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太大，长期精神紧张38.0%

　　颈椎并肩周炎、腱鞘炎28.1%

　　长期坐办公室导致的肥胖19.6%

　　喝酒应酬导致的“三高”8．2%

　　“工作之后身体状况开始变糟，经常会莫名其妙发烧”

　　肖林都快成祥林嫂了——至少他的同事们都这么认为。因为他总在念叨：“这工作没法干了，我要辞职。”

　　其实，到今年7月份，26岁的肖林才工作了1年。

　　一年前，在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中，肖林顺利拿到了北京一家商业银行的offer（录用信）。“要知道，不论国外还是国内，在银行工作的都是名副其实的白领。”

　　可没多久，这个光环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肖林在银行的大量工作琐碎而繁复，需要特别细心。自然，他每天的工作时间也会相应延长。肖林估算了一下，他每天的工作时间都要在12个小时以上，只有这样才能把活儿干完，甚至有些时候，忙得连午饭都顾不上吃。

　　有一次，为了赶手头的工作，肖林把早饭、午饭都给省了。到下午，实在饿得头晕，他跑出去抽了根烟，回来之后就愤然宣布：“我要辞职！”

　　“这工作，看起来光鲜，谁都觉得挺羡慕，其实，累得要命。”由于长时间精神紧张，连青春期都没长过的痘痘在肖林脸上迅速“脱颖而出”。由于工作压力大，生活不规律，经常需要喝酒应酬，不到一年，肖林就胖了十几斤，小肚子也凸了出来。“我这还算胖得少的，跟我同时进来的同事，有的都胖了30斤了。而且，都是虚胖。”肖林说，工作之后，感觉自己的身体明显不如从前，每天都面色憔悴、唉声叹气。

　　职场中，肖林的境遇决不是偶然。近期，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实施了一项调查（1639人参与），结果让人惊讶：94.7%的受访者表示，职业给自己的身体或是精神带来了伤害。

　　“工作之后身体状况就开始变糟，经常会莫名其妙地发烧。”宁雨这样描述工作对自己的伤害。两年前她大学毕业，顺利进入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这个公司，正是著名的“四大”之一。

　　每年10月至第二年4月是公司的忙季，这期间，宁雨每天早上9点半就要赶到公司，一直要折腾到晚上11点多才能昏昏沉沉地下班回家。在这7个月中，宁雨每周只能休息一天，最忙的时候，休息时间甚至被压缩到半天，就算是生了病也不能请假。

　　“工作让我完全没有了个人生活，让我对生活完全丧失了兴趣。”两个“完全”，宁雨说得毫不犹豫。她说，但凡有一丁点儿休息时间，自己肯定抓紧时间在家睡觉，至于朋友聚会、运动健身之类的活动，统统取消。

　　让宁雨开始觉得自己身体越来越糟的，是逛街。工作以前，她能连续逛5个小时都不觉得累，可现在，刚走1个小时她就开始觉得累了。“去年跟我妈去天津玩，每次都是我提出来休息。我妈都53岁了，比我体力好。”

　　“我知道，迟早有一天我会辞职。”在经历了“暗无天日”的一年半之后，宁雨特意请了一天病假，最终决定辞职。

　　我国目前有7亿多人受到职业伤害，平均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

　　在职业伤害面前，肖林和宁雨选择了辞职，因为他们还都年轻，还都有自信找到其他工作。可是，另一些人就不这么“幸运”了。

　　5月28日，深圳华为公司员工、25岁的胡新宇因病毒性脑炎被诊断死亡。他全身的多个器官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不断衰竭，直至最后一刻。华为公司的新闻发言人表示，虽然过度劳累与胡新宇死亡不构成直接的因果关系，但确实存在相关性。

　　悲剧并没有结束。仅仅过了两天，5月30日，广州市海珠区一家服装厂35岁的女工甘红英死在出租屋。医生诊断她的死亡原因是“猝死”。此前的三四天时间里，为了赶活儿，甘红英每天都从早上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她在这四天里的工作时间为54小时25分钟，累计加班22小时。

　　4月12日，浙江省云和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魏剑明到办公室加班。13日早上，当工作人员发现时，他已经停止了呼吸。据公安部门初步判断，魏剑明的死因是过度劳累导致的猝死。此前的一个月内，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建设局副局长娄爱亮、仙居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吴天红均因工作过度劳累英年早逝。这三人去世前有一个共同点：都在连续加班。

