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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昊（成都实效咨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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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任何群体都是城市繁荣链条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我们眼里，中低收入者群体不是城市的落后份子，而是城市得以繁华最基本的造血细胞。 中低收入者居住方案的提供，不是对弱势群体的福利和照顾，而是正视和借助他们的力量，使得城市变得更加美好和谐的方式。
第一部分/研究方法介绍——平台论
一、 实效独创研究工具——平台论：
（一）、平台论定义：
“平台论”是实效顾问站在城市社会角度，对数以千计的购房行为动机调查分析后，形成的房地产业产品新定义。购房者需要的并不是房子，而是以建筑为外壳的城市生活中一个呈网状交织的平台，兼有软件和硬件的寄居空间。
一个供人寄居的城市平台，包括了工作、交际、交流、学习、休闲、娱乐、休憩、繁殖、情感补充等内容。这个平台装下他们的精神，并在群体间形成精神生活的循环体系；这个平台，可以让他们交易交流，贸易赚钱，获得生活的物质保障；这个平台，可以让他们有一个修整身心的安全外壳，除了睡觉吃饭，还可以养儿育女，繁殖后代。
（二） 、城市平台的空间分类：
不同城市群体的平台空间内在各不相同，但任何群体的城市平台，都有三个组成空间：
建筑空间：
建筑空间是供人容身城市的物质基础，根据用途不同，可以分为吃饭穿衣上厕所等的居住建筑，工作聚会交流购物等的商业建筑，行走、健身等的配套建筑，学习参观等的文化建筑。
群体的社会角色不同，建筑空间也呈现不同；如同为居住建筑，在中产就是享受性，在平民就是紧凑性，亲富人的城市道路体系以车行为导向，济穷的城市道路体系以人行为导向。
环境空间：
指不同群落聚居区的“社会环境”，在发展期的中国城市，环境空间以“商业”为外壳。在目前阶段考察群落的“社会环境”，就是看其区域商业链条的利益倾向和话语态度。
群落空间：
指每一个群落聚居区内居民之间，岁月磨砺后自然形成的群体行为准则。它对外是每个群落的气质标签，对内是对个体行为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范限制。
群落空间组成部分是区域居民的价值观、交友观、行为观等，外部表现为邻里关系、生活模式等。
二、 中低收入者居住方案的研究方法和内容：
（一）、研究方法：城市社会学
以平台论为工具，从城市群落生态平衡角度，确定中低收入者的城市价值。根据价值链条，从城市群落食物链条角度，寻找到自主循环的最佳解决方案。
（二）、研究内容：
1、 中低收入群体定性：
对中低收入群体定义；中低收入者对城市的价值；中低收入群体生存现状与原因分析；群体冲突对城市的危害分析。
2、 中低收入者群落分析：
从城市中低收入群落的现状中，分析过往适合他们存在的建筑空间的特征、社会空间的特征、群落空间的特征，为解决方案确定方向；
3、 解决思路：
以中低收入群体对城市的价值，以城市的各个群落共生关系为参照，寻找到最适合他们需要的平台方案，包括平台分布规律、平台空间要求等。
4、 执行思路：
中低收入群落平台的执行方式建议。
第二部分/中低收入群体分析
一、 中低收入群体的定义：
需要申明的是，城市中低收入者，并非“城市贫困者”。二者之间的差别在于，中低收入者，是可以靠自己劳动价值获得生存的城市大部分群体，而“城市贫困者”，是丧失劳动能力或者劳动价值的，需要社会和政府救济的极小群体。
在中国城市当下时期，城市中低收入者的准确定义，是处于城市人口收入平均线或平均线以下的劳动群体，而城市贫困者，是享受政府低保金的群体。后者只是城市的极少数，其生存和生活依靠社会福利救助机制解决；而前者数量庞大，也无依靠社会福利体系解决的可能。另外，城市中低收入者是社会急剧发展期而产生的大规模群体，当城市发展到一定地步，需要回过头来，对在城市发展期所做出的牺牲进行社会性补偿。贫困者需要的是救助，而中低收入者需要的是进行补偿。
另外，城市中低收入者数量和当下与城市的矛盾冲突程度，已经达到不容忽视的地步。创建和谐社会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创建和谐城市，要创建和谐城市，要点在于解决“中低收入者”群体的问题。
1、 人均收入线——中低收入者的辨别标准：
处于所在城市平均收入线左右的，为“中低收入者”的“中收入者；处于所在城市平均收入线以下、城市低保标准线以上的群体，为“中低收入者”的“低收入者”。
（2004年度部分城市的家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数）
2、 机会不均等——中低收入群体海量产生的原因：
导致中国城市中低收入群体海量产生的原因，不是经济发展过慢，而是发展速度过快，俗称“转型期的贫困”。由于城市经济需要快速发展，必须进行产业结构更新，而更新时，缺乏对旧经济结构下的从业者妥善安置，所以，新产业结构下的“新贵”，是牺牲“旧人”利益而产生的，因为（一部分人）“富裕”，所以（一部分人）“贫困”。另外，由于经济发展速度过快，社会出新的机会，城市经济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劳动力从农村涌入城市,这种行为，进一步冲击了城市里旧体制人员的就业机会和低下的收入水平,
以及住房和公共设施的紧张的情况，大量的外来劳动力，又成为城市新的“中低收入者”。
从另一种角度说，城市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是中低收入群体的贡献和牺牲。
3、 无所不容——中低收入群体的构成：
中低收入群体不像富人那样，群体成员的职业和社会角色五花八门，涉及社会方方面面，年龄有大有小，学历有高有低。其职业可能为产业工人、个体从业者、售货员、服务员，在广东、北京那样的一级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在剧烈的竞争下，也可能成为“中低收入者群体”一员。
