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银行顺利完成深化股份制改革的初步目标，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一个里程碑。一家不良贷款比例较高、公司治理机制不健全的大型股份制银行在短短不足两年时间里奏出“财务重组、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和香港H 股市场上市”三部曲，成为一家国际公众持股银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创造这个奇迹不仅仅是交行的成功，也是整个中国银行业深化股份制改革的成功经验

　　市场化重组方案

　　与国有银行不同，交行从财务重组伊始就走了一条立足自身、依托市场的道路，在国家政策支持下，一步一个脚印，完成了财务重组。对于中国银行业改革而言，交行自费改革的成功实践更富有创造性。

　　改革的启动

　　作为国内第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交通银行一度浓缩了国内银行业所有的弊病：不良资产比例较高、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的两大历史包袱相当沉重，体制、机制方面存在明显缺陷，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内部管理僵化。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中国银行业乃至中国政府都深刻地感到，国内银行业的这种情况必须尽快改变，否则威胁金融安全甚至国家安全。

　　早在2000 年，交行就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希望通过在国内上市改变局面。2000 年，交行曾向证监会提交了上市申请，计划在国内A 股市场释放15% 的股权，筹资20.5 亿元人民币。但由于当时的交行难以满足国内上市不良贷款率不得高于15% 的要求，交行只得改变策略，通过苦练“内功”、强身健体来夯实家底。同时，交行启动了引进外资的各项前期准备工作，聘请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全面的清产核资工作。

　　财务重组是交行进行深化股改的开端，也是引进战略投资者和海外上市的前提。这一步

　　迈得稳不稳直接决定了后面的改革进程，交行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2002 年，交行聘请了高盛公司作重组顾问。作为全球闻名的投资银行，高盛可谓是一位“严厉的医生”，既有很高的业务水准，又颇为细心严谨，任何毛病问题都难以逃过它的眼睛。果然，在经过4 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后，高盛为交行制定了长达数十页的重组方案，对组织架构、业务 模式、运作流程及内部制衡机制进行了详细设计，所有这些都参照国际先进银行的标准。高盛的重组方案被交行内部称为“颠覆性的建议”。在这个方案中，高盛为交行设计了决 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互相分离、互相制约的权力制衡机制，要求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和经营班子按照国际规范化标准运作。

　　想真正强身健体的交行，没有因高盛的“猛药”而退缩。基于高盛的重组方案，2003 年，时任交行行长的方诚国提出了交行整体再造计划，其核心就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组织架构再造等五大系统的整合与改造。方诚国提出，要实现股权多元化，形成有一定刚性约束的产权结构，使交行真正成为规范化的股份制银行；要建立前、中、后台分离制约，专业化的以纵向为主、横向为辅的经营管理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要建立以风险收益最优化为目标的信贷管理流程。

　　从2002 年开始，交行采用高盛为其量身定做的重组方案，对其内部管理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计划将总行的十几个部门整合为八大总部，非业务部门将被整合为一个类似行政中心的部门。

　　整体方案

　　在20世纪末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交行和国内其他银行一样，积累了较为沉重的包袱，不良贷款率一度高达21%。同时，交行一直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持大股”，到2003年，二者仍有超过50%的股份；此外还有超过3000户的小股东。不平衡的股权结构下，良好的公司治理几乎无从谈起。而在交行财务重组过程中，由于以前风险控制不利和股东过于分散等原因，想依靠老股东增资可能性很小。

　　2003年年初，国有银行的改革进入关键时刻。作为入世前的背水一战，国务院成立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领导小组。在此大背景下，交行形成了深化股份制改革的整体方案，寻求在改革中先行一步。

　　2003年12月，交行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财务重组方案及上报审批情况的报告。随即交行向财政部上报财务重组计划，对不良资产处置损失和非信贷损失进行重估，并寻求财政部的资金支持。不良资产重组方案大致包括两大内容：向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出售400亿元可疑类不良资产；用原有股东权益和利润核销约100亿元损失类不良资产。

　　交行重组方案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如何在充分计提呆账准备后，仍能保证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以上。