　　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复旦大学免疫生物学所所长熊思东教授指出，受到“过劳死”威胁的主要是记者、企业家和科研人员。据调查，目前新闻工作者中有79%死于40~60岁，平均死亡年龄45.7岁。此外，中科院在1991~1996年的调查显示，科研人员的平均死亡年龄在52.23岁，15.6%的人死于35~54岁。而一项对中国3539位企业家的调查显示，90%的人表示工作压力大，76%的人认为工作状态紧张，1／4患有与紧张相关的疾病。

　　本报的调查也显示，公众认为自己面临最大的职业伤害依次是“压力太大，长期精神紧张”（38.0%）、“颈椎并肩周炎、腱鞘炎”（28.1%）、“长期坐办公室导致的肥胖”（19.6%）和“喝酒应酬导致的‘三高’”（8．2%）。

　　不能否认，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可就在这繁华的背后，却是人们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工作节奏越来越快的无奈现实。许多人都开始感觉到，自己正在被工作所奴役。

　　为了争取更好的生活，年轻人给自己多一些压力，似乎无可厚非。企业为了迅速发展，提倡员工“加班加点”，看起来也很有道理。只是，一旦加班加点工作成为一种常态，问题就自然会随之而来。今年2月，国家安监总局对媒体透露，我国目前有7亿多人因受职业伤害，成为不健康或者亚健康的人，也就是说，平均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受到了来自职业的伤害。

　　“对于职业伤害，我国目前的法律还没有完全覆盖到”

　　与父辈们相比，现在更多的年轻人走入公司、企业工作，压力大自不必说。但需要注意的是，与这种压力相匹配的相关劳动保障却没能及时跟进。多年以来，很多单位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当牲口用。换句话说，一些企业对员工健康的保护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其实，早在1960年，国家就开始推行八小时工作制。1994年和1995年，又对周工作时间进行了两次调整，先是将沿用已久的每周工作48小时改为44小时，紧接着又缩短为40小时。但这些规定，很多单位却熟视无睹——即使违规，似乎也没有什么处罚措施。

　　据《中国劳动保障报》报道，在胡新宇去世后，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位官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表示，这个事件的发生，表明法律在现实中被忽视了，“这种现象在许多企业都存在”。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关怀在接受该报记者采访时也称，“《劳动法》制定时，中国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部法律现在已明显滞后”，“但目前，立法的重点在完善相关配套法律法规，《劳动法》修订难以启动。”

　　针对这一问题，6月15日，记者采访了一位专门研究《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专家。因为感觉这个话题“很敏感”，他不愿公开自己的姓名。这位专家告诉记者：“对于职业伤害，我国目前的法律还没有完全覆盖到。”

　　据了解，2002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对工伤有明确的规定，共列出了10类共115种，其范围包括人们在工作中受到的身体、生命、器官的伤害。至于工作对人精神上造成的损伤，目前在我国的法律中还没有明确规定。

　　“我国《劳动法》操作性不强，制度建设和研究也相对落后。”这位专家说，在他的印象里，《劳动法》颁布12年以来，似乎还没有进行过一次修订和解释。“但与此同时，工作对人的伤害却在不断地以新形式出现。一部‘不与时俱进’的法律能够有效保护劳动者吗？”

　　本次调查发现，对于职业伤害，有76.8%的人表示“没办法，只能自己忍着”，12.4%的人会试着“申请休假，调整状态”，7.7%的人会选择“辞职，换个工作”，只有3.1%的人会“寻求法律保护”。

　　这位专家告诉记者，遇到职业伤害，如果在法律所囊括的职业病范围内的，可以申请工伤解决，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可以诉诸法律。同时他也表示，“在现阶段的中国，想打赢官司或许会很难”。

　　这位专家认为，我国现有的法律对职业伤害不是没有规定，只是滞后。同时，监督机构的监督力度太校“劳动监察大队就是监督机构，但现在很难做到从点到面的检查。即使检查出某单位违反《劳动法》，也只是罚款了事。企业的违法成本很低，自然对《劳动法》不在乎。”

　　如果真是这样，遭遇职业伤害的人们难道只能自认倒霉？

(责任编辑：马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