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如某些“阴谋论”者所说的那样，美国政府正授意其直接或间接掌控的诸多投机集团疯狂地抬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打压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那么中国自然首当其冲。这是不是意味着，今天我们正在经历和上演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战争？

　　金价！铜价！铝价！油价！……国际商品市场上突如其来并近乎疯狂的繁荣景象让人目瞪口呆。高价时代俨然已经降临。理性的投资者都明白，即使供求基本面当中存在相当强大的需求因素，国际大宗商品和金融资产的价格也不会上涨如此之高，何况美联储刚刚进行了自2004年以来的第16次升息。

　　如果不是基本面决定的价格上涨，那么必然有偏离基本面的诱因。国际投机资本疯狂入市做多，即使不是全部，也可以认定是部分地炒高了大宗商品的价格，并且趋势仍在持续。青萍之末骤起飓风，至于影响多大、何时终结，我们相信很多人都存有疑虑，形势有些扑朔迷离。

　　直观地看，这是投机资本与美联储之间的博弈。投机集团清楚，在局部国际形势动荡并经某些集团人为放大的情况下，因为人们对未来局势存在不稳定预期，入市做多将获得巨大投机收益。而且，与美联储升息仅25个基点相比，收益显然大大超过成本。考虑到升息将会抑制美国经济增长，美联储并不会无度地升息。仅从这一情况判断，笔者以为，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上扬态势将会持续相当长时间。不过或许这并非故事的全部。

　　谁是下一只“替罪羊”？

　　不要就此认为，投机资本集团与美国当局一定处于绝对对立的状态。日前花旗集团在一份报告中称，投机基金加大在商品市场上的投机力量是近来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在国际投机基金不断入市做多的同时，一些大型国际金融机构不断上调资源类商品价格的预期。但问题在于，谁也说不清楚国际市场上的投机资本来自何方，规模有多大，投向了哪些具体行业或者产品。还有，最重要的在于，是谁在掌控着这些投机资本？政府？机构？还是个人？

　　人们对于投机资本集团的认识大多是模糊的，其运作的方式往往带有“不可言说”的意味。对其来源，人们的认知主要停留在推测的水平上。在投机资本有迹可寻的五大来源中，国内短期资金外溢、跨国公司暂时闲置或过剩的流动资金、国际银行的外汇和信贷业务资金以及各种专项投资基金固然令人望之兴叹、徒呼奈何，而往往为人们所忽略的各国国际储备资产的所谓“保值性运用”一旦浮出水面，也许会更让人触目惊心。

　　一个不太确切的情景模拟是，以美元为承载形式的庞大外汇储备经过美林这样的大集团“斗转星移”一番，如泥牛入海般进入浩淼的资金大洋。投机集团得到的是源源不断的风险资本供应，而储备国得到的是不到5％的美国国库券回报率和更为动荡的国际金融秩序。长此以往，巨额利润被投机集团从各国抢走，所使用的“枪炮弹药”竟有相当部分是储备国自己提供，留下一个风雨飘摇的全球金融环境。此之谓国际视野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对投机资本来自何方的蠡测已然令我们沮丧，而对它们去向何处的拷问更让人迷惘。我们曾经看到了一个个繁荣神话的破产、破灭。美国新经济泡沫和网络经济神话已为明日黄花，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泡沫正在被大量挤出。当繁荣成为神话的时候，这既意味着巨大的投资和投机机会的临幸，也意味着大灾难的驾临。

　　今天，当神话再一次降临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的时候，繁荣还能继续上演，神话还能维持吗？如同我们在亚洲金融危机当中看到的，当产业和商品投机不再有利可图的时候，投机一国货币就成为获利的最好机会。那么，谁将成为下一个“替罪羊”？

　　人们常常忽视了国际投机资本的力量。或许出于刻意，或许国际投机集团当中有太多太多不为世人所知、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据IMF对国际游资的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短期资本为3万亿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GDP的20%。当前，国际市场上仅对冲基金就有8000多只，约持有1万亿美元的资产。国际投机资本的势力非常大，以致他们足以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的走势。这样庞大的投机资本，足以制造一场金融危机，也足以发动一场金融战争。

　　如果真如某些“阴谋论”者所说的那样，美国政府正授意其直接或间接掌控的诸多投机集团疯狂地抬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打压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那么中国自然首当其冲。这是不是意味着，今天我们正在经历和上演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战争？

　　坦率地说，我们对形势并不清楚，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中国正在遭受攻击。但我们现在看到的——以及即将要看到的是，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将让中国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作为世界市场的重要买家，中国进口铁矿石海运贸易量约占世界铁矿石海运贸易量的40%，石油进口量也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对国际大宗商品的强劲需求，复加以不相称的羸弱的价格谈判和规则制定权力，正在把中国变成一个在国际市场上任人宰割的需求者。“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将因此而受制于人。