　　2004年5月，在财政部、央行、银监会等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由财政部增资、中央汇金公司出资、社保基金投资补充交行资本金，同时向信达出售不良资产。剥离不良资产的交行财务重组方案，被各方接纳。

　　首先，中央汇金公司以1元1股的价格投资30亿元人民币，获得30亿股，成为交行战略投资者。财政部同样以1元1股的价格增资入股50亿元，获得50亿股，表现出对交行一如既往的支持，也确保了中央财政第一大股东的地位。

　　其次，在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支持下，经过多次接触和磋商，2004年4月，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与交通银行就不良资产的处置初步达成框架协议,将以账面价值50%的价格收购其414亿元可疑类贷款。除信达处置可疑类资产外，交行还在税前一次性集中核销118亿元损失类贷款和207亿元可疑类贷款打包出售后的损失。此外，对其他各项资产损失补提准备金191亿元。

　　在交行财务重组方案中，社保基金的出现也非常关键。自2003年底，交行开始通过财政部金融司与社保基金理事会接触，希望由后者参股交行。截至2003年底，社保基金理事会总共掌管1330亿元的社保基金，大部分被严格限制投放在国债和银行存款等流动性较强的金融类资产上。但是在交行重组中，社保基金以战略投资者身份一举投入100亿元，以占其资金总量7%左右成为其实体投资的最大一单。

　　最后，剩余不足部分资金由交行发行次级定期债务和老股东增资11.36亿补齐。

　　2004年6月14日，交行向国务院递交的有关深化股份制改革的整体方案获得批准。2004年7月20日，交行成功发行了120亿元次级定期债务。至此，按照国务院批准的整体改革方案，交行财务重组正式完成。

　　自费改革范本

　　回头来看，与工农中建四大行相比，“立足自身，依托市场”是交行财务重组的突出特点。尽管国家始终对于交行的重组十分关注，并给予很多支持，但始终坚持了给政策而非给资金的原则。可以说交行获得的每一分钱都是有投资回报要求的，属于“自费改革”。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国家对4大行的3次注资过程：1998年，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1999年，4家国有商业银行向4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4万亿元不良资产；2004年新年伊始，国务院再次动用45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分别注资到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补充其资本金。

　　相比而言，交行几乎没有无成本的注资。在财务重组过程中，交行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经普华永道对不良贷款逐笔评估后，按市场化原则集中出售了414亿元可疑类贷款，并依靠财政部等各股东的大力支持，在历年自我积累的基础上，对可疑类贷款出售后的损失和116亿元损失类贷款进行了一次性集中核销；同时，通过财政部等老股东增资、中央汇金公司和社保基金投资、发行次级债等市场化手段，补充了资本金。老股东增资，社保基金、汇金公司战略投资者的引入，发行次级债这些市场化手段使得交行财务重组凸现了“立足自身，依托市场”的高度市场化特点。

　　同时，交行的账目之实，也得到国内外投资者的普遍认可。在交行重组过程中，社保基金理事会和汇丰均聘用了毕马威对交行进行审计，另一家潜在投资者则聘请了安永，再加上交行自身聘用的普华永道，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已有其三。在这种全方位的测度之下，交行得以摸清自身资产的情况，这一行为获得了业界普遍的正面评价。

　　交行在此过程中还成为国内第一家引进国际会计准则的商业银行，交行每项数据的核算都采用的是银行业国际通行方法，不存在任何“会计语言”交流方面的障碍。这也为其他国有商业银行采用国际会计准则提供了良好的操作方法和诸多经验。

　　当然，交行重组方案的最终推出，也获益于中央政府提供的系列配套政策措施。国家按照“不因股改增加企业税费”的国有大型企业股改原则，对交行实行相应的税费支持政策；允许交行比照国有大型企业以及国有保险公司改制做法，适当提高税前可列支工资费用等等。

　　不过，总体而言交行的财务重组体现出中国商业银行改革的鲜明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依靠自身，通过市场化手段完成商业银行的重组改革。正如交行财务重组顾问、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胡祖六所言：交通银行的重组和引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商业模式，它完全可能被移植、复制。

