常地道。然后再讲音韵、节奏。他讲一段我就背一段，我现在还能背好多好多。

　　人物周刊：当时立马就能背下来吗？

　　陆谷孙：怎么可能？要背上几十次才能够，很难的。那时候还停留在语言美上。读研究生以后，修了英国戏剧这门课，也是他开的。他讲了莎士比亚的一个戏，还讲了当时没什么人注意的很偏僻的一部戏剧，叫《科里奥拉努斯》（Coriolanus）。科里奥拉努斯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被罗马群众所唾弃，因为他太骄傲了，然后他就投向罗马的敌人，带着敌军来征服罗马。正要打罗马的时候，他的母亲和妻子出城去向他求情，这样他就屈服在亲情里头，最后为敌方所杀。罗马人开始要把他从岩石上面扔下去，作叛徒处理。实际上他是一个功勋卓著的将军，像彭德怀一样，所以林选这个剧本是有深意的，彭德怀在里头了，林同济自己也在里头了。林同济一家子全在美国，他一个人守在上海，伺候他的寡母，他也离不开中国。他到美国去以前，胡耀邦接见他，说林先生这次你还回来吗。他说当然回来，中国还穷，民智还没有开放，我还要回来。

　　人物周刊：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怎么样？

　　陆谷孙：朱生豪翻得是满好的。《威尼斯商人》中即使是一张便条，译得也颇有中国尺牍文学之风，非常到位，一点意义也没有遗漏。

　　人物周刊：莎剧的演出一定要严格遵循经典的文本吗？

　　陆谷孙：一定要的。我从来不看京剧的《王子复仇记》、昆曲的《血手记》，据说到英国去受到极大的好评。我知道到英国去是可能受到好评，就是这种“母国情结”起作用了，本土文化的优越感起作用了。《麦克白》里面本来是3个巫婆在唱歌，给麦克白算命，说你要成为苏格兰之王，我们昆曲里面就变成3个跳矮脚舞的丑角了。他们看了当然很高兴，因为总要有点新花样嘛，白人巫婆变成了黑人巫婆，变成了亚裔巫婆，这样才能显示莎士比亚的全球性嘛。

　　人物周刊：您也说过要打破单一文本的专制性，这两者其实是不冲突的吧？

　　陆谷孙 ：不冲突。个性很强的文化——像我们的昆曲个性多强，莎士比亚戏剧的个性多强，这些个性很强的文化之间，是不能胡乱移植的，尽管我同意，我主张，我欢迎参差多态。莎士比亚是产生在文艺复兴时期，那时候人们考虑的是，为什么伟人总是有悲剧，他要研究为什么有“downfall of the great man”，伟人的倒台，老是在考虑这些东西。可是我们的昆曲不是这样的。我的好朋友胡为民过去是青年话剧团的导演，他不听我的劝，就去上海越剧院排那个《第十二夜》，硬要我去看。我一看，我说你这根本不是莎士比亚。这个里面有一个薇奥拉，跑到公爵那里打工去了，女扮男装，然后爱上了公爵，然后就暗示他她是女儿身，希望赢得他的爱。公爵爱上了另外一个冷美人，冷美人刚刚死了哥哥，发誓7年不见男人面，根本不理睬公爵。可是胡为民这部戏把这一段演成梁祝里面的十八相送了，这就完全不一样了。

