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就业高峰不期而遇，而且要延续至“十一五”头两年。

　　“高校毕业生、城镇新增劳动力、农村转移劳动力、下岗职工、退役军人……种种因素使刚性的就业矛盾越来越突出，劳动力总量增加、产能过剩、贸易摩擦等因素，导致第三次就业高峰所形成的社会压力将远远大于前两次就业压力。”这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相关官员就此向全社会发出的最新警讯。

　　沉入底层社会细察，普通劳动者所面临的实际就业压力，比官方评估报告的估计要严重许多。以我们的观察，本次就业高峰所形成的压力，由城镇新增就业压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压力、城乡再就业压力、大学生就业压力等四股“压力”的叠加而成。与前两次就业压力分别主要集中在返城知青和国企下岗职工群体相比较，本次就业压力无论是预期的持续时段、“能量集聚”以及潜在的“破坏力”，都不是前两次压力所能相提并论的。全社会务必要有足够的警醒和应对预案。

　　回顾历史，应对千万知青大返城，政府统筹、条线与块块包干、直至里弄生产组都成为汲纳返城知青就业的去处。应对国企下岗潮，政府加市场、赎买加低保成为主导性手段。应对本次来势更汹涌的就业高峰，社会似乎还找不到应对的有效举措。我们注意到，自今年“两会”以来，各级各地都集中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就业的政策举措，但基于“市场”已大大稀释了行政权威，外加可供行政权力调配的能带动就业岗位增加的资源已十分有限，导致试图扩大就业的各项举措，大多数处于要么流于形式，要不缺乏可操作性，再就是刚性约束力不足抑或远水难解近渴。当然，也有少量应急的举措出台，譬如，应届大学毕业生到今年9月1日后还找不到工作，可到原户藉所在地登记失业吃低保。

　　对第三次就业压力的成因，须从历史的对比中厘清脉络。前二次就业压力的形成，罪魁祸首是计划经济的低效率和遭致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十年动乱”。而本次就业压力是在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生成的。从改革与开放的角度究其成因，则集中反映为两个不协调：一是市场开放与市场规制建设不协调；再是经改、社改与政改之间不协调，其成因的复杂性、关联性非前二次可比。因而，任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急就章，无从真正释放压力，反倒会“按下葫芦又起瓢”，从而进一步固(激)化矛盾。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劳动力是物化的资本，是社会财富活的源泉。以马克思学说结合中国现状，人们尤要思考的是，劳动力为何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前提下反倒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最大负担？回答这个问题，纠缠于上世纪中叶之后一度错误的人口政策已毫无意义，人们首先不得不面对的严峻现实在于产能过剩!

　　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发展远远未达到消费饱和的程度，按联合国“每人每天一美元”的标准，中国至少还有2亿以上的人口没有解决温饱。由此作经济学的逻辑推理，非消费饱和条件下的产能过剩一定与多数社会成员的消费能力不足有关。

　　现实的确如此。一方面，占人口少数的有钱人不可能过饱和消费；另一方面，最渴望扩大消费的多数社会成员因缺钱而无能力消费，再就是被看病、教育、住房等“新三座大山”压的气喘吁吁而不敢轻易消费。可见，全社会内需不足缘自多数人缺乏消费能力，由此导致经济发展型产能过剩，并最终反映为就业岗位严重不足……

　　事实上，问题的症结所在有识之士皆心知肚明。在技术层面，政府为扩大内需几乎已绞尽脑汁，却每每面临收效甚微的尴尬。说一千道一万，关键一条在于政改和社改的滞后引发了体制性的分配失公、贫富失衡，以及社保严重不足。举个例子，社保不足，缘自建设财政未能适时向公共财政转型，这就涉及到政府职能转型----一个典型的政改问题……

　　返回主题，为释放本次就业压力，可供操作的急就章该用还得用，但基于就业高峰的阶段性和压力的过程性，打开内需这把“锈锁”才是化解矛盾、避免社会失控的治本之道。而治本的前提条件，又首先取决于能不能尽快补齐改革的“短板”。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