　　引入战略投资者——汇丰

　　交行看中汇丰先进的技术、文化、管理、理念乃至机制；汇丰则在逆市中抓住“中国机遇”在交行财务重组完成的2004年，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已经时不我待。2002年第四季度和2003年第一季度，中国国有银行业的不良资产问题一度成为国外各媒体关注的焦点。国外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杂志和报刊，包括《时代周刊》、《商业周刊》、《经济学家》和《远东经济评论》等，都有重头文章讨论中国的巨额不良资产可能危及经济持续增长的问题。一些人士还估计，如果按照贷款的科学分类，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可能超过50%，继而对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失去信心，影响外资进入中国金融业。

　　在这种情形下，国家再次用外汇储备对中行和建行两家进行450亿美元的注资。此时，关于4大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的讨论也是此起彼伏。获得注资后，中、建两行相继提出明确的上市计划。这对交行压力很大，如果不能第一个完成重组并上市，交行作为4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和上市的先行试点作用就无法体现。此刻，交行必须加快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步伐，促进上市计划成行。

　　“不光是要资金”

　　早在2002年6月，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就批准了交通银行引进外资的计划，同时规定外资控股比例合计不得超过15%。虽然交行具有遍及全国的网点和客户资源，对外资金融机构具备强大的诱惑力，但由于外资对中国经济和中国银行业普遍信心不足，引资工作步履艰难。

　　此后的一年中，交行在众多家意向者中甄别投资方，国家的支持和3年的清家底工作增加了交行的引资砝码。经过多轮尽职调查和反复谈判，交行最终定了汇丰作为战略投资者。

　　央行副行长的吴晓灵曾表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过程中，引入战略投资者主要目的是引入新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技术，是为了促进中资银行治理结构的改善。对引入战略投资者，中国监管当局提出了“长期持股、优化治理、业务合作、竞争回避”的原则，在国家保持绝对控股权的前提下增加外国投资人和社会公众投资者，将会促进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改善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

　　因此，交行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条件和目的十分明确。按照交行财务重组顾问胡祖六的描述，交行的战略投资者应当是“具备良好声誉品牌，具备核心专业优势和雄厚资金实力，具备对中国市场有长期承诺，有显著战略匹配，业务互补和协同效应的金融机构”。交行董事长蒋超良也多次强调，“交行要对方进来，不光是要资金，更重要的是引进先进的技术、文化、管理、理念乃至先进的机制。”

　　汇丰是一家世界级的商业银行，具有丰富的全球银行经营管理经验和稳健的经营理念。根据银监会的新规定，汇丰一家持股可达19.9%，且有较强的入股意愿。而汇丰银行主席艾尔敦认为，入股交行可能是汇丰得到的一次历史性机遇。交行符合汇丰银行为合作伙伴定下的标准，其业务规模也令汇丰感兴趣，因为这家银行看来还容易管理，它能为汇丰提供覆盖整个中国内地的业务网络。

　　2004年8月6日是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交通银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汇丰银行正式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汇丰银行以“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名义入股交通银行，入股比例为19.9%，持有77.75亿股，投资金额为人民币144.61亿元，折合约17.47亿美元，成为仅次于财政部的第二大股东。汇丰的入股，创下了当时外资银行在中国金融业投资金额最大、持股比例最高的股权投资记录，成为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里程碑。

　　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交行在和汇丰签订入股协议的同时，还签订了《品牌许可协议》及《技术支持和援助协议》，以此落实“引智”的目标。事实上，在谈判中交行就把能否承诺提供先进的管理、技术、产品作为重点内容。

　　汇丰的中国决心

　　如果说交行是精挑细选选择了汇丰，汇丰在当时进入中国的勇气和胆识亦是非凡。就在2003年～2004年，国内陆续发生了一些金融大案，给国有银行蒙上了“丑闻不断”的阴影，以致于当2004年9月工行向美国和欧洲的国际金融巨头“遍发英雄贴”，欢迎他们与工行谈判、参股时，居然没有一家外资机构表示出强烈意愿。

