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某经济学家提出，“求真是学者第一要务，替百姓说话不是其必然使命”，“学者应该替百姓说话吗？这要看百姓的诉求是否在理，一个经受了哪怕粗浅经济学训练的研究人员，求真本性都超越了一切”，引起热议。

　　实际上，我们还可以提出另一个命题：“求真是学者第一要务，替利益集团说话不是其必然使命”，与前述命题相比较，就会看出其中的奥妙：某些经济学家实际上是在为利益集团说话。实际上不是在追求真理，而是不顾事实，甚至歪曲事实，前后矛盾。

　　叶檀在《出尔反尔原因何在》一文中指出，今年2月，该经济学家写了一篇名为“房产暴利是权钱合谋下对农民的掠夺”的文章，将房地产过程中的垄断与寻租之害批了个痛快淋漓，如今，政府刚开始行动，其突然一反自己说过的话，开始疾呼房地产崩盘乃中国经济不可承受之重。从为小民鼓与呼，到为房地产商呐喊，数据与逻辑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才会让他全然忘却曾经的观点？

　　其实，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不仅表现在个别人的言论中，另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言论中也时有表现。

　　某位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说“华盛顿共识”所包含的一些经济学基本原理在中国的改革中起了作用，也是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第一中国的宏观经济比较稳定；第二市场化取得长足的进展；第三中国的经济是开放的。

　　事实上，正因为中国改革没有接受“华盛顿共识”，所以后来才会产生“北京共识”。本世纪初的“北京共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提高的条件下，由国际舆论自发提出的一种观点。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2004年5月11日发表了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撰写的一份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

　　我们再看事实：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易风在《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政策》一文中介绍了西方经济学家的两种观点：西方经济学家不仅研究他们自己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且还在他们政府的资助下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怎样从计划经济转变成市场经济。

　　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关键在于私有化。伊萨克森等人是这种观点的代表。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关键不在私有化，而在竞争化。曾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世界银行副行长的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是这种观点的代表。斯蒂格利茨既不赞成原苏联式的过度集权，也不赞成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过度分权。

　　吴易风教授的文章是客观的，他把两种观点告诉大家，但有些学者只引于己有利的观点。但不引用、不介绍，不等于不存在，尤其在信息发达的社会。

　　老百姓喜欢听全面的真话，也有听真话的权利，这对社会发展有利。在了解了全部的意见之后，人们才能全面分析，从中寻求有效的路径。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