　　强权与关键弱权的游戏

　　对强权（power）的逻辑和作派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不管是所谓“一枝独秀”的霸权稳定结构还是所谓“一超多强”的后霸权稳定结构，真正处于核心的强权只有一个。它可以指鹿为马，可以力排众议，甚至不惮于“冒天下之大不韪”。

　　它是既有“公共秩序”的主要缔造者和维护者，在本秩序所及领域中具有无可比拟的占优权力，在既有秩序中存在“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s）——维持这个秩序，它能够从该秩序增加的产出中获取相当大的份额，而破坏该秩序，则会因之严重受损。

　　而关键弱权（key poor）指无力全面挑战强权的权威，但又与全然无足轻重的权力体不同的游戏参与者，它对既有秩序可以选择不合作的态度，并且这种不合作会严重损及强权的“共容利益”。虽然关键弱权从绝对实力上比不上强权，但可以给予强权确定的秩序以严重打击，并且这个打击的后果超出强权可以忍受的预期损失上限。

　　强权与关键弱权的游戏在天下主义的中国历史剧场中曾一再上演，最有显赫声名的莫过于“和亲”。为了解除新崛起的薛延陀的威胁，唐太宗就选择了和亲羁縻的方式。这种方式的效果尽管比不上武力歼灭那般彻底，但鉴于难以忍受的歼灭成本，和亲羁縻更为妥当。送去和亲的公主，不仅是一份安全的保证，同时还是划分利益阵营的一张身份证。接受了薛延陀的“请婚”，至少算从表面上将薛延陀纳入了秩序的“共容利益”共同体之中，同时还对薛延陀潜在的破坏既有秩序的冲动构成有效的制约。再者，和亲公主的景况也成为唐王朝判断二者关系的一个风向标，据此唐朝可以较为迅速地调整自己对待薛延陀的政策。

　　千年以降，舞台由中国铺向世界，不特中央之国的角色易位，“和亲”的“标的”也发生了微妙变化。“人质”不再是公主，而是外汇储备这样的战略性担保品。承认美元在储备币种中的主体地位，意味着对现有秩序的实质认同，稳定增长的外汇储备等同于累世婚姻的政治保证。美国固然可用币值相挟，中国也不妨以减持美元外汇储备来讨价还价，或许可望达成金融恐怖与金融亲善兼有的平衡状态。美国江湖大佬常常使用的口头禅“If you can not lick him, join him” （“你搞不过他，就和他合伙”）能否在国际关系上有所反映？

　　事态显然不那么简单，游戏的主要参与方甚至缺乏基本的默契。美国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以一己之私维持低利率政策，发行了过多的美元货币，全球流动性出于泛滥状态。2002年以来，全球货币增长率每年都高于10%，甚至达到25%，而同期全球GDP的年增长率仅仅维持在2%~5%，并且这一差距还在扩大。从1998年以来，美国M2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名义GDP的增长速度。美元的超额供给通过双赤字导致了全球货币的过量增长，成为国际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暴涨的始作俑者，也成为国际投机资本据此炒作的根源。国际市场上的虚假繁荣皆肇因于此。

　　真正危险的问题还在于，美国已经进行了第16次升息，高利率时代已经到来。而现实证明，一旦美国国内货币政策从低利率转向高利率，新兴市场就极易爆发货币金融危机。

　　危机爆发之后，大量的资本回流到美国市场，美元仍然能够维持世界货币的地位。美元的地位是依靠大量的金融衍生工具和发展中国家不断爆发金融危机为其分散风险为代价的。当投机集团数着花花绿绿的票子的时候，在世界的某个角落，一群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正在因为数十年的发展成果毁于一旦而哭泣，甚至可能是欲哭无泪。

　　国际货币体系期待重生

　　造成国际投机资本在全球各大市场疯狂炒作以及全球流动性泛滥的根源，在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失序。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处于无体系状态。英国经济学家伯德认为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种由人为设计和经过专门的补充、修改组成的拼凑之作。

　　1978年的“牙买加协议”生效以后，国际货币体系开始进入所谓的牙买加体系时期。这个体系是相当松散的，负责制定和维护国际货币秩序和协调国际货币关系的IMF，并没有对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的防范和援助起到应有的作用。而美国在独享铸币税的同时，又不肯承担起维护和协调国际货币秩序的责任。国际货币领域内收益与风险的严重不对称，国际金融系统性风险不断增强，国际货币体系脆弱性不断加大。据此，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称牙买加体系为国际货币无体系。

　　谁来改变这一残酷的现实？谁又能改变这一残酷的现实？没有。除非出现美元危机，让美国人自己去改变。

　　蒙代尔也曾经说过：“贯穿货币发展史的一个主题就是处于金融权力顶峰的国家总是拒绝国际货币改革，因为这会降低它自身的垄断力量”。当垄断的收益远远大于其成本的时候，改变可能会发生吗？要想达到蒙代尔所说的形成全球金融稳定性三岛：美元、欧元、亚元三足鼎立，谈何容易。这难道意味着世界还将继续这一失衡的国际货币体系，某些发展中国家还将不断地付出更多的眼泪吗？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