4、数量庞大——中低收入群体的数量：
中国城市的中低收入群体比率，目前还缺乏权威的数据，一般的估计是80％。
二、 中低收入者对城市的价值：
1、贡献者——是财富的创造者，但不是财富的拥有者：
“中低收入者”并不是常人所想的那样，是经济发展的污垢盲点，相反，他们是GDP的最大贡献者，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中坚力量。他们之所以变成“中低收入者”，是因为不均等的社会机会，使得他们创造财富，而不能享有财富。
在经济加速期，财富之所以得到膨胀式发展，国情之一的“廉价劳动力”是最大的动因。纵观今天的“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圈任何一个产业中心，其经济特点无不是“劳动密集型”。“中低收入群体”对经济的贡献，可以窥见一斑。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更要重视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回报，过去没有他们，就没有“富豪”、“中产”，如果“中低收入群体”因为生存问题退出城市舞台，“中产富豪”们和当前大好的经济局面，就要消失。
2、造血者——城市繁荣的基石：
中低收入群体虽然对城市的就业问题提出了挑战。但到目前为止，支持中国城市各个行业得已健康发展的，是千千万万的中低收入群体。中低收入群体退出城市，百货、餐饮等行业就会消失，中低收入群体退出行业，行业就会在全球一体化中丧失竞争力。当中低收入群体从城市消失，城市的繁荣就会没有了。
相应的，“中低收入群体”到城市哪个区域，哪里就会繁荣，他们是城市躯体保持红润的造血细胞。
3、调和者——社会稳定的中间阶层：
社会稳定的中间者，并非一定是高收入群体。中产阶级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稳定要素，原因是“纺锤型”的社会结构；中国目前“金字塔”的社会结构，是目前国情。所以说，中低收入者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
任何一个发达城市的今天，中低收入群体都是其“社会稳定、基层管理、卫生防疫、治安维护”等链条的中坚环节。
综上所述，“中低收入群体”不是当下城市的问题群体，而是经济发展、城市繁荣、社会稳定的中坚群体，“中低收入群体”方案，以其说是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还不如说是让他们更好发挥社会作用的必要手段。
三、 中低收入群体的城市居住现状：
一个非常不乐观的现实是，中低收入群体的居住情况很不好。在现象来看，他们买不起房、住不起房，而从本质来看，城市房地产，已经抛弃了他们。
1、 买不起房：房价收入比指数严重偏高。
不光是“中低收入群体”的低收入部分买不起房，就连群体中中等收入者，诸如白领、技术工人们，也难以望房价之项背。中国各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指数严重偏高：
以下是一份2004年度中国各大城市收入比图示：
数据来源：《个人理财(相关:证券 财经)》杂志2005年第2期刊出《25大城市，哪里买房最合算》，
2005年2月37大城市的平均房价数据，以市区为重点统计对象。)
而世界银行对多国房价收入比所做研究后，发布此结论：一套中等水平的住房总价与一个中等收入家庭年收入之比一般保持在3－6倍之间，超过6倍，就很难形成买房市场，要买得起房，房价收入比要在5以下（最好是4）。1992年，日本房地产泡沫之后，经内阁审定的“生活大国”建设5年计划，提出大都市圈普通公寓与工薪家庭的房价收入比是5；台湾省经建会在1999年提出，台湾地区，以室内面积坪计（1坪＝3.3057平方米），30坪的公寓，合理价值应是每套300万－350万台币，为家庭可支配年收入的3.5-4倍。
在中国各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值都远远超过了6，所以，中国房地产一度变成投资产品，而非生活产品。
2、富人价值链条将其赶出城市：
虽然中低收入群体是中国城市的主流，但现在的房地产产业链条，从“土地供应、建筑规划、主流产品、销售模式、物业管理”，无不是以富人需求为语境。享受城市便利和繁华或者风景的地块，全部以价高者得的方式供应给富人，建筑规划是从富人的生活方式为出发点，而适合富人的洋房、豪宅成为主流产品，连后期的物业管理，都是以富人的生活为参照，设置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
表面上是房地产业将中低收入群体排斥在外，但本质上，是在将该群体赶出城市。表面上是他们买不起房子，实则是富人在侵吞他们的生活空间。能够让他们承受价格的，多是远郊楼盘，但这一个对城市便利性异常依赖的群体，又承受不了住在远郊的生活成本。
他们正处于“买不起城市楼盘，住不起郊区楼盘”的尴尬中，如果这个尴尬得不到解决，一定会影响到城市的生态平衡。
四、 他们抛弃了城市——群体冲突对城市的危害分析：
1、 城市社会不和谐：
中低收入群体的居不易问题，房价只是表面问题。根本原因在于群落的冲突，20％的富人，利用手中的资源，掠夺80％中低收入者的城市空间。现有的房地产产业链条，不过是“富人”占领城市的手段之一。
所以，中低收入群体的城市空间问题，不是行业问题，而是城市社会的群落打架问题，是创建“和谐社会”必须首先解决的重大问题。在经济巩固期，必须要还给弱势群体一些公正。
2、 城市繁华的枯萎：
富人肆无忌惮的空间掠夺行为，如果不通过建立公正的行业体系来制约，势必会对城市造成致命伤害。人口数达到80％的中低收入者，到达哪里，那里就繁华，离开哪里，哪里就冷清，城市空间的高昂价格对中低收入者的驱赶，实则是对城市本身的伤害。
第三部分/中低收入群落平台特征分析
适合中低收入群落的城市平台是什么样的？必须向他们的生活行为要答案。本节将通过他们过往在城市已经形成的生活平台，总结出他们平台需求的规律，而为中低收入群体解决方案找到合适的标准，以及符合规律的运作办法。
一、 中低收入者聚集区域的平台分析：
（一）、三个典型区域的目标客群平台现状调查：
从目前几个典型中低收入者聚集区的发展、形成过程和现状中，寻找中低收入群体城市平台的规律。
1、三个典型区域的抽样原则：
