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网上出现一篇贬损农民的帖子，我以为本不值得重视。匿名作者似乎也不把自己的话当真，因为他讲自己“就喜欢语出惊人”。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予理睬也就罢了，但偏偏人们又不依不饶，要理论一番，于是这个话题就热了起来。

　　贬损农民的那些说法可以归结为三类，一是说农民的生活习惯不好，如不卫生之类；二是说农民的心态不大健康，如自卑、猥琐等；三是说农民道德水平低下，如势利、自私等。在我看来，这些情形并非农民的本质特征；在一定条件下，城市人也可以有这些特征。

　　长期来看，生活习惯与人的收入水平有关。记得在改革开放前，上海人的一些生活习惯也为人所诟病。居民们住房面积小，房子里没有卫生间，所以一大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提着马桶出门，要在大街上清洗马桶。想来居民们也很无奈，卫生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现在一些农村地区经济发达了，农民的住房很宽敞，卫生习惯也变化了。城里人如果走到沿海一些地方，对那里的农民生活也是羡慕不已。

　　至于农民的心态，也很难说比城里人更不健康。诚然，由于大部分农民的生活水平低，不得不为谋生接受一些屈辱的工作条件，这多少对他们的心态有影响。进城务工农民看起来多少有点目光惶恐，显得不那么自信。在城里某些城管队员的威风之下，农民要显得自信阳光也的确很难。现在情况有了变化，“收容条例”被取消了，农民的人身安全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农民的心态就有了好转。前两年“零点调查公司”有个调查结论，说进城务工农民的幸福感要超过城市居民。我曾经在农村“插队”，记得农民们性格都比较阳光，有的农民还十分幽默，让我自叹弗如。当然，如果农民真正和城市人密切接触，那他们的“幸福感”可能不会那么强烈。但我们想一想，假如一个中国城市居民在十几年前去了美国，其心理落差也是很大的。所以，心理优势的获得是由综合因素决定的，不见得农民就一定有心理劣势，并生出变态心理来。

　　说到道德修养，我看城市居民和农民不会有明显差异；如果一定要分出高下，我看农民的道德水准说不定要略胜一筹。道理很简单。在农村社会，尤其是相对落后的农村社会，人们之间关系的调整主要依靠道德；而城市社会道德对人际关系的调整作用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法律的作用可能更为重要。中国农村“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曾是普遍现象，这些年的情况变得不那么好了，这也不是农民的品行变坏了，而是农民在进入商业社会后，道德的约束作用就不那么有效了。记得朋友讲过一件事情，说看见一个外国白人在某著名大学校园里随地小便，我想在他的国家，他大概是不会那样做的。他进入了一个“陌生人社会”，道德的约束力就立马下降，这与他是不是农民无关。道德这个东西越是在熟人社会，才越有约束力。

　　说了上面这些话，当然不是说不同的社会集团在道德修养和文明程度上没有差异，只是我不赞成人们过于强调市民和农民的这种差异。所谓文明的确是一系列规则，其功利意义在于约束人们的行为，使人际之间的交易成本尽可能降低，以增进人的福利。人们越是交往频繁，交易的技术越是发达，人们的交易规则也就越成熟，人们也就越倾向于约束内心世界的邪恶的东西，文明的外观也就越突出。可以认定，文明取向是人类的共性。我国目前道德建设的突出问题是传统社会道德规则的约束力在下降，而法制社会的规则还没有完全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不同社会群体的文明程度也不会相差到哪里去。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批评，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党国英（北京学者）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