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提姆·哈福德(Tim Harford)

　　2006年6月28日 星期三

　　芝加哥这家大型购物中心的停车场已经停满了汽车。这位白发老人把车停在一个限时30分钟的车位里，这点时间远远不够我们从容不迫地吃那顿约好的午饭。“我们停这儿应该没事儿。他们不会查得那么仔细，”他向我解释道，声音柔和，但带有明显的布鲁克林口音。我望着他，问道：“这算是一种理性犯罪吗？”他毫不迟疑地说：“是的。”

　　“理性犯罪”(rational crime)这一理论，是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6大爆炸性理论之一。40年前的一天，贝克尔去给一个博士生考试的时候迟到了，此时，上述理论闯入了他的脑海。他当时没时间去寻找免费停车的地方，于是迅速权衡了一下付费停车的成本和因违章停车而被罚款的风险。当他到达考场的时候，那个当时还不流行的概念——犯罪分子将根据惩罚的风险和成本做出反应——在他的心目中成形了。贝克尔立即要求那位不幸的学生与他讨论这一问题。（那位学生通过了考试，而且贝克也没有因违章停车而收到罚单。）

　　成本与收益从未远离他的头脑

　　贝克尔处理问题的方法似乎没有发生改变，成本与收益从未远离他的头脑。当我们朝着购物中心内的法国餐厅La Petite Folie走过去的时候，他花了些时间，来解释选择这家餐厅背后所蕴含的基本原理。他最初建议去芝加哥大学的方庭俱乐部(Quadrangle Club)，我可以实地观察贝克尔的那些学院同仁们。但最后，食物的质量超越了其它因素，这位教授说：“我想，我们至少应该吃一顿像样的饭。”

　　贝克尔把我引荐给餐厅老板玛丽(Mary)，让我选择座位，并礼貌地向我推荐菜单上的食品。他身穿夹克，系着领带，加上那份自然而然的优雅，那种绅士般的举止，与他经常冒出来的可怕想法，简直是不协调至极。“ 另类经济学家”的名声并未使他闷闷不乐。

　　“在穿著等方面，我的观念一直都很传统。但是，一旦涉及思想领域，我乐于标新立异：如果我认为自己是对的，我能够承受批评。”

　　他确实认为自己是对的，而那些批评也从未远离过他。起初，批评来自于其他经济学家。法兰克·奈特(Frank Knight)是所谓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一位创始人，他曾劝说一家报纸的编辑，不要出版贝克尔早期有关“民主制度决策的背后动机”的论文。（这一课题后来变成了“公共选择理论”，并为另外一位经济学家，詹姆士·布坎南(James Buchanan)，带来了诺贝尔奖。）贝克尔的博士论文与歧视有关——如何对其进行衡量，以及歧视可能给歧视者和被歧视者的财富造成的影响。有人认为，对于经济学家而言，这不是一个合适的题目，校方说服了一位对贝克尔不感兴趣的社会学家来评审他的作品。后来，贝克尔几经艰难，才发表了他的著作《歧视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首创“人力资本”概念

　　贝克尔奋斗多年，才获得世人的承认。在30岁以前，贝克尔曾向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提出“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的概念（即人们为了获取回报，会像投资股票一样，投资于自身的教育），这个概念在当时还很新颖。他回忆道，当时学会的反应是“怒不可遏”。他说道：“现在很难相信，人力资本这一概念曾经备受争议。对于政界人士而言，要是他们不提人力资本这个术语，他们就无法获胜。”

　　我们已经要求侍者多给我们一些时间，因为我们的谈话范围很广，从伦敦的汽车进城费（“他们做了我一直在主张的事”）、核能（贝克尔赞成使用）到撰写博客的利弊。贝克尔对我谈到的伦敦和新闻行业也同样感到好奇。

　　间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侍者再次尝试让我们点餐。贝克尔点了扇贝，并向我推荐海鲜，但是牛排对我更有吸引力。我劝他喝点葡萄酒。“我就喝一杯吧，不能超过一杯。”然后，我们商量点法国矿泉水还是意大利矿泉水。我建议点意大利矿泉水。他表示同意：“我喜欢意大利，喜欢意大利人。他们很自在。”这或许是我们谈话中，他唯一一次笑出声来。

　　贝克尔希望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当天下午他还要打网球。他今年75岁，看上去也是这个岁数，有一头漂亮的白发，和皱纹很深的半透明皮肤，但他的举止看上去更年轻。当我到了他家，搭他的车去餐厅时，我看到他步履轻盈地走下楼梯。他驾车很自信。在夏天，他搬到科德角工作，经常在海里游泳。贝克尔一直热爱体育运动，似乎也只有运动和家庭能够分散他对工作的注意力。“我不太喜欢清谈，因此我不会尝试参与闲聊。”哪怕只是几分钟的谈话，也能清楚地表明：真正让贝克感兴趣的，是创意的世界。