（1）、抽样原则：
尽量选择前一阶段城市群落地盘变动时期中产生，现已形成聚居气候，平台社会关系稳定的小区作为样本。而不选择刚刚开发的区域，或者正在处于被改造的老城区区域。
（2）、抽样地：
以生活城市——成都的四个典型区域，分别是城西白果林小区，城东海椒市，城南玉林小区。
（3）、研究内容：
从四个样本平台从产生到繁华的过程中，分别研究其形成过程，群落平台之间关系，平台内部社会成员和组织规则、商业配套等。找到中低收入群体平台设置和运营规律。
（4）、调研方式：
生活体验和对熟知该区域发展过程的老居民访谈。
2、四个样本区域的调查：
（1）、白果林小区：
区域：白果林小区位于成都金牛区所辖的西一环外二环内，右临成都著名餐饮娱乐走廊——羊西线；
形成时间：上世纪90年代初，从建设到繁华，约有15年时间；
发展动因：成都城市第一次向外扩展（由一环到二环），一些政府单位，如法院、金牛区国土局等一批单位集体外迁，成为这里城市化进程的直接推动力量。居民最初构成主题是农转非和公务员。
成员现状构成：虽公务员群体已经迁徙，这里成为白领、打工者、生意人、农转非居民聚集地，人口十分密集。租客较多，两房租金在800元/月左右，为中等租金。
街道风貌：小区规划由于时间比较早，所以是街道规划，而非街区规划，公共配套设施，如城市绿地、体育运动设施等都非常少，临街修建住所，下商上住。
商业以生活为导向，在100米的距离里，从时装到尼龙绳，居家所需要的一切，几乎什么都可以买到。有两家市民级的知名餐饮，缺乏高档和有品味的商业场所。社区外部的富人区，有百货公司和超市。
群落空间：无论开车的还是骑车或者走路的，呈现出市民化的平等，生活调性为世俗、朴素、热闹。
建筑形态：两房和三房为主的老式建筑。
治安体系：各个小区由临街大门把关，守门的都是社区或者居民委派的老头，没有物业公司以及保安，区域治安相对良好，区域内有交警五大队，街道上警车出入次数频繁。
总结：
（白果林社区平台建筑空间模型）
平台属性：该区域是属于混合型中低收入城市平台。
群落构成：政府机关外迁的动力使得这里开始城市化。但随着机关公务员的进一步迁徙，使得这里成为农转非原住民和外来人口的聚集地。外来人口有都市白领、个体工商、服务行业人员，层次高低不同。
平台的建筑空间：90年代初期的机关建筑和中期的商品房为主体，紧凑式的两室和三室建筑，使得租金和出售价比较低，除了这里靠近城市核心带外，建筑空间的合理性也是它能成为中低收入群落聚集的重要原因。但规划有诸多不合理之处，譬如说所有公共空间皆是街道，居民没有公共的非商业活动空间，降低了居住的舒适性。
合理性：建筑空间紧凑；
不合理性：无论住宅还是社区，都缺乏供居民活动的灰空间，居民的精神世界得不到相应空间来承载。
平台的社会空间：商业构成的主体，大部分是产品出售型，偏向于生活配套。那些处于角落的社区空地，被临时搭建成露天茶馆，成为原住民休闲场所。
平台的群落空间：平等性很强，但交流性弱。
（2）、城东海椒市：
区域：位于成都东一环外和二环内，属于锦江区政府辖区。
形成时间：上世纪70－80年代，为当时城东国有大厂的所在地，近几年有旧城改造项目。
发展动因：街区还遗留一些国企风光时的派头，如马路宽阔，街道上有一些供人活动的场所，尚保留许多国企宿舍，虽然建筑破败，但入住率高，小区内还有一些茶园、水池等城市活动空间。一些原本是国企的土地，现在已经耸立着高楼大厦。社区的原动力国企已经衰败，原住民没有大规模搬迁，外来人口小规模进入的典型区域。
成员构成现状：虽然有一些身份差异，但绝大部分群体是国企职工，另一部分是附近农转非居民，极少部分由外流动到内的租户。因为附近几个工地，建筑工人也成为临时居民。
街区风貌：虽然破败，但是“城市规划”，老宿舍都是小区体制，街道上有一个供人活动的灰空间。街道上商业密度不高，但有集中的美食一条街，商业配套以生活为中心，附近有中等规模超市，书店二家，但货品很少。
群落空间：存在冲突，国企员工还保留着国企式的生活方式，到茶馆打麻将，所以茶馆很多，作息很有规律；街道上打麻将的，多为外来人口或者农转非人口；民工们在街道上吃饭，并集体出游。街道相对安静。
建筑形态：国企老宿舍和电梯公寓并存；
治安体系：因为人口群体差异太大，所以治安相对不好，虽然附近有两个派出所、三个报警点，但警车巡逻次数很少，部分街道黑暗，10点左右，街道几乎无人。
总结：
（海椒市社区平台建筑空间模型）
平台属性：典型的城市改造对原住民进行冲击的区域。
群落构成：国企时期的居民和农转非人群依然为主体，但随着城市扩张，一些新的居民体出现，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原来的群落次序，其居民主体有：国企家庭、下岗工人、建筑民工、餐饮等服务业人员。
建筑空间：由于区域的主体建筑和街道规划完成于国企建设时期，所以，空间相对合理。小区室内空间虽不再适合当下家庭的生活习惯，但紧凑型得体，小区内部有花园。街道较大面积供人步行和停留，诸如街心花园、街角空地、居民健身场所等灰空间相对较多。
合理性：建筑私密空间紧凑得体，社区和街道空间除了用于商业配套外，还有供人休闲的灰空间。整个平台封闭和开放的节奏合理，社区道路分布的建筑标示性很强，很容易找到超市、菜市、社区入口等。
不合理性：以60－70年代的家庭生活为室内空间设计导向，功能设置和功能面积划分，相对落后。
平台社会空间：
相对于城市粗糙扩张期的白果林社区，海椒市社区的社会空间相对均衡，除了以生活配套的商业，诸如超市、饭店、服装店、小卖部、五金店；还有很多适合居民停留休闲的茶馆显露于街面。但由于民工主体的出现，在街道僻静角落，有指向性很强的饭店、二手服装店，以及廉价的性服务营业场所，在国企居民社会大空间下，形成一个外来人口的小链条。
平台群落空间：
形成主体居民和外来居民不同的群落空间，冲突性很强，造成社会治安不好。但国企主体的居民群落相对稳定和保守，生活节奏慢，交流性强，除却社会地位降低的因素外，幸福感很强。
（3）、城南玉林小区：
区域：位于城南一环外、二环内；为武侯区政府辖地；
形成时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从建设到繁华，大约只用了5年时间；
发展动因：最初为农转非、拆迁户的安置，后来城市白领多聚集于此，许多农转非居民就搬迁出去，将这里拿来出租；
成员构成现状：农转非居民为辅，城市白领为主，后因90年代几个高端小区的修建，其居民与白领成为此区域的人口主体。