　　在汇丰与交行签约的前一天，汇丰控股有限公司集团主席庞约翰爵士曾对国 务院副总理黄菊表示，将以“100年的合作”来标的双方的前景，显示出汇丰对交行管理层、对中国经济及中国银行体系未来发展方向的强大信心，以及汇丰要在中国长远发展的决心。

　　即便如此，汇丰对交行的收购依然是自己发展过程中绝无仅有的一次，因为这是一次明显与汇丰在全球“只收购可获得控制权企业”的收购原则相背离。投资17.47亿美元参股交行，动用了汇丰银行半年的利润，在当时全球金融业少数股权投资中，这都是最大的一笔。汇控集团主席庞约翰爵士也宣告，汇丰参股交行是汇丰以少数股权方式在中国银行业的最后一笔投资。

　　汇丰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王冬胜说，和交行合作基于三个初衷：汇丰需要建立网络，需要客户，也需要本地经验。交通银行在中国银行业内的规模仅次于４大国有银行，而其规模比第６大银行要大得多。所以，入股交行使汇丰银行一下拥有了一个全国性的分销网络，并获得了在这一市场开展自己业务的能力。其次，交行虽在企业文化、风险控制方面仍是大行的影子，但毕竟是家股份制银行，制度相对灵活，管理难度相对低些。

　　庞约翰爵士表示：“我们希望在多个领域，例如公司治理、国际最佳银行操守以及创造股东价值方面，与交行的朋友分享汇丰经验。”同时，“对汇丰来说，这项投资无疑会给汇丰带来新的机会，进一步发展我们的中国业务”。汇丰控股主席艾尔敦曾表示，下一个优先重点是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或基于自身力量，或借助收购。

　　在汇丰银行的眼中，投资交行这宗交易是它扎根中国金融系统的最大机遇。通过建立关系和利益纽带，现在可以从小入手；随着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汇丰更著眼于未来的大展宏图。

　　融入国际资本市场

　　登陆香港H股， 通过国际市场标准而先进的严格监管理念来充实自己， 让交通银行实现真正的涅 ， 也为国内银行业树起一面旗帜。

　　上市历程

　　在战略投资者汇丰银行入股后， 上市成为交行深化股份制改革初步目标的最后一个步骤。

　　2005 年4 月， 交行向香港联交所提交了上市申请。2005 年5 月23 日， 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听证委员会批准交行从5 月25 日可以联合承销商高盛和汇丰银行开始预路演。这意味着经过两个多月的上市聆讯和预审， 联交所基本接受了交行的上市请求。

　　6 月6 日， 交行在香港拉开了全球路演的序幕。作为首家在港上市的内地大型商业银行，交行全球路演团队由交行董事长蒋超良，行长张建国， 副行长叶迪奇、彭纯， 以及首席财务官于亚利等组成。

　　6 月18 日， 高盛披露交通银行最终以每股2.5 港元定价， 接近招股范围1.95 ～2.55 港元的上限价格， 与国际先进银行市净率相近。从定价基础来看， 交行发行市净率为1.6倍， 市盈率为15.2 倍， 均高于香港同类银行股发行时的平均水平， 也是近年来大型国企外上市的较高水平。

　　6 月23 日， 交行作为首家内地银行登陆海外资本市场， 交通银行正式挂牌交易。从市场反应来看， 尽管一些国外机构发表了不利于交行的评论， 但市场并未受太大影响。全日最高见2.90 港元， 收市报2.825 港元，较其每股招股价2.5 港元上升了13% 。首日总成交股数达18.19 亿股， 总成交额约51.39 亿港元。交行的定价受到了市场的认可。

