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太平洋证券总裁助理）

　　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有增无减。许多人将人民币升值压力归因于贸易顺差，并认为，顺差的根源在于劳动力价格低廉云云。

　　这样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不充分、不全面。因为我们不得不追问劳动力价格为什么低廉。毫无疑问，问题的答案需从经济增长理论中求解。

　　汇率本质上是各国商品价格的比值。然而我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容易拘泥于商品价格本身，而缺乏对其价格组成结构的深刻探究。同样一个汉堡包，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相差6倍。于是，购买力平价说者认为，人民币应当相应升值6倍。这一观点显然不能接受。发达国家汉堡包价格之高，不是高在面粉、白糖、沙拉酱和鸡肉。因为这些都是绝对的可贸易品，都可以从中国进口，事实上，类似商品在西方价格同样很低。其价格之高，高在人工工资（特别是高级管理人员工资）、高在土地价格。

　　从根本上讲，人工工资高，同样根源于土地价格。地价高，全部的生活成本就高，老百姓自然要求高的工资，否则难以度日。

　　从长期看，除了土地，所有要素都是可贸易品。随着交通事业的发展，大部分商品均可以被自由地交易；劳动力相当程度上也实现了“可贸易”，高级劳动力更是如此，可以自由地穿梭于世界各国；尽管各国普遍设置技术壁垒，但技术贸易发展日益加快。唯独土地，是最严格的非贸易品，并高度决定着可贸易品的价格。因为土地价格是所有生产成本最综合的反映，土地价格上涨必然最终推动其他价格的上涨。

　　由此观之，笔者认为，汇率从最本源的意义讲，是国与国之间的土地价格比值。人民币币值低估，表明中国的土地价格被低估。人民币升值压力，真正反映的是，经济发展提出的土地价格上涨的需求。

　　然而，中国土地价格为什么这么低廉呢？

　　直观而言，中国污染成本极低，相当程度上降低了土地的租金。换言之，只要政府大幅度提高污染成本，土地价格就必然大幅提高。

　　溯及历史，土地价格低廉，与当年土地改革及后来很少交易有关。当年的土地改革，从地主手里夺回了土地，平均分给公民，这实际上降低了土地的稀缺性，使得土地价格大幅降低。在后来，土地极少参与交易，价格的发现机制难以建立。因而，土地持续维持低位。这实质上综合化地降低了老百姓的生活成本。农村人口因而大幅上升，最终导致当前我们拥有足够多的初级劳动力。

　　然而，经济发展，又必然要求土地呈现一定程度的集中，交易因而产生。在这种情况下，土地价格往往会走出一条S形曲线。即在早期，土地价格会缓慢上升，但是到了一定时期，土地价格就会加速上升，甚至极其陡峭。最后，又会趋于平稳。

　　进一步拓宽视野至国际。一方面，国际贸易一定程度上是国与国“土地”的交易，交易越广泛、越频繁，土地价格的发现机制就越充分，从而要求土地重新定价。另一方面，就具体的土地交易本身，也会因为全球化因素，进行参照定价。正因此，才会有“上海是世界的上海，而不仅是中国的上海”之说。

　　有趣的是，因为土地的稀缺性，土地价格的上升往往推动经济的短期繁荣。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人均GDP快速上升，相当程度上都是土地升值的结果。然而，快速的升值对于经济的长期发展可能是很不利的。诚如前文所述，土地价格是个综合指标，一旦大幅上涨，会高度影响经济增长要素中的劳动力及资本价格，如果技术不能相应跟上，那么这一国家的竞争力很快会被削弱，或者被别国替代。

　　正因为土地价格快速上升可能引致经济的短期繁荣，因此，货币升值压力会更大。换言之，土地价格上升可能与货币升值相伴而行，直至土地价格上升到足以消除升值压力。然而，土地升值和货币升值往往会出现矫枉过正，这对进行经济调节提出了极高要求。

　　总之，汇率问题本源上是土地价格问题。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土地的流动性不佳，但是外资仍然优先考虑。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