街区风貌：城市级规划，表现为小区组成，大干道套小干道，越往里走越安静，小干道的马路和林荫，成为后天形成的城市灰空间。因为是成都白领群体的聚集地，所以成为成都著名的人文区，小街颇有大都市的后街感觉。商业配套以时尚和品味为主，酒吧、服装店、发廊等林立，生活导向性不足。
建筑形态：拆迁房的两室和三室为主，紧凑型户型较多。小区内公共空间不足。
群落空间：时尚，都市的生活魅力一显无疑。
治安体系：良好，社区只有一个派出所，但警车巡逻的次数较多，因为街区的现代感，使得街区的人口表现得很纯净。
（玉林社区平台建筑空间模型）
平台总结：典型的原住民让位于新群体的城市中低收入者空间。
群落构成：农转非的原住民和白领阶层各占一半，白领是工作2－5年的城市中等收入者。前者是后者的房东，部分白领获得了这里居所的产权。群落主体居民磨合良好，结构单纯稳定。
建筑空间：区域建筑完成于90年代中末期，规划和建筑相对于前两者，合理性很强。室内空间以两居室和三居室为主，几栋建筑形成独立并列的小区，小区围合组成街道。虽然城市灰空间在规划时考虑不足，但僻静的街道路面，自然成为原住民聊天喝茶的灰空间。
优点：得体合理，开放和封闭的节奏舒适。
缺点：小区灰空间不足，街道暂时是替代品。
平台社会空间：满足原住民的生活配套渐渐沦落，生活必须的饭店、杂物店、小卖部等一同被赶到小街道上，相对较大的街道，变成城市白领的主场，逐渐形成了服饰、酒吧、美发等各种主体街道。社区内存在两个社会空间，但主次得当，配合默契。
群落空间：文化和体验。白领群落的游戏规则取代农转非群落，成为该社区的文化控制者。但两套行为规则，默契大于冲突。
（二）、大院文化： “纯中低收入者时期”的城市生活风貌分析：
对我们研究“中低收入城市群体”平台属性非常有借鉴意义的，是70——80年代中国城市的社会单元构成。从六十年代开始，中国城市就开始考虑对当时新进入城市的居民（工人家庭和公务员家体）的安置问题。和我们现在做中低收入者居住解决方案，无论是背景任务和目标，都有十分相似之处，所形成的空间设置、社区管理等经验，对我们创建中低收入者平台，依然有解决意义。
二者相似之处：
1、都是因为外来人口到达城市，迫切需要解决；60年代的外来人口是（革命军人、公务员和工人以及他们所形成的家庭）；21世纪的外来人口是从农村所产生的生力军。
2、平台的群落主体，都是中低收入者。60年代的城市，没有其他特权群体，无论职业和身份差异多大，并无阶级差异；这和21世纪的城市中低收入群体成员的社会意义和构成一样，他们依然是城市的大多数，职业虽然差异很大，但并无阶级冲突。
借鉴的内容：
城市的快速发展，只改变了城市格局，因此二者建筑空间必定会因时而不同。但60年代的居住解决方案，成功的形成了稳定的、居民有幸福感的平台，所以，平台空间的构成规律，对我们今天创建中低收入群体平台，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60年代城市居民居住解决方案之要点：
建筑空间：
由于国家正处于草创期，所以建筑空间的提供，采用新建和改造两种办法。空间布置以低成本、大容量为原则。街区构成和建筑方案，都无借鉴价值。
社会空间：大院文化
60年代处于大建设时期，城市社会空间不以商业为主。其平台方案最成功的一点，就是形成了影响了几代人的“大院文化”。
“大院”，其实就是集合每个家庭里的分散公共空间，形成公共的大型独特公共空间。许多大院甚至将属于住宅内的厕所和厨房共用，以节省面积。大院集合最核心的，是每个家庭的娱乐空间，家庭成员除了吃饭睡觉，其余事件都在大院里完成，大院一般有乒乓球台、石桌子、晾衣场。无形拉近了人与人、家庭与家庭的距离，各个家庭之间形成互帮关系，老人与老人之间相互为伴，儿童则接受多家的混合交易，儿童之间很容易成为好朋友。
集合公共空间的做法，一方面节约建设成本，另一方面又符合中国文化，使得“大院”成为前无故人、后无来者之建筑空间。对我们解决当下中低收入群体居住问题，有极大的借鉴作用。
群落空间：人与人平等基础上的共生关系。
二、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平台特征：
（一）、蚂蚁军团——群体的社会特征：
通过以上案例分析研究，我们发现，各个区域都有非常明显的“聚居现象”。就是中低收入者并不单独在城市某处生活，而是以一定数量为单位，自然的形成聚居圈。非常奇特的是，中低收入者这种集合，并不存在某种身份纽带，与单位宿舍、教师宿舍、学生宿舍因为某种关系而生活在一起不同。中低收入者的聚集，身份、职业、社会等级差异可能会很大，比如玉林小区的白领和农转非居民共同生活，白果林小区的打工者和个体工商户、遗留公务员、农转非居民共同生活，可能昨天才搬到一栋楼里，但并不会出现因为价值观、社会角色而产生大的矛盾冲突，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很和谐的生活在一起。
在不同价值观下，而产生“和谐”现象，背后的动力并不是因为教养和阅历带来的克制和迁就，而是社会存在角度的相互依赖、相互需要，群体内有一种共生关系。如果中低收入者离开共同聚合而产生的群体，就无法在城市里生存。从这一点上讲，城市中低收入者类似于蚂蚁，它们必须要数万只集合在一起，才能完成群体生存需要的最基本任务。
因为生存需要而“求同存异”，在中低收入群体里的分群体也表现得很明显。比如说“海椒市社区”里的国企人员，他们使用的世界观主体，还是当年国有企业生产关系所形成的观点，如果立面某一个成员离开这个小世界，都很难找到快乐；而都市里的小白领也是一样，不论他们在什么行业、从事什么工作，除却少部分能够成功挤进中产甚至富豪群体的精英者外，剩余的大多数，世界观、行为观都如出一辙。
以下是实效顾问通过大量案例分析后，寻找到中低收入者自发“群居”的原因：
1、他们生来就是群体化动物，所谓“群体化动物”，就是个体的观念、能力是残缺的，只有聚合在一起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类似于单个的蚂蚁没有劳动能力，单个的羊没有防御能力。当某个中低收入者具有人格和精神世纪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以后，他马上就会变成城市里的狮子老虎，每个城市都不乏这样的案例，但痛苦的历练过程和城市世界的残酷法则，使得他们中间大多数缺乏天赋和抵抗痛苦精神的人，自动接受了现在的身份。
因为群体化动物这一特性，所以中低收入群体的包容性、合作性、妥协性，都比其他群体强得多。
