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作为战略物资，其供应充裕与否，价格高低，会影响各行业的运行状况，通过价格传导和转嫁，最终考验宏观经济稳定性，并影响消费者福利。

　　危险的高油价

　　历史上发生的三次石油危机（1973~1974年阿拉伯国家石油禁运、1979年伊朗革命和1980年的伊朗与伊拉克战争）都曾给全球造成深远影响。三次石油危机让石油价格从上世纪60年代的10余美元一桶飙升到80年代初近70美元一桶，上升了4倍多。当时西方发达国家正处于重化工业鼎盛时期，石油是工业的基础原料，其价格上升导致各国通货膨胀、经济萧条、失业率上升,“石油冲击”加上生产率下降，引发了弥漫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滞胀”现象。

　　进入21世纪，石油供应瓶颈再次出现。第一产油大国沙特的生产能力接近其全部生产潜力；第二产油大国伊朗深陷“核危机”之中，为世界石油市场最大的不确定因素；第三产油大国伊拉克，自2003年美国侵入后，产油设施平均每3天就受到一次武装攻击，产油量骤减；俄罗斯加强对石油资源的控制，启动石油公司国有化进程，石油不再只是简单的资源和商品；委内瑞拉收紧石油政策，今年4月份收回了法国石油公司道达尔开采的油田，并中止了与意大利Eni石油公司的合同，把外国石油公司的所得税率由34%提高到50%；尼日利亚国内局势的动荡使得该国石油生产和供应无法稳定。

　　供应紧张和需求旺盛，再次使石油价格急速攀升，近期国际原油期货已经连续多周维持在70美元以上的价位，石油价格下一步走向，抽紧了各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神经。

　　就目前来看，当前高油价暂时还没有让世界经济增长停止脚步。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按年率计算达5.3%，大大高于去年第四季度的1.7%；中国一季度增长10.2％，增长速度比去年同期加快了0.3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4月19日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日本经济将增长2.8%，印度将增长7.3%。由于亚洲经济的强劲表现，IMF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从4.3%调高到4.9%。

　　但是，石油供给方面存在的不确定因素是否会演变成“石油冲击”，并引起世界经济的停滞与混乱？已经成为各国宏观管理部门高度重视的问题。

　　全面的资源紧张

　　经济学家在分析20世纪70~80年代的西方世界“滞胀”现象时，把“石油冲击”和生产率下降作为主要起因，并认为生产率下降导致市场无法吸收“石油冲击”的震荡，从而出现长时间的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

　　经过20多年的技术进步和经济体制调整，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美等发达国家、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地区的生产率都有普遍增长；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显著下降，第三产业逐步成为最大的主导产业。经济增长对石油依赖度降低。

　　尽管生产率提高、产业结构变迁和增长对石油依赖度降低，让高油价的破坏力大为减弱，但伴随高油价的其他资源紧张却大大增强了发生“石油冲击”的危险。因为其他资源的紧张将加剧高油价的破坏力。高油价加上其他工业原材料价格全面上涨，必然让各国面对更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今年以来，铜、铂、银、铝、锌等多种贵金属的价格已达到了数十年来从未遇见的高点，铁矿石的粉矿价格从2002年以来已经上涨了164％。2006年世界主要钢厂与铁矿石供应商的谈判基本以钢厂的妥协告终，钢厂不得不再次接受供应商的大幅涨价。国际金价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迅速攀升。在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高预期中，黄金其实成为国际投机资本的避风港。

　　如此全面的工业原材料涨价，必将抬高制成品厂商的成本，挤压制成品厂商的利润空间。原料价格上涨最终要向制成品价格传导，带来通货膨胀压力。

　　高油价对经济运行的风险

　　高油价和资源类初级产品的涨价给世界经济稳定增长带来了变数，我们也不例外。虽然今年初我国主要宏观经济数据表现比较平稳，但潜存的风险也不容忽视。

　　第一，GDP快速增长加剧能源、资源紧张。今年一季度GDP增长数据令人振奋，但是，在粗放型增长路径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高速度增长将加剧资源和能源的紧张局面。

　　第二，我国多种战略资源的对外依存度高，国际市场能源与资源价格波动对国内经济运行影响日益显现。2004年我国原油、铁矿石、氧化铝的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35%、36%和46%。随着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发展所需战略资源对外依存度更大，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联动更强。

　　第三，高油价和资源价格飙升导致贸易条件恶化。我国大多数出口商品和石油存在比价关系，但随着国际原油价格的不断上升，出口商品价格却不断下跌，贸易条件呈不断恶化趋势。

　　第四，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强烈，对市场机制发育和完善起负面作用。政府与银行签署金融战略合作协议，发放所谓的“打捆贷款”，推升地方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难以避免政府搞重复建设和银行发生呆账坏账的结局。我们该做什么

　　针对经济运行中潜存风险，宏观调控政策既要慎重，又要积极；既要限制，又要保护。由于调控政策要“防患于未然”，主管部门对经济数据的观察就要综合考虑多种经济指标发展趋势，不能以个别指标为中心。例如，货币政策不能只关注CPI指标，投资增长指标也要纳入决策体系之中。因为，信贷和投资的过快增长与资金的充斥和成本太低有密切的关系。在预期国际油价和其他初级投入品价格长期保持高位的情况下，货币政策还可以更紧一些，预先给过热的投资降温。

　　财政政策也需要有所作为，对受国际油价和资源价格上涨影响大的行业和企业，可以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推出临时性税收减免措施，保护企业的积极性。切实保障居民的消费能力，宏观管理部门不能仅靠简单的“听证”程序，提高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向消费者转嫁上升的经济成本。在实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任务期间，更要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农民持续增收机制，为农民建立良好的收入和消费预期。（作者单位：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