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二大富翁巴菲特不久前把自己财产的大部分（共310亿美元之巨）捐给了世界第一大富翁比尔·盖茨及其夫人的基金会。

　　巴菲特捐款是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慈善捐赠，这笔钱，完全可以用来自己成立一个最大的基金会，超过现有300亿美元资产的盖茨基金会，或者建一个巴菲特大学，使自己名垂青史。但是，巴菲特连名字也不要，一定要把钱交给能够最有效率地服务社会的人。这个人就是十天前宣布将淡出微软集中精力经营慈善事业的盖茨。

　　这里必须指出，这两位世界巨富，并非对市场经济丧失了信心。相反，他们都认为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率的经济制度。他们正是靠着驾驭市场经济赢得了自己的财富。但是，他们也认识到，再伟大的制度也有局限。这种局限必须靠人的道德力量来超越。

　　具体而言，市场经济效率优先，因而是一种赢家的游戏。巴菲特直言不讳地说，市场无法解决穷人的问题。要解决穷人的问题，就必须靠市场经济中的赢家的道德自觉。这一点，是巴菲特和盖茨最大的一个共同之处。十五年前，盖茨在母亲的督促下见巴菲特。当时他一百个不愿意：见他有什么用？还不是谈些枯燥的金融问题。但是，大家一见如故，维持了十几年的忘年交。其中最关键的结合点，就在于大家关心的是钱以外的事情。巴菲特给了盖茨一本世界贫困问题的报告。盖茨后来为此成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基金会。另外，两个人都对继承的财富异常反感。巴菲特干脆嘲笑富家子弟是“幸运的精子俱乐部”成员。如果他们这样的人不把财产捐出，而是交给自己的“幸运精子”，那么美国就会变成一个由经济贵族所统治的社会。

　　巴菲特的行为，揭示了市场经济需要道德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市场经济就将腐蚀其所生长的社会的基石。

　　我们很多人所理解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种非道德化的中性制度：只要一个人在市场中合法赚了钱，并且依法交税，那么就不仅增进了自己的利益，也增进了全社会的利益。他在此之外，并没有任何其他义务。一个理性的制度，是要把这种对个人快乐和私利的追求，转化成自动对社会也有好处的行为。这样大家都可以放心追求快乐，用不着操心太多道德问题。比如，富人买豪宅，穷奢极欲，不仅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造福社会。因为他们一掷千金时缴纳的税金，可以用来给穷人盖房，或发放救济。

　　自由市场的正宗，是在盎格鲁撒克逊的启蒙主义传统中成长。这种启蒙主义，核心不是理性，而是道德。比如市场经济的祖师爷亚当·斯密就是这一传统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影响最大，被误解得也最多。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他的所谓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就是在“看不见的手”的控制下，尽情地为个人利益而竞争。这样，个人获得的利益越大，社会的收益也越大。市场经济的道德，是其背后那种让个人和社会共赢的理性，而不是让个人在市场上接受伦理的约束。其实，亚当·斯密不仅是位经济学家，也是位道德学家。除了《国富论》外，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道德情操论》。他之所以鼓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一个基本的预设就是个人有强烈的道德关怀和约束，会利用自己的自由追求社会公益，所以才用不着国家来插手。他明确批评那种人人为己的自由竞争是放纵和有害的。

　　美国的历史，也多少证明了斯密的判断。众所周知，美国拥有自由放任的经济，也有着发达的慈善事业。两者相辅相成。美国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末出现了两次创造财富的高峰，也同时出现了两次慈善事业的高峰。前一次的代表是卡耐基和洛克菲勒，后一次的代表就是巴菲特和盖茨。美国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维持，一大原因就在于这些市场经济中最大的赢家，能够主动根据自己的道德情操重新分配财富，使政府权力的介入成为不必要的。如果这些成功的人不自行重新分配财富，而是通过财产继承创造一个世袭的经济贵族，那么老百姓就可能通过选票要求政府重新分配财富。

　　一些经济学家们主张政府退出经济领域，这本身并没有错。但是，他们所不愿意面对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需要道德的基础。财富具有责任，具有品格。

　　□薛涌（旅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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