2、城市生活的高成本使得他们必须集合起来。早期的都市尚有权力性和宗教性等特点，但当代都市的组织框架都是以经济为指向，在收容制度废除以后，“钱”是享受城市生活的唯一有效方式，而这正是中低收入群体所缺的。所以，他们必须集合起来，以社区为单位，分摊城市生活的各种成本。而富豪阶层就可以通过影响城市规划，形成便捷的道路体系，以车辆等经济手段，降低分散后所引发的效率成本。
正是因为成本原因，所以都市的小白领，即便对农转非的生活习惯有再大的意见，也只得从“眼不见为净”，到习惯成自然，最后包容接受到如同“视而不见”。而中产和富豪，因为实力强大，所以缺乏接受反感现象的耐心。
（二）、聚合建筑：中低收入群体平台的建筑空间特征：
综合以上案例，中低收入群体对建筑空间的需求任处于一个较低阶段，那就是“实用主义”。
“实用”一词，在中低收入者的内涵界定为：低成本，满足基本需求即可。在中低收入群体的字典里，“基本需求”就是生理的需求、成员数量的需求，合适的尺度和基本的生活空间，换句话说，就是一家人都能在这个空间睡觉、吃饭、上厕所、谈话即可。
而学习型需求、修葺性需求、交流性需求，乃至权贵的符号化需求。对于他们来说，都属于增加成本的享受型需求。如果某些功能实在是需要的话，可以通过几家或者几十家共享的方式，来分摊成本。“大院”就是这种分摊行为在60年代的具体体现。
所以，中低收入群体建筑空间的组织形式是：
基本生活空间 ＋ 共享的集合休闲空间
将诸如晒太阳、健身、花园等休闲空间集合共享，从中低收入群体的特性来看，这不光是低成本的需要，也有利于群体交流。只有通过群体的交流，他们才容易释放疲劳、找到快乐。
在以上几个平台案例里，只有“白果林”小区的早期街道化规划，缺乏这基本的共享空间，降低居民的归属感和幸福度，其他的案例里，我们都看到了共享的集合休闲空间所发生的作用：
1、海椒市社区的集合共享空间：
海椒市社区的国企居住小区，内部有职工活动中心（图标6），配置有花园、茶室、乒乓球室，虽然国企员工已经丧失了城市地位特权，生活水准大幅度降低，但那些职业已经变化的原工人，在离开工作场地之后，还是喜欢在这里喝茶、打麻将，学生放学也不急着回家，而是在这里玩耍一会。外部有城市配套（7），一般是花园、城市的全民健身器材放置地或者居委会宣传栏，但老年人早晚都在这里集体跳迪斯科，找到一个可以活动的地方。这些空间，一定程度取代了客厅、露台、室内花园的功能。
2、玉林社区的集合共享空间：
玉林社区的内小区，都是两栋＋围墙或三栋楼的自然围合，小区内公共空间起到停车场的作用，没有海椒市国企居民区内的小型活动中心。但由于建设较晚，规划者有意识的留下一些公共空间，一部分作为垃圾清运场、配电房等配套用地，并修建成为绿地（图示6），一部分作为居民委员会的配套设施用地（图示8），居民感觉依然不够，就侵吞居住空间，将临路的一楼改造成为街坊茶馆或者杂货店（图示4），相邻路面自然也成为居民晒太阳、喝茶的场所。
3、印度建筑大师查尔斯◎柯里亚的中低收入者居住方案的建筑空间：
（1）、发展低收入者住宅的先驱者——查尔斯·柯里亚简介：
查尔斯·柯里亚曾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密执根州学院研究建筑。1958年后在印度孟买开设私人事务所。他的作品范围很广，包括有沙巴麦迪·阿希兰姆的麦哈特瑪·甘地纪念馆，赛普洱的贾瓦哈·卡拉·肯得拉，麦达哈雅·普来得西的州议会大楼，以及德里，孟买，艾哈麦达巴德和印度其它城市的几个城镇规划和住宅项目。他的所有作品特别重视流行的资源，文化和气候条件，这在空间次序上是主要决定因素的。
作为第三世界发展低收入者住宅的先驱之一，柯里亚为穷人提供了可供选择的住宅模式。从1970到1975年，柯里亚担任CIDCO，既城市和工业发展公司的总建筑师。1985年前总理拉吉夫·甘地指定他为国家城市建筑部主席。
（2）、研究作品：贝拉普住宅区规划Incremental Housing of Belapur.
这个案例值得我们学习的是，除了柯里亚充分考虑让社区随着人口规模自然增长外，另一个是对中低收入者集合共享空间的因地性：每个住宅组团由7个住宅单元组成，共同围合成一个8m×8m的公共空间；每三个住宅组团又围合在一起，构成一个21户的更大的住宅群，同时中间形成一个12
m×12m的高级别的公共空间。这样依次组合下去，并与居住区的公建、小学等设施相结合，最终形成一个多层次、多级别、错落有致的住宅群落。
说明：印度城市特色与中国城市不同，对土地的利用度不高，此案追求的是如何让低层住宅实现高密度，所以8×8的公共空间不会有压抑感和采光问题。而我们实际的国情是城市里不更能再出现低层建筑了。
（三）、开放的交流：中低收入群体城市平台的社会空间特征：
作为聚集性群体，中低收入群落所需求的，并不是目前房地产界比较流行的封闭式社区。封闭式有效区隔了城市的商业符号，使得居住变得纯粹和安静，提高了居住的质量。
但对于需要靠群体联系获得价值和人生快乐的聚集性群体，隔断他们和城市的联系，无疑是斩断他们获得快感的路。他们所需求的环境，是开放而不是封闭，是交流而不是在书房里自我生产。现在的房地产产品，即便是经济适用房，都有违背这一重大原则的现象出现。
所以，中低收入群体所存在的社会空间，除了单元门以内的休息空间，一定是城市的空间，道路体系是城市的，社区配套是城市的，生活配套，也是城市的。凡是城市里所拥有的体系，皆要体现在中低收入者的社会空间里：
1、 道路和城市的联系体系：小区道路一定是城市干道的毛细血管，社区要有便捷的交通体系；
2、 日常生活体系：以衣食住行为核心的城市商业配套，包括服装店、理发店、超市、银行、菜市等等。
3、 教育体系：大社区需要有学校教育配套，以及社会教育配套，诸如宣传栏、图书馆、书店等；
4、 治安体系：由居委会、小区警卫、派出所、治安报警点等形成的安全的生活环境；
5、 就业保障体系：
6、 交流体系：由公共配套、社区茶馆、活动中心等形成的内部居民交流体系。
除却治安体系等行政体系以外，以上所有体系，在当下都市，都已经商业化。也就是说，群体的社会环境，要求密度非常高的商业配套，而数量众多的聚居中低收入群体，对来满足他们生活日常所需的商业，都有足够的利润回报。而那些难以招商的小区，都处于中低收入者缺乏的区域。
而中低收入群落平台内部的商业体系，可以在群体内部产生一个“生产——消费——生产”的内循环。社区内的商业配套主要靠他们来养活，而社区商业配套又为他们产生就业机会，外来商家虽然要赚走钱，但需要租用他们的铺子、在他们开的水果店买水果、在他们开的饭馆吃饭。所以，繁荣和正确引导中低收入者平台的商业链条，就提高城市居民整体收入、解决就业等方面，是要比其他途径的解决办法的价值高。
