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升值路突现风云，上周五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再度“破8”。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已进入看涨通道，下半年人民币升值进程可能会超过上半年。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人民币升值对缓解目前巨大的贸易顺差和紧缩经济不无裨益。

　　从人民币升值的历史来看，升值本身与宏观经济走势的相关度并不高。自去年7月升值以来，经常项目贸易顺差与外商直接投资依然呈持续增长的态势。今年5月份以来，我国贸易顺差更是创下单月130亿美元的历史高点。由此可见，教科书般的简单理论分析并不能适应中国的国情。要想得到对未来精确的预测，必先将人民币汇率升值过程中与宏观经济因素的互动关系进行详尽的剖析，藉此对未来的汇率可能的变动方向及其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作出正确的判断。

　　汇率作为单一的经济指标，必先将其植根于宏观经济之中，透过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将其变动进行传导，方能得出准确的政策效应认识。然而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尽相同，微观经济环境却往往差异甚大，因而同样的汇率变动政策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中所得结果可能出现偏差，甚至截然相反。

　　一般而言，汇率政策作用的微观传导途径主要有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大方面。

　　从生产者传导途径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主要是出口导向型，且贸易依存度相当高，长期以来不断增长的外商直接投资中“三来一补”贸易所占比例极高。在此情况下，对外出口的压力相当大。由于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贸易壁垒，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造成的压力无法通过提升价格的方式传递给国际买家，惟一的选择是自行消化。鉴于目前国内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降低工资来化解升值压力不失为企业的选择。于是，强力的出口欲望与可行的内部消化措施将名义汇率升值的压力消弭于无形。

　　其次，从消费者传导途径来看。虽然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一直在不断提升，但是内部消费的欲望却一直受到压制。2000年中国投资支出占GDP比重约为36%左右。2004年，该比重则高达44%以上。与此相反，国内居民的最终消费率则持续下降，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已经从2000年的61.1%下降至2004年的53%左右。两相比较，萎靡的消费与旺盛的生产共同催生了强烈的出口欲望。

　　另外，受制于教育、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国内消费需求在短期内将难有起色。相反，储蓄欲望必定十分强烈。在储蓄利率不断下调、小额账户收费制度不断完善之际，我国总体储蓄金额仍呈不断上升趋势。如此以“自保”为目的的储蓄并不如“投资”那样对利率敏感。再加上目前国有银行贷款集中于大型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对利率的敏感度同样很低，因而名义汇率上升带来的利率下调效应在微观主体那里受到阻滞。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央行提升存款准备金率等一系列货币政策紧缩措施仅仅改变了国有垄断商业银行的盈亏点。

　　在解释了人民币汇率升值效应传导途径之后，仍需结合未来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势才能对长期升值效应作出评估。未来我国经济政策更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而非数量，希望通过藏富于民来释放长期压制的消费潜力，进而推动整个经济结构向知识创新与自主前进方向发展。如此的政策目标反映到当前宏观经济政策上则可以用“紧缩的货币政策与扩张的财政政策”加以概括，扩张的财政政策应以改革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为先，而非基础设施投资。

　　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中长期人民币升值效应的准确传导可以寄望于更为灵敏的利率反应与更为强大的内部消费欲望，但这一点在短期内似乎仍难实现。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