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米远征

　　本报记者 彭朋 上海报道

　　“人力资源成本上升太快，以及华东地区土地的稀缺使日本企业有很大的被淘汰出局的压力。”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上海代表处官员美浓亮6月21日对本报记者表示。

　　在上海及周边地区有1万多家日资企业，其中2000家为中小企业，他们普遍担心，随着中国土地政策的严控，政府会以经济贡献不足为由将他们置换出去甚至淘汰出局。这种政策的变动也被视为商务成本的重要构成因素。

　　虽然面临商务成本上升压力的不仅仅是日资企业，但是日资似乎反应更为强烈，日本《呼声》月刊6月号甚至以《不可低估中国风险》为题表达了日资企业的担忧。引人关注的是，文章的作者是在中国生活了14年、在上海任职5年的原日本驻上海总领馆总领事杉本信行。他认为，在劳动力、土地成本上升因素以外，政策的突变也使日企对上海及周边地区的投资风险增加。

　　统计数字也表明，日本对中国的投资“在绝对数量增加的同时，增幅和所占比重都逐步下降了”。这是否意味着日资企业在中国上海以及长三角地区投资的“蜜月期”将要结束？

　　小企业遇到了大规划

　　林崎信久是10年前落户在南京市江宁区远郊的一家轻工制品公司的董事长，该公司通过进口原料，生产庆典包装用纸材，产品全部用于出口。“所在的淳化镇工业园区当时是一片庄稼地，土地租用价格非常便宜，我们也有完备的落户手续。但在2004年时，我们接到了要求马上搬走的通知。”

　　据了解，当时国内知名的汽车零部件企业马自达要在南京设厂，江苏省有关部门决定将位于江宁区的淳化镇级工业园“升格”为省级工业园，并且专营汽车零部件相关产业。

　　“最初镇政府没有提及补偿细节，我们于是向上海总领事馆求助，经过领事和日企援助中心与淳化镇交涉后，后者答应由工业园赔偿一万元。” 林崎信久表示，补偿的实际数字最后只有2000元，但镇政府答应帮助他另行选址。“最后在淳化镇的周边选择了一个地点，可是不知什么原因，那里总是发生车祸，我们感觉太不吉利了，毕竟我们是做喜庆事业的。”据悉，这场搬迁纠纷持续了半年时间，林崎信久目前已经离开南京。

　　在上海的日本进出口企业援助中心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当地市政规划发生变动而让日企搬迁的先例，主要发生在中小企业身上，但产生的负面影响却比较大，企业会觉得中国的政策容易“游移”而降低投资信心。

　　而实际上，在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下，各级政府开始严格限制各种开发区胡乱批地，而随着东南沿海“五减三免”等土地优惠政策的陆续到期，这些地方引资手段中最大的“诱饵”已经不在，“对于外资企业来说，就似乎认为中国的政策发生了变化。”上海市经委的一位官员分析说。

　　拐点出现在2005年。据设在上海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经济信息部介绍，开始于2000年的日本对华投资第三次热潮，在2003年达到增长最高点，对华投资比重占日本对外投资的12.8%，仅次于对美国的投资水平，当时在日本对全亚洲投资同比呈负增长的情况下，对华投资增幅达到40%，占亚洲投资总量的80%。但是，日本对中国投资的增长情况在2005年发生了某些“拐点迹象”，“在绝对数量增加的同时，增幅和所占比重都逐步下降了。” 经济信息部的统计资料显示。

　　“由于目前日本对华投资的比重已经超过10%，引起日本国内部分人士的担忧。而担忧的依据就是中国在政策、税收等方面变动频繁，这透露出一定的投资风险性。”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宏观经济课长刘元森告诉记者。

　　据了解，针对这个政策风险性，日本有关学者、团体在第三次投资热潮出现之际，提出了“中国PLUS ONE”(中国加1)设计，希望在中国以外的越南、柬埔寨等地，再找到一个“加工和组装基地”，以此来控制在华投资过高的状况，这个想法得到了很多日本企业的积极响应。

