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行顺利在两个市场发行上市，可以说是我国国有银行经过一系列繁杂的股改过程，克服各种变量和不确定因素最终获得成功的过程的一个缩影。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银行业改革的成效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深化金融改革提出了基本要求，即“要求各类金融企业建成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选择有条件的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加快处理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创造条件上市。

”

　　2004年初，中国银监会对国有商业银行股改提出了新的考核标准和实现标准的时间表。今天，中行顺利在两个市场发行上市，可以说是我国国有银行经过一系列繁杂的股改过程，克服各种变量和不确定因素最终获得成功的过程的一个缩影。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银行业改革的成效。

　　机构投资者引进争论

　　伴随着交行、建行、中行的上市进程，市场上也不断地出现争论。按照银监会的要求和政策指引，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必须先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对于银行引进战略伙伴，社会对其寄予了很多期望。增加资本补充资本金不足，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公司管理水平、引进新产品和新技术、提升国际资本市场对上市商业银行的信心。

　　然而，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进和境外上市，也引来了社会公众对国内银行是否存在“贱卖”担忧。此间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国家利益和国有商业银行利益最大化，同时也要给境外战略投资者获取好处，实现“共赢”。

　　银行“贱卖”最直接的问题表现在境外机构投资者引进价格与境外上市的股权价格问题。

　　以交通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投资价格来看，基本上是按净资产来定价。汇丰银行持股交行19.9%的股权，出资144.61亿元，每股为1.86元。交行今年5月在香港上市，IPO的定价区间为1.95-2.55港元，最高价为2.9港元，每股约为账面价的1.05～1.36倍。汇丰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从交通银行上市中获取了较丰厚的收益，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银行资产贱卖的感觉。

　　持“贱卖”理论的人关注的另一个方面是银行股权价格评估中忽略了许多其他因素，比如：品牌、机构网络、市场、产品、客户、职工，特别是国家的支持。毫无疑问，按照净资产计算的价格忽略了国有银行的无形资产。

　　而对“贱卖理论”持相反观点的人更多地强调了外资机构进入对国有银行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整体形象的提升。希望依靠优秀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商誉，推动银行上市和IPO定价以及其后的股价走强。一些境外投资银行等中介机构在推介交通银行股票时，他们宣传的第一个“卖点”就是汇丰银行的高比重的参股和深层次的合作。

　　忽略了境内战略投资者

　　随着中行“A＋H”上市模式的推出，贱卖之争也逐渐归于平息。中行“A＋H”的上市模式较好平衡了两地投资者的利益，减轻了承销定价的难度。同时中行选择了集团整体上市的方式，而并非建行的分拆上市方式，说明银行资产状况运行良好，对银行自身的品牌形象和资产都是很好的提升。可以预见，中行的这种上市模式将被其他银行所仿效，给其他银行提供一个好的借鉴。

　　当然，在中行上市的过程中也凸现了一些问题。如注重了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而忽略了境内战略投资者的引进。在我国即将步入混业经营的背景下，通过境内机构投资者引进将有利于经营模式的改变，使境内机构分享上市所带来的溢价收益。

　　本土保荐人在哪里

　　中资投行保荐人缺失，也是我国商业银行上市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一个问题。有人估计，建行、中行上市的费用一般为1.5亿—2亿美元，约为十几亿元人民币。但这些费用都被外国投资银行赚去了。随着商业银行上市的大面积推开，培养高水平的本土投行保荐人，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当务之急。

　　但任何问题其实都是可以一分为二的，中国本土缺少高水平的投资银行，这也许是商业银行上市要请海外“媒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如果仔细看看担任我国商业银行上市保荐人的这些外国投行，其实具体干事的人还都是中国人。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商业银行只相信外国投行的“金字招牌”呢？

(责任编辑：马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