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当下的体制中，老百姓的知情权尤其显得重要——因为从审计报告的点名中看到部门如何违规使用财政资金，这差不多是公众把握公共财政的惟一通道。

　　■曹林

　　与往年审计报告激起公众热烈关注和讨论的舆论风暴相比，今年的审计报告公开后舆论显得特别冷清，问题出在“不点名”上。此次审计共查出中央部门违规违纪金额５５亿元，虽然单独提到了财政部和发改委，但是通篇报告中很难看到具体部委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宏观的共性的表述，“不点名”是今年审计报告的一个改变。而往年报告所以能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正在于国家职能部门的违规行为被公开点名。李金华称审计要从“揭露问题”重点向制度建设倾斜。（６月２８日《新京报》）

　　我们能理解李金华“重点向制度建设倾斜”的审计转变中所包含的理性诉求，毕竟，整肃政府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秩序，最终还得依赖完善的财经制度，仅有揭丑的审计报告是浅薄和不成熟的，“揭露制度漏洞”是一种更理性、更触及本质、剔骨见肉的审计——但是，“重点揭露制度漏洞”是否就意味着要放弃原有的“揭露违规部门”，放弃对问题部委的公开点名？两者互相排斥吗？为什么不能同时并存？公众想知道财政渗水的制度漏洞在哪里，也想知道是哪些部门违法违规使用了公共财政。

　　审计报告不点名，这是一种让公众失望的过度理性。

　　有一种观点认为，屡审屡犯，屡犯屡审，“审计风暴”年年刮起，可公共财政漏洞年年依旧，所以说对问题部委点名没有用，只能从堵住制度漏洞着手——这种说法是没有理由的，屡审屡犯，问题出在公开点名后问责没有跟上，怎么能李代桃僵，把板子打到“公开点名”身上去了？另一种观点认为，点名又不会得到处理，所以不断点名会产生“点名疲劳”，开始的点名还会产生道德压力，可被点频繁了这种压力就会消失，只会产生“谁也不比谁高尚”、“反正早晚被点名”的违规自慰——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问题，点名不仅是为了震慑违规部门，更是为了让纳税人看到，到底是哪些部门违法违规地使用了公共财政，税收到底流向了哪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些部门和地方的财经管理、支出方面出现问题，未必是那些部长、省长、市长的品行存在问题，而主要是相关的管理制度存在缺陷——这种判断是一种“制度决定论”，其实中国许多问题中制度、部门和人的因素是交织在一起的，制度不可能完美，人品也不足信。

　　说到底，那许多倾向“不点名”的观点都只是把“点名”当作了实现其他目的的一种工具，其实，“点名”不是工具，它对应着一种独立自洽的目的，就是满足公众对公共财政的知情权——不管“点名”有没有对推动财政规范使用产生什么作用，“点名”本身就实现了纳税人的知情权，老百姓看到了教育部门巧立名目乱收英语四六级考试费，看到了体彩专项资金流失２３００万元——这就是“点名”最大的“用”，老百姓对财政的知情权本身就是一种审计部门应该尊重的权利，不能以“揭露制度漏洞”的宏大理性排斥公众这种最基本的权利。

　　在我们当下的体制中，老百姓的这种知情权尤其显得重要——因为从审计报告的点名中看到部门如何违规使用财政资金，这差不多是公众把握公共财政的惟一通道。由于人大监督的乏力和民权的贫困，公众缺少诸如监督权、听证权、投票权、查询政务权等实质性公民权利对公共财政流向进行控制，能从审计报告中知情是很不错了——这点权利还是靠李金华及其领导的审计署争取来的，虽然缺乏其他权利的配套，知情了也没有多大用处，但知情总比不知情好，而且知情了也能通过大众参与的舆论批判形成对违规行为的道义压力。而“审计报告不点名”，则让公众这仅存的知情权大打折扣。

　　为什么制度建设不能与“点名”并存，如此“过度理性”，到底是理性还是对违规部门的妥协？

(责任编辑：单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