　　上海人力成本 10年上涨50%？

　　“如果说上海及周边的投资环境不利的话，我想最实际的不利还是上海的人力成本增长太过迅速。”美浓亮认为。日本方面的统计数字认为，从1995年到2005年，人力综合成本增加了25%-30%，个别区域甚至高达50%。“这样快的增长率显然超过了企业的利润增长速度。”

　　“人力成本非常高，但高层次的管理人才又非常难得；而上海对外来人才的落户条件显得过于苛刻，使一些中层人才不断地流失。”曾在虹桥国际贸易中心负责为伊藤忠贸易中国有限公司招商的孙雯这样说。

　　杉本信行也认为，当初外国企业看到的中国的魅力首先是劳动力成本。在长江三角洲，能够得到比日本和德国人力成本低20%-30%的低廉劳动力，能够比较简单地募集到日本没有的高资质、勤劳的工人，这一带集中了40多所大学，能够以低工资雇用到软件开发技术人员等。

　　但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在两年前做的问卷调查显示，人力成本已经成为上海周边的不利因素。这份《日企在中国的投资环境满意度》的调查，面向长三角、珠三角、渤海湾、中部、西部五大区域的5354家日本企业发出问卷，其结果表明，在人力成本、生活环境两项的满意度评价上，长三角明显落后于环渤海；法制、优惠政策、政府效率等八个项目则领先于其他区域。

　　对此，上海市对外经贸委研究室人士表示，上海工资高、人力成本高是一个现实，但是否合理也要看城市的综合情况；上海毕竟提供了很优越的硬件条件，商务设施世界一流。“但是，对外商在人力成本方面的抱怨，我们会关注；努力降低上海的商务成本是将来的一个方向。”他还透露，目前上海人事局对引进人才的标准可以采取个性化处理，企业可以与人事局协商，破格引进急需的人才，“不是一点没有通融的余地，而且引进人才的发展趋势就是不断地使标准松动。”

　　2000家中小型日企担心出局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有关人士介绍，中国国土资源部在2004年底整改开发区违法用地的行动，使一些土地使用权获得不规范的企业受到冲击，“也引起一些投资强度较低的中小企业担心，将来政府会以经济贡献不足为理由，责令其置换出所占土地。” 美浓亮说。

　　据介绍，日本对华投资的第三次热潮明显倾向于上海周边区域，目前全国两万家日企中有一半在该区域，在上海的中小型日企有2000家左右。现在对这些中小日企来说，长三角的土地获取成本较低、工厂建设成本低、建设周期短的优势已经成为过去。

　　具有日资背景的上海通维投资公司执行董事周正富告诉记者，现在在上海外围的昆山要拿到一亩工业用地基本下不来80万元，而5年前的行情只有现在的五分之一。“制造业肯定承受不了地价上升。”周正富说，工业土地的控制使产业升级在不知不觉中进行。

　　刘元森介绍，由于土地成本因素，集聚在江苏的日资制造企业已经开始减少，而投资上海的服务企业并没减少，“这就是日本对华投资增幅在2005年下降的直接原因。”

　　上海市外经贸委研究室人士表示，日本中小企业的担心没有必要。因为，企业税收贡献并不是让外企留下或离开的决定因素，主要看它生产什么产品，属于先进产业的、没有环保危害的，就有留下的资格。“即使属于应淘汰产业，或是由于占地面积与产出效益严重失衡，而需要进行土地置换的，政府也要与企业协商，并补偿。所有的这些置换都是有法律依据的。”

　　上海市经委有关官员表示，目前引进外资的产业导向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国家统一的产业导向，还有就是地方的。上海有《上海产业导向布局指南》、《先进制造业的技术指南》、《上海外商企业的投资目录》。“这个导向目录都有，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因为现在一般的外资技术都还是比较先进的，工艺也是比较好的，对这些企业我们都是欢迎的。”

(责任编辑：魏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