　　用经济学原理来解读人的行为

　　如果说贝克尔有一条指导原则的话，那就是用经济学原理来解读人的行为，其适用范围要比最初设想的更为广泛，人们在犯罪、婚姻 、亲子、教育、甚至吸毒等问题上做出理性的选择。他呼吁建立一套更广泛的价值观，对此，经济学家们持怀疑态度，而非经济学家们指责他将情感决策“简化”为货币决策。我向他提出，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经济学并不是研究金钱的学问。

　　“你说得很对。人们完全误解了我的著作，也许从未读过它们。显然，金钱很重要，但我研究的大多是非金钱的主题——歧视、婚姻。在我的著作中，没有一处表示，人们结婚主要（或完全）是为了金钱。”

　　即便如此，贝克尔的观点可能看起来有些冷酷，即使在其他经济学家眼里也是如此。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极为理智的人。“我有一些写小说的朋友，他们会注意人的每一个特征。我在这方面很弱。不过，我觉得自己非常善于用头脑观察各种社会和经济行为。我认为这种天赋让我获益匪浅。”

　　我们谈到向乞丐施舍的合理性，尽管我们努力避免遇上他们。然后，他介绍了一个有关自杀的新的行为模型，他目前正与他的朋友兼博客同道——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法官一起研究该模型。波斯纳是一位经济学家，也是一位法律学者。他们试图找出自杀未遂与成功呼救之间的区别。他无意用任何“政治正确”的言辞来钝化分析的尖锐性。在谈到我的“亲爱的经济学家”专栏时——他的研究成果经常出现在这个专栏中——他没有理会我有关该专栏是半开玩笑的说法。“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个专栏的内容牵强附会。但我喜欢它对理论的应用。”

　　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

　　起初，贝克尔在学界遭到了强烈反对，但同时也得到了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芝加哥学派大师们的有力支持，如今，他被视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贝克尔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史蒂文·莱维特(Steven Levitt)，最近研究了哪些经济学家在领先刊物中激发了实证研究。

　　在被引用的原始数字方面，贝克尔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与那些仅仅发表了一两个著名观点的竞争者不同，50年来，他在每个10年都曾发表若干篇具有影响力的论文。

　　“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我开始注意到这点。许多毕业于哈佛(Harvard)、麻省理工学院(MIT)和斯坦福(Stanford)的年轻人，对我正在研究的东西非常感兴趣，尽管他们的导师们多数——并非全部——反对我正在做的那些课题。”

　　贝克尔丝毫没有流露出任何放慢脚步的迹象。除了那篇有关自杀的论文以外，他还一直在研究个体对恐怖主义恐惧的反应、人口增加的宏观经济学影响，以及进化为什么产生老是与他人攀比的人们。他在芝加哥大学授课的时间多过以往任何时候，同时，尽管他最近不再为《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撰写他写了近20年的每月专栏了，但他现在仍与波斯纳一起，每周在博客上撰写一篇随笔。波斯纳曾经有可能出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我认为，在最高法院无人能与波斯纳相比，包括首席大法官罗伯茨(Roberts)”在内），但贝克尔如今却预测他有可能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

　　荣获诺贝尔奖后的担心

　　14年前，来自瑞典的一个电话，让贝克尔从流感导致的沉睡中惊醒。诺贝尔奖——此前人们就一直预测他会得奖——引发了两方面的担心。一是他的工作将不会再让人们感到不自在。“我有些为此感到烦恼。工作得到认可很好，我为此感激。但我也认为，你必须努力继续做那些有争议的、不被认可的工作。”

　　第二个担心是，如同多数诺贝尔奖获得者一样，贝克尔将不再从事那些严肃的工作。但这种可能性似乎很小。“我仍然喜欢我在做的工作。这是一直推动我向前的力量。我是否做得像过去一样好，这个问题可以由大家探讨。但我仍认为，我有想法，我能够作出贡献，其中有些想法很有趣，我喜欢研究它们。我希望有一个繁忙的时间表，我一直精力充沛，可以应付所有的事情，工作是我生活中最感兴趣的事情，因此我能够继续工作下去。”

　　贝克尔进餐速度很慢，他对谈话的兴趣大于食物。尽管我们一起坐了将近两个钟头，最后却没有点甜点和咖啡。当我们起身离开时，一个年轻的支持者走到贝克尔身边，称赞贝克尔在《商业周刊》上撰写的专栏。贝克尔和蔼地作答，然后为我把门打开，一起离开餐厅。

　　然后，尽管我一再谢绝，他还是与我一起在人行道上等候，直到我的出租车出现。他与我握了握手，转身走开，但看到另一个人也要上这辆出租车时，他立即转身回来帮助我上了车。一切归于平静，他脸上挂着微笑，漫步走入芝加哥午后灿烂的阳光中。

　　La Petite Folie餐厅，芝加哥

　　1份牛排配焗烤土豆

　　1份扇贝配超细意粉

　　2杯红酒

　　1瓶圣培露(San Pellegrino)矿泉水

　　总价：61.03美元

　　译者/何黎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