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钟伟教授最近撰文：对于长期从事经济研究的人员来说，求真是第一要务。研究人员应该尽其所能讲实话，至于说实话的结果，官员、企业家或者百姓是否爱听，则不在他的考虑之列。经济学者应该替百姓说话吗？很遗憾，这不是从事经济研究人员必然的义务或者使命。（《广州日报》6月26日）

　　钟教授的文章标题很有一些吊诡意味，直接暗示了某些经济学家的价值取向：经济学者没有必要替百姓说话。经济学家替谁说话本是个人选择的自由，别人无权干涉。但类似“经济学家不该替百姓说话”这种徘徊于世俗与道义之间的经济学独白，却不能让人接受。

　　钟教授的立论很有些新意。以往大多经济学家的立论多从理性切入，然而由于理性不是某些人的专利，寻常百姓也有理性，因而说服力并不强。这次钟教授从求真入手，可谓武器先进，普罗大众又有几个人知道如何求真呢？笔者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认识论时曾说，除了众所周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外，至少从哲学上，还有六种判别真假的方式。即便这样，也不能保证知识必然为真。把经济学定义为求真，至少有两个好处：其一，求真通常是自然科学的目的，如果经济学的目标也定位为求真，那么，其价值是中立的。对于民生的艰难，经济学没有责任和义务；其二，既然是科学，就要用科学的方法，采用实证路线。而这里的实证，也是残缺不全的实证概念，主要是对数据的分析，至于真实的生活是怎样，与实证分析无关。暂且不论实证主义的方法遭到了多么严厉地批评，这种方法本身就很有些郑人买履的意味：我只相信数据，不相信自己的脚。

　　在市场经济中，采取世俗的论证策略，是非常理性的表现。因为任何理性的人，在市场中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相反，那些坚持道义的言说，反而显得非常不理性。因为坚持道义，往往导致个人利益的受损。然而，人类历史的进步，恰恰是用道义的笔写就，而不是靠世俗的献媚与讨好。对此，我想到前不久刚刚去世的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他一生都在对社会不公进行不懈的批判。人们对他的热爱，出于道义的言说的力量。老加同志曾说：在现代社会中，最容易产生假象甚至是谎言，莫过于工作一词的使用，它对某些人而言是抑郁、痛苦、受到歧视的，对另一些人而言却是愉快的、有社会地位和高报酬的事。那些工作愉快、收入高的人，一再强调他们的“勤奋工作”，藉以掩饰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对于钟教授这样的在数家著名机构兼职的精英，工作当然是非常愉快的。房价、教育、医疗对于这些精英来说，都是不成问题的，所以，他们感受不到民生疾苦，也没有必要替百姓说话，只需在书房里凭借数字模型求真就行。果真如此吗？

　　坦率地讲，时下的有些经济学独白，颇有些玩笑与反讽的意味，因为它被抽去了最重要的对人类与社会的道德关爱，反而美其名曰：经济学科学化。然而，由于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巨大差别，这种所谓的科学化运动，已经让经济学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再加上，社会的剧烈转型，个别经济学家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风尘仆仆地穿梭于权贵之间，他们的独白，已经失去了表达苦难与不公的道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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