　　热捧背后

　　在交行上市之前， 内地在香港上市的神华能源进行配售， 表现不佳。当时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交行的招股情况会因此受到影响。但出乎意料的是， 在新股上市将接踵而来的形势下， 交通银行的招股依然反应热烈， 其国际配售部分仅三天时间就获得逾2 倍的超额认购。由于其联席经办人高盛及汇丰都不愿将交行股份分发予其他证券行分销， 并预留了不少数量的股份给予旗下大客户， 令许多其他证券公司无货在手。而交行的招股也掀起了当年香港的大型招股热潮。交行在香港上市共发行了58.56 亿新股， 募资额达到146.4 亿港元， 成为香港股市当年第二大IPO 。

　　2005 年6 月23 日， 交通银行在香港联交所成功挂牌上市。从市场对交行的价值评估及追捧中， 可以发现投资者对中国银行业看好，更体现出对国有银行深化改革措施的认可。交行招股之所以得到如此成功， 也与自身的透明有着直接关系。在引资、上市之前，交通银行已连续三年聘请国际著名会计事务所普华永道， 按国际会计准则对其进行审计。在整个上市过程中， 更是始终坚持按国际通行标准披露信息。在国内银行同业和香港H股上市公司中， 交通银行率先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披露财务报表， 并在香港上市规则没有明确要求的情况下， 主动按季披露财务报告。

　　投资的风险是国际投资界最关注的焦点， 对企业的公开性也有着严格要求。要得到认可， 企业必须把自身暴露在公众面前接受审查。在招股过程中， 交行对其风险因素、业务及管理中的欠缺和有关违规违法案件等也进行了充分披露。在其中英文招股说明书中，交行提示了４ 大方面的风险因素， 特别是与交行业务有关的几十条风险因素和曾经引起媒体关注的有关锦州、中航油、太原等案件的披露，尤为引人注目。无疑， 交行此次招股在信息披露方面完全达到了国际市场的要求， 不仅实实在在地向市场披露了各种风险因素， 而且让国际投资者感受到交行坦诚的态度。事实证明，正是这种极为透明的披露， 引来了市场和媒体的一片好评。

　　深远影响

　　上市的成功让交行顺利完成整个“ 三级跳”。此后， 在业绩大幅提升等消息影响下，众多投资者的追捧使交行股价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持续走高， 目前达到接近历史高点的5 元左右，成为红筹股中的一面旗帜。

　　当真正走向国际资本市场后， 外部压力使交行管理者对自身在经营管理上与国际一流商业银行的差距认识更加充分， 全行员工变革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也显著增强， 而这种理念上的变化， 正在交行的发展战略和经营管理中逐步体现。伴随着海外上市进程的顺利完成， 交行在机制、体制以及风险管理和信贷文化方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引资和上市所产生的外部压力作用，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也更好地提升了中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尽管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经20 多年了， 但是种种原因使得国有商业银行整体上一直没有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随着国民经济不断发展， 国有商业银行走出国门进入国际市场， 已经不单是为了经济效益， 也是配合国民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环境的战略需要。当“ 中国因素” 在全球市场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时， 作为对经济发展举足轻重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必然要在整体上与国际市场接轨， 才能满足企业乃至国家的需求。能够成功海外上市，则是其融入国际市场的标志。

　　政府与监管部门为4 家国有商业银行设定的综合改革目标， 就是要在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内， 将大多数国有商业银行改造成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股份制商业银行。而实现这一目标， 就必须在管理体制、治理结构、经营机制、绩效进步等几个中心环节进行一场脱胎换骨的革命。通过海外上市， 主动融入国际资本市场， 以国际先进银行为标杆、以高标准的海外监管规则为约束，无疑将从内部改革动力和外部制约环境两方面，推动这一进程不断加快。

　　由此说来， 交行在香港顺利挂牌上市，不仅是对其深化股份制改革成果的一次检验， 也为日后中行、建行海外募股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 同时首次在国际投资者面前展示了中国政府推进银行业改革的信心和决心。这一事实表明， 尽管国有商业银行存在一些特殊的问题， 但在进行适当的财务重组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后， 中国的金融企业对海外投资者一样具有非常强的吸引力。

