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还是不炒这是个问题
“小姐,酒!”
周云连夹着香烟的右手高扬着。半斤白酒下肚,周已醉态朦胧。这是上海南京路步行街旁的一家川菜馆,瘦削的周云连猛吸一口香烟,语气中难掩倦意。
41岁的周云连在上海的温州炒房客中小有名气。 他领导的这个拥有8名成员的“家庭式炒房团”,掌管着将近1个亿的资金,80多套房源。
像大多数温州人一样,周喜欢清淡的食物。他也不爱饮酒,“除非心情特别郁闷的时候”。
但这次,他选择了辣乎乎的川菜,选择了52度的“小糊涂仙”。
国务院九部委紧急启动的第二轮宏调,让他无所适从。
“全套牢了。”周捏断已燃掉半截的香烟,重新点起一支,“很多温州人的房子还没来得及脱手,都很急。”
“你说还炒不炒?”周见人常发出这样的疑惑。现在周手头有18套房子,全在上海,而且全是单价在两万左右的豪宅。
分化
让周感到头疼的,是他这个炒房团内部意见开始出现分化。两天前的上午,他们在靠近百年外滩的一个酒店,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主要议题,就是手头的房子该怎么处置。
在这个会议上,这个相处一向和睦的家族发生了第一次激烈的争吵。
有的说,“要抓紧把房子抛出去,套现走人”;有的说,“等等看再说,不能被眼下的政策吓怕了”;有的说,“先把一些短线楼盘处理掉,搞些长期投资的。”
会议桌上,一叠叠有关房地产宏调政策分析的资料,被扔来扔去。
在多种观点的交锋中,周云连几乎没有发言。虽然他64岁的大伯甚至指着他的鼻子骂他“太固执”。
争吵持续了将近三个小时,最终还是没有结果。但周感觉到了“众口难调”的滋味。
这是周家的第三次“研讨会”。
实际上,从“国六条”出来的当天晚上,周就已经召集了一个紧急会议。“当时大家还都不以为然”,“还互相安慰,说问题不大”。
紧接着,九部委的“37号文件”(《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意见的通知》)祭出,再次震动上海滩。
周家慌了手脚,又在次日早上开会研究。后来,“为慎重起见,陆续出手了十几套。”
但相关部委的政策并没有就此打住。银监会、央行、建设部、国税总局、国土部……调控主管部门的政策,一个接一个的出来。周家开始寝食难安。
周云连明显地感觉到,他的威信已在这个家族炒房团中慢慢下降。
失算
虽然备受指责,但周并没有什么怨言。
“自己失算了。”他承认。
“到处都在说,‘严格管理、严肃查处、严厉打击’。”
“这些信号很明显,从中央到地方肯定会继续加大打击炒房的力度。”周说,这也是他们这个家族式炒房团所担心的地方和争吵的焦点。
这种情景,周还是第一次碰到。
6年前,上海的房地产还没有这样火暴,但温州的房地产已经如火如荼地被当地人炒起来了。周耐不住寂寞,一下子投入300万在温州买了6套房子。3年后,这些房子陆续脱手,周挣了个翻番。
尝到甜头后,2002年,周又甩出将近1000万,在杭州买了10套房子,在上海买了8套。2003年,周在杭州的房子悉数脱手,在上海的房子也买出去了5套,又大挣了一笔。
尽管这两年温州、杭州和上海等一线城市出台了一些有关遏制炒房的政策,但这并没有阻止周炒房的步伐。反而,2003年5月份,周的四个家在苍南的亲戚看到他炒房势头越来越猛,于是跟周商量后,由周牵头组成了一个炒房团,专攻上海。
2004年6月,又有三个眼红的亲戚跟着加盟。
他们在随后的两年内连续出击,收益颇丰。付款最多的一次,是一次性吃下上海的40多套,不包括按揭,直接付款1500多万。
周的威信也在博弈中慢慢提升。
实际上,周一向是个异常谨慎的人。尤其是带着这么一个规模还不算小的炒房团,他感觉肩上的压力越来越大。
在多年的炒房生涯中,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下单迅速,团体购买,出手大方,快进快出,富有视觉冲击力。”这是外界对温州炒房团的整体印象。
但周不仅胆大,更是心细。每次出手,他不仅要分析环境因素对房地产升值的影响力,还会分析基础设施、市政规划等等因素是否扩大了房屋的升值空间。他甚至还会去了解当地人的生活水平以及人员工资等等。
而对于这几年从中央到地方轮番推动的针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周就不以为然了。
“宏观政策,不是一轮又一轮吗?”在去年的这个时候,从中央到上海,都出台了不少杀伤力看起来很强大的政策,但对周影响甚微。
不仅如此,这两年,中央每每出台新政,地方上都会有官员站出来说,当地房地产不会受到影响,“房价上涨空间还很大”。
宏调的屡屡“失效”,麻痹了周的那根敏感的神经,也直接影响了他对政策面的重视程度。
但这次,他看来似乎真的要失算了。而且,今年,从“国六条”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权威官员直接对房价作任何评价。
“我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他喃喃自语。
地方政府的静默,让周忐忑不安。
他还吃惊地发现,最近几个新开盘的楼盘,连续两周都是零成交。
“并不担心要交多少营业税,就怕房价整体上大幅下降。”他凝视记者良久,“这很可怕。”
去留之间
周在盘算着,是不是要把楼盘全部抛出去,“抓紧撤离”。
对于这个在上海拼打数年的温州炒家来说,这的确是个艰难抉择。“没有人能说得清还会有多少新政出台。”这正是他举棋不定的深层次原因。
但他不知道,“如果不炒房了,还去干什么?”
三年前,一场“森拉克”台风几乎摧毁了周的那个小商标厂的全部设备。再加上这两年生意不好做,他干脆把自己的小厂卖掉,专门炒起了房子。周的这些亲戚在当地也都有自己的小工厂,手头都比较宽裕。
“现在温州各行各业都有加入这个行列的。”周云连说,大大小小的专业炒房户、企业主、开发商、政府官员等等,都加入了炒房大军。
“由于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和精力去外地考察,看楼盘,于是需要有个牵头的人。”周说。这个带头人看中当地某个楼盘,为了多组织一些购房者,以增加和开发商谈判的筹码,他会在村中作推介,感兴趣的邻居、亲戚、同行业的人都会纷纷委托他。
“其实炒来炒去,大多数还是自己人(温州人)炒自己人”。也就是说,“上海的房子大多数都是炒家之间在炒。”
而如今,在宏调政策密集空袭时刻,他们在彷徨中寻找出路。
“如果地方上能够真正落实中央的政策,炒客肯定会受到重创。”上海市发展研究中心一位专家也断然说道。
不过,周云连说,他们炒房并不全部依靠自己资金,而大部分是依靠银行贷款。“我们跟银行的关系非常好,一般只要购房者能出示自己的收入证明(温州很多企业主出示的是其营业执照和资产证明),开发商都能帮购房者从银行轻松贷出款来——不管买几套房子。”
按照现在的房地产市场模式,只要首付三分之一甚至更少的钱,就可以拥有一座完整的房产,那么温州人上千亿元的炒房资金,即使只有一半是通过贷款方式炒楼,那么它托起的就是一个规模达2000亿至2500亿元的房地产市场,加上跟进的炒作资本,银行实际在承担着大部分风险。
那么,一旦这个庞大的资金抽出来,上海楼市会有多大的震荡?
“你自己想象吧。”周再次捏灭烟头。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周云连为化名) (责任编辑:田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