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环球论坛

　　讨论时间：2006年6月1日

　　讨论嘉宾：

　　李长久：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陶 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周世俭：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

　　本次讨论由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刘江永教授主持。

　　●作为后来者，中国企业不得不在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政治经济局势不太稳定的国家和地区投资，走出去的风险也随之而来

　　●企业要自律，除了遵纪守法、保证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外，还要通过为东道国培养人才、扩大就业、为公益事业和环境保护做贡献等，在当地树立诚信品牌的形象

　　●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单单是一个经济问题，它还包含政治、人文、安全等问题

　　不走出去，就会干吃亏

　　李长久：中国企业走出去，主要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或进行跨国并购。中国企业走出去起步比较晚，现在的规模跟我国的经济和贸易地位相比差距还是很大。我们的GDP占世界第4位，贸易额占世界第3位，但对外投资额所占比例非常小。2005年，全球直接投资8970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69.2亿美元，约占0.8%。截至2005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刚超过517亿美元，约占中国实际使用外资的8%。这说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潜力巨大。

　　陶坚：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有利因素确实在增多。从外部环境讲，这一轮全球产业转移浪潮预示着全球经济将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生产要素的重组，其中蕴涵着很大的机遇。现在中资企业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欢迎，不但周边地区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欢迎中国投资，连英国、德国、意大利这样的发达国家也开始加大力度吸引中资。

　　从企业角度讲，我国企业在国内市场与大量涌入的外资企业进行了激烈竞争，经受了考验，增强了能力与自信心。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中国企业在从弱到强的发展中，一开始信心明显不足。

　　但是，从国际政治经济的大环境来讲，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形势不容乐观。当前的国际市场已被西方跨国公司主导，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已占全球直接投资的90%。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想要突出重围与西方跨国公司一较高下，是很困难的。正因为西方企业凭借先发优势占据了世界上投资环境最好的地区，再加上西方国家仍在相当程度上主导着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国企业不得不在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政治经济局势不太稳定的国家和地区投资，走出去的风险也随之而来。到政治风险比较大的国家和地区去投资，很多时候是不得已之举。中国工程技术人员遭恐怖袭击，也多发生在亚非等政局不稳的地区。其实，即便是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中国企业也会遭遇之前想象不到的政治障碍，中海油竞购优尼科失败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作为后来者，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面对的风险是巨大的。但是，即便如此，中国企业也只有走出去，才能谋求更大发展。

　　周世俭：关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必要性，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最近大家很关心铁矿石价格谈判。我国去年进口了2.75亿吨铁矿石，今年可能达到3亿吨。中国现在对铁矿石的依存度达到了70%。沿海钢铁厂都用澳大利亚、巴西、印度的铁矿石，因为它们的富矿较多。在这种情况下，去年澳、巴、印三大铁矿石巨头在与日本商量好的情况下，联合提价71.5％让中国吞下这枚苦果，今年可能还要提价19%。

　　这些铁矿石巨头联合提价主要是因为存在巨大的利益。在澳大利亚24家铁矿石公司中，8家公司有日本人作为重要股东，其余16家也有日资至少10%的参股。铁矿石涨价，日本钢铁企业要多付采购费用，但又可以从铁矿石价格的暴涨中获得更多的投资回报来抵消损失。但对中国而言，形势就比较不利，涨多少就得掏多少钱。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企业必须走出去，否则只会干吃亏。巴西、澳大利亚是很欢迎我国企业直接去那里投资铁矿石的。

　　会有哪些风险和安全问题

　　李长久：跨国并购是市场行为，但它除了受到各国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影响，还受很多政治因素的制约。美国是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但对外资流向和外资企业并购，它都有严格的界定和限制，并设有专门的外国投资委员会，管理外企并购美国企业。所以，在去年中海油竞购优尼科的关键时刻，由于美国国会的反对，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态度暧昧，优尼科公司又不敢有所动作，中海油只好被迫放弃竞购。今年3月，一家迪拜公司收购美国港口案也在美国国内掀起轩然大波。这些都是实例，说明去美国这样的国家投资和并购的风险很大。

　　我们还要汲取日本在这方面的教训。上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全球出击，特别是掀起“购买美国”的狂热。但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企业负债累累，被迫全线撤退。中国企业现在规模还小，要吸取教训来尽量避免在走出去战略中的损失。

　　周世俭：资本输出是带有风险的。无论我们出去时是并购还是设厂，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可行性报告，并听取我们使领馆的意见。违背了这两条，十有八九要失败。

