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曾经风光无限的经济学，近几年来不断遭遇舆论抨击，又一轮道德谴责正在进行中。

　　肇因有二。有一批经济学家直接对舆论提出批评，引发舆论反弹。吴敬琏表示，把“收入差距拉大”提出来，可以唤起人们理性地寻求解决方法，但是不应该加以炒作，不然只能使这个问题弄得越来越复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则说，用购买力计算的中国基尼系数，要比用名义收入计算的数值小很多，中国的收入差距实际上被夸大了。他还说，大肆炒作基尼系数的结果是民众对不平等的抱怨和仇富心理。

　　第二个导火线则是钟伟点燃的。钟伟近来接连写了几篇文章或接受媒体采访，发表了与主流舆论相背的意见。比如他说，房地产不能崩盘，银行跨行收费有理，并且还收低了。这些意见引起了传统与网络舆论的强烈批评。而钟伟随即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在挑衅这些舆论:经济学者一定要替百姓说话吗？

　　应当说，经济学家与舆论的相互攻击，乃是改革反思大讨论的一个延续。在这场讨论中，媒体评论家们把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不公现象，归咎于经济学家所推动的市场化改革方案和具体政策建议。当然，在这些批评者中，郎咸平属于破门而出者。

　　到了今年初，经济学家们开始反击。促使他们反击的，其实不是媒体评论家的说法，而是另一批人士以市场化存在种种问题为由而要求否定市场化方向的主张。这种主张在经济学家看来，可能威胁到市场化改革进程本身，而市场化这个方向是不应当动摇的。因而，经济学家的反击其实更类似于哀求:请媒体、舆论不要再炒作贫富分化、收入不平等、富人原罪等等问题了，因为这只会恶化社会气氛，也不利于通过发展解决这些问题。

　　对此，媒体评论者的反应不外两个套路:第一，我们并没有炒作，我们所说的那些社会不公现象本来就是事实，很大、很严重的事实，所以，经常说说它，是非常正常的。第二，你们不喜欢我们说，那只能说明你们有精英主义倾向，你们蔑视民意，你们是既得利益者，或者自觉地站在既得利益者一边。在网络论坛上充斥着的则是更为激烈的指责。

　　这样的论辩方式，经济学家几乎不可能作出回应。钟伟却是一个例外，因为他是一位认真的思考者。所以，在遭遇媒体评论者的抨击之后，他继续进行思考，并且从经济学者的正当责任这个角度作出了回应。他的看法是:科学研究只应当求真，说出事实真相，而不是充当民意代表，也不是替政府、或者替某个群体说话。

　　可以想象，这肯定会让媒体评论家愤怒。因为，这里似乎带着一种专业的傲慢:评论家们希望房地产市场价格暴跌，以为有益于穷人，实际上却损害所有人利益；评论家们抱怨银行乱收费，也是因为不了解ATM机的维护与运营成本。

　　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家因为担心舆论对社会不公现象的“炒作”可能导致改革中断而呼吁停止炒作，同样有一种专业的傲慢:理论已经证明，中国必须走市场化之路，这种改革能够增长所有人的福利。很多人却不懂得这一点，所以才不珍惜改革的成果，夸大改革的负面效应。这种专业的傲慢已经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可以预测，双方仍将继续坚持自己的偏见，评论家们将会继续寻找一切机会来抨击经济学家。

　　之所以有这种悲观的估计，部分是因为，经济学家与知识分子之间互不理解、互相抨击的现象由来已久。我曾经编译过一本《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分析的就是知识分子为什么持续地批评市场这一奇特现象。我大体上同意经济学家的看法:知识分子是错误的，他们从来没有理解市场的益处。

　　不过，在中国，情形似乎是倒过来的。目前在媒体上批评经济学家的知识分子，其实并不反对市场。他们所反对的是权贵资本主义，被扭曲的市场。他们所批评的是银行乱收费背后的垄断，高房价背后的权力与金钱结盟，收入不公背后的权利不平等。

　　于是，双方的诉求发生了一个奇特的倒转:知识分子要求出现一个好市场，要求切断权力与市场的联系；经济学家却说，现在的市场总好过没有市场，如果这个市场也被搞砸了，那就更糟糕。

　　应当说，双方都没有错，但经济学家实有必要谦虚地听听知识分子在说些什么。经济学家总是告诉人们要继续推进市场化，现实却是知识分子反而最关注那个“化”。经济学家的种种意见表明，他们以为现在就是完成状态的市场了。对于市场化进程而言，经济学家反而成为保守者，这恐怕是他们遭受抨击的根本原因所在。

　　(作者系知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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