（四）、融合共生——中低收入群落空间特性：
成熟的中低收入群落平台，居民心态稳定、幸福感强、治安良好，诸如案例分析里的玉林小区和白果林小区，居民之间，即便工作分属不同的群体，但在城市生活的态度上，都采用同一价值体系，即便有多个价值体系存在，也能够相互尊重，互不相扰。而差的中低收入群落平台，则反应为居民相互对立仇视，人与人缺乏信任感，社会不稳定因素就增多，如海椒市社区。
提供中低收入群体居住解决方案，就必须为他们提供稳定的生活氛围，不按照他们的需求规律来做社区，必定是不成功的方案。
生活氛围的好与不好，取决于群落成员的价值体系是否融合，粗暴的未经分类的人口安置，会导致新旧群体的价值观念打架，出现彼此仇视。比如，白果林社区的治安不良好，原因不在于工人阶级收入降低、社会地位降低，而是非城市的流动群体——民工的加入，破坏了社区里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的价值体系。所以，在解决平台群体融合的问题上，首先要看各自的价值体系，是水与水的关系，还是水与火的关系，并且要做一些适当的引导。
设置得当、引导有力，同一平台的不同群体之间，价值观会慢慢交融，最后形成群落内部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共生”关系。
“共生关系”一旦形成，社区就健康化，并且能够不断的循环生产，为城市的繁荣稳定，共享价值。
三、中低收入群落平台的城市价值：
（一）、从细胞到器官——中低收入群体平台的集合规律：
通过前几个小区的调查，我们发现，中低收入者和其他群体有一个极大差异，就是群体性非常强，一般不独自出现在城市里，而是以结群的方式，以几十户家庭形成一个有一定社区配套的像城市社会细胞的“基本单位”，几个或者十个“基本单位”围合或者平行又形成一个有街道的“小社区单位”，小社区单位除了日常生活配套外，还有菜市、运动场所等城市配套。几个或者几十个“小社区”单位围合或者平行，又组合成为一个有城市干道的“大社区单位”，大社区单位里，就有居民委员会或者街道办、派出所等行政组织，以及银行、大型超市、办公楼等商业区域；几个或者几十个“大社区单位”组合在一起，就形成“城市区域”。
（最小城市功能体的组成示意图）
中低收入群体的城市平台，很类似于人体组织，“基本单位”类似细胞，“小社区单位”就是若干细胞结合的“人体组织”，“大社区单位”就是若干“组织”构成的“人体器官”，“城市区域”就是若干器官组成的“躯干”。
（城市组织，由细胞组合而成的具有更完善城市功能的结构）
（二） 、平台的城市分布特性：
中低收入者平台在城市的分布极其有规律，大多数靠近城市繁华区、交通便利的地方，是商业区和居住区的天然区隔带。
1、 靠近城市繁华地：
几乎所有成熟的中低收入者聚集平台，都靠近城市繁华的区域。这不光是群体需要繁华的配套成为支撑，要去抢占繁华的口岸。而是他们的聚集活动，本身就是将不成熟区域变成繁华区域的生产力。
2、 交通便利的地方：
成熟的中低收入者城市平台，都靠近城市主要干道，其内在原因是，他们的数量非常大，群体自行解决交通的能力非常差，对道路和交通配套依赖性很强。而为城市所有居民的道路体系，就和该群体平台形成共生关系。
3、 商业区和居住区的区隔带：
因为中低收入者群体的繁华制造能力和对繁华的依赖性，所以，他们的聚集平台一般位于城市商业区和居住区的中间带。
（中低群体聚集平台的城市分布规律）
（三） 、红细胞和白细胞——中低收入群落平台的城市价值：
中低收入群落的城市平台就是城市肌体的造血红细胞和吞噬清洁的白细胞。一方面，他们高容量的聚集行为，就是城市内部保持经济繁华和生活活力的造血动力，城市离开他们，就会失去血色而枯萎。
中低群体平台对城市的价值，不仅是造血，还起着维护城市生活健康的容器作用。他们成群的围绕城市嘈杂的商业区，以及噪音尾气污染严重的交通干道附近，商业区和城市高尚居住区之间，形成一个天然的屏障。过滤的，不光是噪音、拥挤、灰尘等有形的危害，他们的包容性文化、对生活幸福追求的动力，还对城市过分拥挤所产生的暴力、沮丧、放纵等不良面，也有感召和过滤作用。
所以说，城市越是高速发展期，越要处理好中低收入群体的居住问题。中低收入群体能安居乐业，城市经济就能快速、稳健的发展，城市生活氛围也相应良好。
第四部分/穷人房地产
——以穷人的价值和方式，来解决穷人的居住方式
一、 课题需要解决的对象：居住的三大矛盾。
现在，请让我们再回过头来，仔细推敲《中低收入群体居住解决方案》这一课题，需要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因为当下房地产矛盾的激化，大部分媒体和公众将问题集中在“住不起”这个问题上。他们认为，房价偏高，使得中低收入群体住不上房子。并将原因归结为经济规律趋势城市中心的地价上升，一些地方政府受这种利益链条的趋势，就将城市里居住的中低收入者迁徙出来，安置到城郊的地方，在拆迁的土地上修建富人居住的高价格房子，我们看到，许多城市的经济适用房，都修建在城市的远郊和偏僻处。大部分公众也深受这一观点影响，认为应该在城市外围划出大量的土地，修建中低收入者的集体宿舍。
在实效顾问看来，“城市外廉价土地居住区”这一思路，是只从经济价值规律一个角度思考的解决方案，因为缺乏城市系统的全局思考，这种方案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低收入群体居住问题，而且也违背城市全局的利益，甚至会损伤经济利益。
“城市外廉价土地居住区”这一思路，虽然可能会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容身问题，但让中低收入群体承担了高额的生活成本，比如发生在交通上的路途成本，以及花费在路途上的时间成本。要知道，这群处于社会各种制度管辖的人，不仅薪水低廉，而且还要按时打卡。即便他们“住得起”，也“住不好”，时间长久以后，就会产生“郊区居住综合症”。
其次，前面已经分析了中低收入群体对城市繁华的造血功能，如果城市的最大部分成员——中低收入群体，都住在郊区，那么，城市的消费经济就会受到损伤，繁华就会丧失，富人们独守“空城”，长久也会觉得没有意思。
第三，“城市外廉价土地居住区”这一思路，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它不能动态的解决当时城市中低收入者家庭数量和居所数量之间的供求关系。它是跳跃的和不可规划的方案，而不是让城市按照人口增长而自然增长的科学解决之道。跳跃式的发展，对城市的交通体系、治安体系、政治管理体系、经济体系，都产生破坏力极强的挑战。