　　我举1个例子。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大批量购进美国的木材。后来有个华侨给我们国内的一家公司出了个主意，说美国的森林是可以买的，把森林买下来然后派工人去砍，这样就便宜得多。那家公司果然听从了这个建议，尽管我们使馆当时反对这个计划，那家公司还是坚持己见买下了一大批森林。结果，后来美国工会出面说，根据美国《劳工法》，要砍树必须要雇用美国的工人。这就要花大量的钱，很划不来。后来这项投资颗粒无收。

　　这个失败的案例说明，在投资前一定要做可行性研究。要到发达国家设厂，只能带厂长、车间主任和工程师，其他人都不能进去。有人说可以雇用当地廉价劳动力，那要弄清楚人家让不让你用廉价雇用劳动力。在发展中国家可以，例如在非洲，当地政府也很欢迎，但在发达国家就不行。

　　陶坚：我认为风险防范有两个涉及“人”的方面。

　　一是我国的国际化人才缺乏。国际化人才就是那些对国际商业规则、人文环境、法律法规有着比较全面了解并能加以运用的人才。像刚才周老师提到的那家公司在美国买森林的例子，其实相关法律在美国早就存在，只是由于我们不知道才导致了投资失败。所以，如果没有这样的国际化人才，就不可能利用所在国的法律及国际通行的规则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二是境外人员的安保工作。发展是硬道理，安全是大前提。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方面既然是后来者，就应认真借鉴外国公司的安保经验。比如，日本的松下电器和丰田汽车公司的跨国经营规模大，都设立了负责海外员工安全的部门。员工到海外出差，在拿到飞机票的同时，还有一张安全须知，包括了在目标国的一些安全注意事项。中石油集团根据自身海外业务的实际需要，吸取别人的经验，也建立了自己的海外健康、安全、环保管理和运行体系（简称HSE）。

　　如何应对风险

　　周世俭：首先，要有一个可行性报告，并交给当地的使领馆。使领馆对所在国的国情有充分了解，其经商处更是专门为国内经济、贸易等活动服务。我们的企业可以把可行性报告寄到相关使领馆，并当面听取专家的意见。

　　其次，走出去的企业一定要有一位有海外工作背景的管理人员，因为在国内经商和在国外经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除此之外，还要雇用可靠的当地华侨。需要指出的是，雇用当地的律师非常重要，我们的可行性报告也是要让他们看的。而且，一些国家如美国的法庭，只认在本国注册的律师。同时，要建立一支懂管理、懂技术、懂外语、熟悉外国法律和制度的团队。

　　最后，要熟悉所在地的经济制度、社会治安情况，并尊重当地风土人情和民族习惯。在穆斯林国家，我们一定要严格遵守民族习惯，特别是在吃肉、喝酒、送礼等问题上。另外，还要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例如，在一些穆斯林国家，要处理好与当地长老和军阀的关系。

　　总之，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单单是一个经济问题，它还包含政治、人文、安全等问题。国家也要推行经济外交，有力有效地保障我国海外企业的利益和人员安全。

　　陶坚：企业应对海外风险，可从以下三点入手：自助、互助和公助。

　　首先是自助。最重要的是知己知彼。走出去的企业要在技术、管理、资金、市场等某一方面拥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同时，对东道国的政治稳定性、法律、税收政策和文化习惯等做周密考察和风险评估。

　　自助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企业自律，要在当地树立诚信品牌的形象。除了遵纪守法、保证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外，很多跨国公司都通过为东道国培养人才、扩大就业、为公益事业和环境保护做贡献等，在当地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中国企业也有不少成功的经验，例如在苏丹经营的中国石油企业为当地修路、盖学校和医院等，给当地民众留下很好的印象。

　　其次是互助。在我国，日商、韩商等都形成了一定的区域分布和企业集群，有利于发挥群聚效应，相互协作，合理配置产业生产链，提高竞争力和企业存续率。我国企业走出去已有10年，应该开始向中资企业集群这一方向努力了。大企业之间可实行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共享资源和信息，降低风险。

　　最后是公助。我国各级政府在融资政策、财政支持、税收优惠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企业若不好好利用是非常可惜的。从商务部到一些地方的经贸部门，在为企业走出去服务方面都很有特色和成效，例如江苏、山东、浙江等省都建立了境外投资服务体系，为本省企业拓宽对外经济合作的渠道，这些可靠的官方渠道也要充分利用。

　　在海外，我驻外使领馆、境外中资企业商会等的一线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还有就是中介组织和行业组织要加强信息服务和投资促进，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更有针对性、更具体的帮助。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在海外设立了77个办事处，为日本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提供详细周到的信息和咨询服务，效果显著，其经验值得借鉴和学习。▲ （本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责任编辑：魏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