　　人物周刊：您自己研究莎士比亚的立场有一个变化吗？

　　陆谷孙：我的立场是以文本为主。你不要轻易地就来评论莎士比亚，你不要轻易地写论文，你先给我把整个文本读懂了。

　　人物周刊：现在还能背莎士比亚吗？

　　陆谷孙：哦……不行了。小部分的独白和小部分的章节，自己感觉特别好的，像哈姆雷特开头的那一段，在城堡上的那一段，还可以。

　　强烈反对高校评审制度

　　人物周刊：可不可以说您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

　　陆谷孙：我想可以这样讲。我绝对不是一个新左派。

　　人物周刊 ：您对当下哪些事情不满意？

　　陆谷孙：我有时候想写一篇文章，强烈反对高校的评审制度，所谓的教学质量评审啊，造假成风。我们已经通过初查了，他们说还是最老的那个陆某改得最好，居然叫我改以前改过的考卷，本来我是用铅笔改的，系里面后来叫我把试卷上铅笔改的用红笔描一描，以备检查。我陆字倒过来写也不会做这个事。今天接到某大学我一个学生的电话，他那儿的情形也是这样，初审的时候说你们这个地方危险，通得过通不过难说，现在他们通过了，而且良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校董跑到北京请评审吃了顿饭。除了吃饭肯定还有其他动作。他们造假造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你，他们给你改成推迟两年出生，这样来调整他的教师结构。就这么篡改、造假！

　　还有义务教育收费，严格地说，违反宪法。九年义务教育，不应该掏一分钱的，现在收钱收到什么程度！最近苏州、北京首先废除对义务教育收费，成为大新闻了。本来宪法里就有的啊，你说这样的教育怎么办？这些交的钱到哪里去了？而且这些义务教育的地方有些人还进不去！校中办校，一校两制。我们这里也一样，网院，你多出钱，进来。

　　人物周刊：这些话在政协会议上提过吗？有什么反应吗？

　　陆谷孙：没什么反应。而且我还跟后面的人讲，能不能记录下来。他记录下来了，应该上简报了对吧？但到了简报就没有了，话语就中断了。我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很多。很多变化我们已经看到了，像新天地这样的东西，你说算个什么东西？算资本主义的样板还是共产主义的样板？我觉得设计这个新天地的先生真是阴险啊，在那个地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混合成一个怪胎。

　　她小我6岁，是她追求我的

　　人物周刊：您父亲在您成长的时候一直不在您身边，这对您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陆谷孙：肯定有影响的，比如说对孤独的爱好。小时候，在余姚，我总是一个人在院子里面，自己玩。我拿了一个木棒，在那儿舞枪弄棒的，演那些看过的故事里的情节，被我姐姐骂啊。洗澡是他们监督我洗，刚刚洗完澡了，擦得满头都是痱子粉，很快又玩出一头汗。我喜欢一个人跑到江边，余姚的江边，看一片菜叶远远漂过来，漂到我面前，我就在那儿看着，一直等到看不见了，就觉得它陪伴着我。

　　人物周刊：上大学之后还是这样的个性，不怎么合群？

　　陆谷孙：不一样了，6个人成天生活在一起，集体活动，不参加就是小资产阶级。但我就喜欢劳动之余一个人跑到田埂上，出神，然后背莎士比亚。

　　人物周刊：现在一个人生活，从来也不觉得孤独吗？

　　陆谷孙：没有。我觉得孤独可以分泌出灵感，可以催化你的灵感。

　　人物周刊：孤独没给您带来痛苦吗？

　　陆谷孙：没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可能以后慢慢会有。比如身体不好了，等等等等。好在学生也多，总归有几个我比较得意的学生，邮件他们拿，医院里催药他们去跑，还有一个阿姨。阿姨是我的好朋友，她叫我老太爷，有时候也叫我恶霸、地主。司机班的司机关系也很好。一条街的那个毛毛，本来是摆书摊的，我到他那里买体育报，我喜欢体育嘛，他有时候叫我替他看书摊，我就去看书摊。我不愿做vip的，我有vip的朋友，也不去打搅他们。

　　人物周刊：您是怎么跟夫人认识的？

　　陆谷孙：师生关系。他们都过来学英文，我是那个班的老师。

　　人物周刊：她比您小多少？

　　陆谷孙 ：小6岁。老实说是她追求我的，我不敢对学生这么做的。

　　人物周刊：刚开始就公开了吗？

　　陆谷孙：完全秘密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们那个班就写我的大字报，我妻子是惟一一个不签名的。这个事情让我还觉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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