中低收入群体的居住问题，目前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房价太高，一手房价拉升了二手房价，包括租金，群体大部分成员感觉“住不起”，怨声很大；第二中低收入群体数量庞大，而产品供应很少，即便有了相应产品的购买能力，也“住不上”；第三是住进去的人，因为被排斥到远郊，或者借居在富人空间，平台系统不支持他们的生活需要，或者不支持他们的生活需求，所以即便住了却“住不好”；
“住不起、住不上、住不好”，任何一个问题都会影响居民的生活幸福感，所以，科学的“中低收入群体居住解决方案”，必须一揽子解决这三大突出问题。
奇怪的是，房地产在这几年迅猛发展，提供的居住空间越来越多，但中低收入群体居住的三大问题，并没有得到缓解，而是矛盾越来越强烈。
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当下的房地产业控制城市之后，只是按照富人的需求来进行生产。一部分富人们觉得城市繁华，生活十分便利，就通过竞价的方式，将穷人从城市赶出来；一部分富人觉得郊区清静且自然，宜于居住，又通过竞价的方式抢先占领，让从城市里被赶出来的穷人，无可容身之地。所以富人话语的房地产越发达，中低收入者的居住矛盾就越突出。
所以，解决中低收入群体居住问题，必须要创建一套穷人话语的房地产价值体系，重新审视土地、开发、产品、运营的导向问题。房地产行业，必须有两个甚至多个价值体系同时存在。
二、 解决方案设计的要求：协调共生
中低收入者的居住问题，不是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问题，不能将其看作是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包袱，而是要设置科学的房地产体系，不但要解决他们在城市中的容身问题，还要充分发挥他们群体存在对城市的价值。然后在此基础上，给予适当的帮助和政策倾斜。
所以，解决方案体系必须要兼容以下三大方面：
第一是满足中低收入者的需求。产品的价格门槛不能过高，让他们都能“住得起”；产品的供应和城市人口的增加配合默契，达到供求平衡，让每个需要居住的人都能“住得上”；平台各种空间的设计，要以他们生活为导向，让每个居住者都感觉“住得好”。
第二是从解决方案的可持续成本来考虑。解决方案不仅要让中低收入群体“住得起、住得上、住得好”，而且方案本身要是可以自身循环的。可以给“中低收入群体”解决居住问题提供支持和政策倾斜，但不能搞成各个城市的财政负担。
第三是要从根本上协调好中低收入群落在城市各个群落之间的关系，要让他们和谐相生、互相促进。我们即反对富人以富人的房地产体系来压穷人，也不赞成穷人以穷人的房地产体系来打击富人。
三、 发挥他们的价值——穷人房地产：
站在城市社会的生态角度上讲，解决中低收入群落居住问题，就是给他们城市空间的准确定位，为城市的健康、均衡发展做贡献。再根据他们的贡献，社会给予利益回报。
（一）、发挥他们的价值，服务于城市：
任何一个快速发展的城市，都有两大问题需要解决：
1、因为集中而产生的居商矛盾问题。当下世界任何一个城市，不光要解决“生活”的问题，还要解决“商业”的问题。
然而商业和生活却是一对欢喜冤家，两者任何一个缺席，另外一个将不复存在，但任何一方过强，都会损伤另一方的利益，两者必须和谐的存在。这需要矛盾调和体，愿意牺牲“居住质量”，而选择城市吵闹、拥挤区域，又能维护好区域现状的，恐怕只有中低收入群体。
2、因为快速扩张而产生的城市化问题。城市扩张，做规划容易，但让新区快速变成宜于居住的城市化“熟地”，至今尚未有很好的解决办法。而中低收入群体聚集对城市化的造血能力，恰好能对城市新区城市化做出贡献。
鉴于以上两点，可将中低收入群体生活平台，合理的分布在城市喧嚣区，以作为城市“动静区”的隔离地带；另一个方面，在做新区规划时，可将中低收入群体率先迁徙过去，放到未来的动静隔离地带，以将新区快速城市化。
这种解决方案的优点在于：
1、 维持城市商业区的繁华，或者加速新区的城市化进程；
2、 繁荣和净化城市，解决因为繁华而产生的城市废地的使用问题；
3、 使城市每个区域都群体均衡化，实现“大杂居、小聚居”的平衡；
4、 城市每扩张一次，就为相应为新增加的中低收入群体创造生活空间，使得供应和需求保持平衡。
5、 小可以从一个“城市细胞”做起，扩张可以生长为“城市组织”，最后形成“城市器官”。让城市健康成长，避免摊大饼模式对资源浪费。
（二）、建立新的开发模式；
与商品房开发模式并存，创建一套“中低收入者”居住区的开发模式，以通过制度维护解决方案的顺畅进行。
中低收入群体居住区开发模式的内容：
1、 地块专用制度（土地分级）；
每个城市在做区域规划时，在区域内相应的地块——交通干道周围，商业区周围，留有一定比率的土地，专用作“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平台开发。
对于中低收入者城市空间规划土地，政府须按照不盈利或土地补贴的政策，以作为对群体保持城市健康、繁荣所做出的贡献。
【每个城市功能区对中低收入者居住的土地分级保障】
2、 产品标准化模式；
产品标准化包括两个内容：
一是低总价模式化制度，让中低收入者可以较低的代价获得居住空间。各个城市可以根据自己不同情况，按照合理的房价收入比，再对开发过程的设计、材料、以及利润进行监控和限定，甚至给予开发商一定的税费优待，以确保总价格在相应家庭的承受范围之内。
第二是平台标准化。开发此类产品，必须按照标准化产品的模式进行。具体模式在下节专门叙述。
3、 运营角色关系模式；
中低收入者城市平台的开发，交由市场化运作，政府扮演规划、监察和处罚的角色：
（1）、资格审查：开发中低收入群体城市平台项目，除了有相应的开发资格外，还需要在信誉度、社会资源能力等多方面进行审查，合格后取得此类项目的开发资格。按照标准模式进行开发，包括规划、建设、运营以及利润模式等，并接受相关部门对各种指标的督察。
（2）、方案竞标：中低收入群体城市平台项目，建议不采用土地拍卖制度，而是采用项目整体招标制度，招标内容包括方案规划、成本构成、利润计划、运作计划等。获得相应开发资格的开发商才有权力竞标。
四、 中低群落城市平台的空间“标准化”：
（一）、平台空间属性：