　　交行成功海外上市及上市后的良好发展，为整个中国银行业改革树立了一面大旗。

　　交通银行大事记

　　1908年3月4日：交通银行成立，总部设在北京。时值清政府末期，中国遭遇剧烈变革。当时外商银行进驻中国，不仅攫取了中国铁路的筑路权，还通过赔款的清偿，控制了中国的关税收入。在朝野一片要办“自己的银行”的呼声下，1907 年11月，清政府邮传部正式奏请设立交通银行。

　　1908 年12月：京汉铁路收回，因“负责借款赎回京汉铁路”而创办的交行完成初期使命。

　　1928 年：交行总管理处由北京迁至上海。

　　1935 年11月：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交行所发行的货币亦被定为法币。

　　1949 年：交通银行在国内的大量外汇资金陆续移至菲律宾交通银行。上海宣告解放后，军管会接管了交行。

　　1949 年11月1日：经过接管和整编，交行复业。业务重点是公营工矿、交通事业的信贷服务。该年12 月，总管理处又由上海迁至北京。

　　1954 年: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成立。根据形势的需要，交行自1958 年起，除香港分行继续营业外，内地业务分别并入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和建设银行，其内地各分支机构亦不再存在。

　　1984 年底：上海市政府和国务院调研组联合向国务院提出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报告，提出要恢复上海作为太平洋西岸重要的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城市的地位。同年12 月，国务院调研组进一步建议“在中国人民银行之下，设立一个新的全国性银行，与4 个专业银行平行，总部设在上海，经营对内对外长期短期存放汇业务，可以与其他银行业务交叉，允许在外地设立分支机构”。

　　1986 年7月24日：国务院发出《关于重新组建交通银行的通知》。通知规定，交通银行为国务院直属局级经济实体，在基建、物资、劳动工资、财务、人事、外事、科技、文电等方面，在有关部门单独立户。交行总管理处实行总经理负责制。分支机构在总管理处领导下，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1987 年3月18 日:交行重新组建后召开第一次董事会会议，通过《交通银行章程》，规定交行的开业资本金为人民币20 亿元，分为2000 万股，每股为人民币100 元。股本由中央财政股、地方财政股和企业法人股三种成份构成。其中中央财政股由财政部代表国家控股，拨入资本金10 亿元，控股50%。以后，财政部又以中央财政股份得的股利逐年追加投资，以保持中央财政股一定的控股比例。

　　1987年4月1日:重新组建后的交行开业，其总管理处二度由北京迁至上海。交行成立后的办公地点在上海江西中路200 号，位于上海浦西最繁华的南京路商业地段。这幢七层的洋楼在解放前曾是私营银行金城银行的所在地，解放后改为青年会。交行重新组建，上海市政府特别将这幢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收回租赁给交行。

　　1987～1992 年:交行高速发展时期，机构、人员迅速增加。1987 年资产规模200 亿元，1988 年就达到400 亿元。由于当时实行二级法人制，90 个分支行就有90 个法人机构，潜伏了很多资产质量问题。

　　1993～1996 年:交行处于整顿治理过程中，资产规模从1000 亿元发展到3900 亿元，1994 年交行变多个法人变为一个法人，总管理处更名为总行，建立了资产负债比例制度，总分行内部管理体制。

　　1997 年～ 2000 年:亚洲金融风波后，交行进入成熟发展期。建立了内部信用评级制度，对分支行建立岗位授权制度，对企业建立综合授信制度，加强了总行集中管理力度。

　　2000 年～2005年6月:确立并完成了“财务重组—引进外资—海外公开上市”的改革三部曲：2004 年6 月30 日，交行顺利完成财务重组。2004 年8 月6 日，交通银行与汇丰银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汇丰以“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名义入股交行，投入17.79 亿美元，入股比例为19.9%。2006 年6 月23 日，交行以每股2.5 港元定价在香港交易所发行58.56亿股股票。

　　历任交通银行的领导人包括李祥瑞( 原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戴相龙( 现天津市市长)、王明权( 现光大集团董事长)、潘其昌、殷介炎及方诚国。2004 年5 月，交通银行领导班子更换，新董事长由原湖北省副省长蒋超良调任，新行长由交行副行长张建国升任。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