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由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主要负责的外资并购限制实施细则制定，正加快进行。细则将列出受限制的行业目录，再分行业拟定具有针对性的限制政策。而装备制造业在限制外资并购方面更是成为排头兵：日前，国家发改委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出，大型重点骨干装备制造企业控股权向外资转让时，应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见。

　　毋庸讳言，此次透露出制订外资并购限制政策的信息，正是因为对凯雷收购徐工案的争议，特别是最近三一集团执行总裁向文波公开质疑该收购案，且表示愿意加价收购徐工，引发了轩然大波。个案能够引发政策调整，但政策调整绝非仅针对个案，我们认为，此次政策调整符合国家长期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体现了政府对于国有资产和国有主导产业的指导思想，由单纯的“资产管理”转向产业长期协调规划的重大变革。

　　以往对于并购案例，媒体和公众易于把注意力集中在收购价格的高低上。但是随着并购案例的不断增加，人们最终发现决定并购项目最终归宿的绝非是价格的高低。比如，各地处置不良国有资产时多是采用公开竞价、价高者得的方式。但是一些深谙此道的竞标者在凭借高价获得资产后，旋即变脸，反而以社会公众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安置就业等为理由，对政府施以要挟，要求进一步的优惠和扶持，最终大肆侵害公众利益。

　　正是基于对类似问题的警觉，针对并购，特别是外资并购，人们关注的重点逐渐从价格高低问题转移到诸如垄断问题、内资品牌被雪藏问题、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等等，但事实上，此类问题的出现只是表征，问题的核心在于相关部门对于国有资产、国有主导产业的定位以及监管思路出现了偏差。

　　目前有关部门对于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管缩减为“资产管理”一项内容，即便是“保值增值”的目标也只是体现了对纯经济利益的追求。但简单的“资产管理”无法反映出整体国有主导产业协调、产业配套、产业规划等需要，只能使企业变成了财务报表上的一堆数据。事实上，按照李斯特提出的“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在中国企业还没有强大到能够与国际竞争对手抗衡之前，政府需要立足于国家长期利益，把对产业的协调发展作为第一目标。而对外资并购没有审核机制和程序，恰恰就是产业协调管理缺乏的最直接表现。因此也导致无论是国有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还是凯雷收购徐工案，都会在“贱卖、垄断、国家安全、偏爱外资”等诸多方面引发激烈争议。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企业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和尤尼科，遭遇到美国政府的严格审查，反而倒是一堂现身说法的课程。

　　如果从产业规划协调角度出发，我们建议，单纯“应景式”的出台针对外资并购的限制措施虽然也可以做到亡羊补牢，但是从长期来看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全面完善：

　　首先，明确国有战略产业的发展方向和目标，确立“幼稚产业”的甄别的保护标准，以国家长期经济利益为目标加以引导和扶持；同时尽快建立外资并购内资企业法律防范机制，加紧完善和制订《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等相关法律。两者需要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既要限制外资恶意收购，又要避免内资企业的行政垄断。

　　其次，在政府主管部门内要有专职机构来组织评估和办理审批手续。国有企业被外资并购要先经专职机构评估和审核。

　　再次，要建立完备的对外资并购行为的评价体系和标准，内容应包括而不限于：被并购的内资企业在行业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外资并购对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影响；被并购的内资企业在国内市场所处的地位，外资并购是否会形成垄断；被并购的内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其技术是否处在行业高端，外资并购对产业结构升级是否会造成影响；被并购的内资企业现有资产的实际情况，有无造成流失等等。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