基本属性：开放的城市化空间，非封闭式小区空间；多层建筑，不赞成使用公摊大、成本高的电梯公寓。
其他分属性：
1、
混合：除了因为人口数量对空间面积的需求以及总价承受力以外，居民职业、年龄、教育程度都无限制。除此之外，商业和住宅也必须按照一定比率混合，相互渗透。
2、
开放：除了最基本的建筑组织以外，都不设置门禁，最大限度对社区开放，以迎合他们群体化生存的需要；必要的安全管理，是街区街道办的管理，而非小区式的管理。
3、 公共：每一个社区配套，都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而那些原本划分到每一个家庭内又可以共享的空间，都公共化。以降低成本。
4、 紧凑：空间以实用为原则，而非享受。
（二）、建筑空间：集合式建筑（从细胞到器官）；
顾名思义，就是将保留私密生活的基本生活要求，对空间的其他功能要求进行压缩和集合，创造一个基本单位共享的平台。
中低收入城市平台，由群体生活最基本的“细胞”（异化的大院）开始，结合发展为“组织”（街区）；再集合发展为“器官”（城市区域）。
城市最小功能细胞的建筑空间：
所谓城市最小功能细胞，即由五十户家庭构成的最小生活空间，具有生活、安全管理、社区活动等三方面功能。每个功能细胞的占地面积、绿地率指标、容积率，根据多层和小高层而不同。
城市细胞的生活空间压缩：
1、套型空间标准化：将两房的空间控制在70平米以内，将三室的空间控制在85平米以内，降低成本到满足基本私密生活为止，仅有面积被优化的卫生间、厨房、卧室、客厅和生活阳台。
2、细胞商业配套标准化：留足日常生活用品配套空间，而不再如以往小区规划设置一体化商业。
城市细胞的生活空间集合：
1、生活活动空间的集合化：将原来阳台、客厅等用于室内活动的空间进行社区集合。可在屋顶修建每个单元共享的屋顶花园，提供“静态休闲”配套；在社区大院提供绿化、停车、户外活动等“动态休闲”配套，供整个院落居民共享。
2、社区商业集合化：将多个“细胞”预留的配套商业统一管理，组成一个日常生活商业的完整空间。
“城市组织”的建筑空间集合
由十个或者几十个“城市细胞”聚合，共享一条城市通道，形成一个空间更大的“城市组织”。增添“休闲空间、交通空间、以及城市生活配套系统”。
城市组织的空间压缩：
1、 一块独立的城市绿地；
2、 一条交通道路解决进出问题；
3、 一套自来水处理系统或者配电房；
4、 一个供社区使用的运动场所和居民委员会活动场地。
5、 底商统一修建在临交通要道的一面（部分不临主要道路的“组织”除外）。
城市组织的空间集合：
1、 绿地成为居民休闲、配电、配水区域，甚至可以和运动配套、社区宣传栏结合。
2、 几个“组织空间”的绿地相互结合，成为社区休闲链条；
3、 几个“组织空间”的临要道底商，组成街区商业。
4、 几个“组织空间”共享一个幼儿园和小学。
“城市器官”的建筑空间集合：
十个甚至更多个城市“组织”聚合在一起，就形成较大的城市区域——“城市器官”，中低收入群体和其他群体混杂在一个城市功能区里，所以其建筑空间的压缩聚合关系，已经属于城市规划范畴。此处不述。
（三）、社会空间：开放的交流平台
社会空间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个社会空间要分散，而不是集中的，只有城市级商业中心和新政中心才讲究聚合；二是各个社会空间的参与门槛，是打开的，社区里任何一个居民都有机会参与。
1、 中低收入群落城市平台的社会空间内容：
社会空间由以下几部分组成，一是休闲生活空间，二是商业空间，三是治安体系空间；四是行政配套空间。
其中，休闲生活空间由居民按照生活习惯自发完成，各地居民生活习惯又各不相同，所以无需标准化。所以这里着重介绍对于生活非常重要的商业空间，以及过往房地产开发不常遇到的治安体系，以及公共配套体系。
2、 商业空间的开放性体现：
分散性：渗透于每个细胞；
（1）、生活配套商业的分散性：如前建筑空间所述，一个“组织”（社区）里的日常生活配套链条，是分布在每个“细胞”体内。也就是说，这家门前买百货，那家门前买五金，在3分钟的步行距离可以，可以买到油盐柴米水和灯泡等日常生活用品。
（2）、城市商业的分散性：如建筑空间所述，“城市组织”所拥有的那条街道，是有多个细胞围合而成的，也就是说，街道里衣、食、住、行的城市商业配套，是分散到每个细胞附近的。
开放性：居民的参与机会；
中低收入群体的商业环境与城市中心商业以及富人区的商业不同，因为社区的居民可能参与到每一个商业链条。消费者、老板、店铺所有人、服务员，都可能是这个社区里的居民。
3、 治安体系的开发性体现：
分散性：渗透于每个“细胞”；
每个“城市细胞”的门禁，通常由一位人员把手，他们可能是整个城市治安体系里的最细小的成员了。他们不是受聘于物管公司，可能是社区的成员或者家属，由业主共同推荐，然后又同时服务于居民委员会。
开放性：居民的参与机会；
每个家庭成员都可能组成巡逻队，居委会也试图通过宣传教育，让每个人都成为“安全防范员”。
4、 公共配套体系：
是指居委会、派出所等国家管理机构，也包括社区活动中心、全民健身配套体系、学校、幼儿园等，同样的也是分散到社区各个角落，居民都可能以各种身份参与其中。
5、 关于商业配套体系的强调：
因为商业配套体系的运营者、享受者，大多数是小区成员，善用这个链条，也有利于解决社区就业问题，以及在开发时期，为商业销售和运营提供目标。
（四）、平台群落空间——共生。
建筑空间的集合，以及商业空间的开放，使得群落成员之间，交流次数十分频繁，很容易形成其他区域里没有的“共生关系”，达到共生关系以后，社区就会出现祥和稳定的氛围，居民容易找到归属感。要形成共生关系，必须按照如下规则进行引导：
1、 宣扬一套主流价值观：
基层新政组织的做法很值得借鉴，其宣传的主流价值观包括精神文明守则、卫生守则等等。但对于单一群体构成的小社区，可能宣扬的内容不同，比如对于年轻白领，宣扬的可能是“运动健身”等该群体的主流观念。
2、 协调好不同群体的价值观：
再纯粹的聚集群体，成员内部都有不同的一些观念，对于一个包容万象的城市来说，无需要大家统一，而是协调好关系，不引发冲突即可。
3、 调动中低收入群体力量，解决社区问题：
通过社区居民的力量，解决社区的物业管理、治安联防、社区服务、生活配套，在共生的城市氛围中，提供一定的就业岗位。【完】
(责任编辑：单秀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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