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杂志《时代》周刊最近做了一个报道，颇能帮助我们理解福利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该报道描述了两个清洁工的命运及背后的制度，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直观的例证。

　　一个清洁工叫克雷格·琼斯(Craig　Jones)，在辛辛那提工作，职务是清除垃圾，这在清洁工中也是最脏最累的活儿。他每晚工作4个小时，一周工作5天，时薪6.5美元，一个月500多美元。他租最便宜的房子，每月租金215美元，再扣除电话费和水电费，剩下的钱够吃饭就不错了。

　　另一个清洁工在匹兹堡，名叫罗比·格瑞(Robyn　Gray)。她负责一个会议中心的卫生，工作环境干净得多，每周工作40个小时，一小时12.52美元，年收入26000美元。同时，她享受健康保险、三周的年假和三天的个人假期。罗比和她收入类似的丈夫，不仅买了房子，还把两个女儿都送进了大学。

　　两个清洁工的命运为什么如此不同呢？因为克雷格背后没有工会，而罗比则是工会会员。在匹兹堡，强大的清洁工工会集体和雇主讨价还价，要求“生存工资”，其哲学是任何干全职工作的人都应该有能力养家糊口。结果，罗比的时薪比克雷格高一倍，再加上各种福利，其真实收入更高。

　　某些“主流经济学家”看到这样的情况肯定会出来叫喊:高薪伤害经济！那让我们看看高薪是如何伤害经济的吧。在罗比生活的匹兹堡，清洁工聚居区的住房拥有率和高中毕业率在最近20年稳定上升。到2005年为止，这个穷区57％的家庭自己购买了住房。扣除通货膨胀，在过去3年，匹兹堡的中等家庭年收入从39643美元上升到40699美元。

　　再看看克雷格居住的辛辛那提，几年前的骚乱震动了世界，相信中国的电视观众还记忆犹新，犯罪率奇高，毒品贩子遍地，乃至像克雷格这样一文不名也会遭抢劫。人均收入仅有9759美元。

　　老实说，人均9759美元的年收入并不值得抱怨，我们家曾在这样的水平上生活过，虽然艰苦，但过得很幸福，孩子也教育得很好，这样的贫困不是犯罪的理由。但像克雷格这样的人，一年收入也就6000多美元，如果两个这样收入的家长养一个孩子，人均也就4000美元。他们面临的根本不是先富后富的问题，而是根本富不起来。当一个人在现有的游戏规则下根本没有前途时，他凭什么要尊重这样的游戏规则呢？

　　而罗比和她丈夫的收入加起来，5万美元左右，接近美国的平均家庭收入。结果是孩子都上了大学，下一代不会当清洁工，两代之间完成了产业提升。

　　再看看这种高工资对企业的影响。在辛辛那提，清洁工年周转率是300％，大家干几天就走。而在匹兹堡，清洁工的年度周转率仅30％，大部分人愿意留在任上。结果，清洁公司用于招聘和培训工人的钱就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宏观经济效益。匹斯堡的清洁工区基本上是一个中产阶级社区，孩子能读完高中，很多上了大学，治安好，需要的警察就少，进监狱的也少。要知道，美国一个低级警官的收入至少也得四五万，高级警官常常挣到十万上下。监狱里维持一个犯人，年消耗也要两万多。而辛辛那提克雷格住的区，过半黑人没有全职工作，许多人进了监狱。那年骚乱，暴民与警察对打，警方不得不要求增援，还谈什么经济效率。

　　我从来不怀疑，“主流经济学家”总会计算出许多数据，证明最低工资的法律要求对经济有害。但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大多是有最低工资的法律条款的。那里的老百姓不唯经济学家是听，觉得自己日常的生活经验更靠得住。经济学家定义的效率，往往过于狭隘，只局限于就业率等几个最常规的数据。他们很少考虑犯罪、辍学率、毒品乃至公开的骚乱对社会的消耗。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我并不认同用最低工资等行政命令手段来解决贫困问题。但职工组成工会，集体和雇主讨价还价，是保障他们权利的有效手段。而政府的职责，是提供这样一个人人都能维护自己权利的竞争秩序，使每个人都觉得为了自己的利益应该维护现有的游戏规则。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