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董事制度的产生和演变几乎都与制约大股东或高层管理人员操控董事会有关。而且，长期以来各国都没有停止过对独立董事制度的思考和探索。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才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中国，更需要完善和创新相结合，建立既符合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董事制度。

　　长期以来，各国在如何定义独立董事的问题上存在着偏差和误区。因为，以往的定义都仅仅规定了独立董事的“利益约束”，但都没有包含对独立董事的利益方面的激励，即“行为激励”的内容。换句话说，虽然都关注了独立董事应有的“独立性”，但却忽视了独立董事同时应有的“积极性”。人们片面以为，只要独立董事来自外部并对其收益进行限制，其独立性就有保障了，独立董事就能发挥作用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认识上的偏差，使得实际运作中在限制了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同时，也限制了其积极性。而没有积极性的独立性是毫无意义的，它会使独立董事形同虚设。可以说，至今为止各国的独立董事制度所存在的缺陷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与此有关。独立董事制度中利益机制（包括利益限制、利益激励、利益保护等）的缺失，直接影响到这一制度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

　　中国与美、英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基础存在着一个重要区别：美、英及其他欧洲国家实行的是“一元制”的公司治理结构，而中国曾在《公司法》中，选择的是“二元制”的公司治理结构，即股东大会下设董事会和监事会。

　　中国“二元制”的治理结构中监事会的监督和独立董事的监督并存，从理论上讲可能会产生内部人监督和外部人监督相结合的优点，从而可能使这种监督较之欧美的“一元制”更有效。但是，中国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监事会实际上是由内部人组成的公司的常设性机构。它虽不隶属于董事会，并有职工代表参加，但监事会人员的任免方法及薪酬制度几乎是以内部人任免为特征的一套制度，这样的监督的独立性是难以保障的。面对处于强势地位的董事会，监事会难免会成为董事会的附庸。而问题还在于，我国的《公司法》和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都没有就监事会和独立董事的职能和关系加以界定和统一。那么，应如何理顺监事会和独立董事的关系，以便使中国的公司治理制度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呢？

　　笔者认为，既要从现实出发，也要兼顾继承性；既要完善，也要创新。具体来说，既要引入独立董事制度，也要保留监事会，但是二者不能分设，而要统一起来，并把监事会改造为在公司中为配合独立董事行使职权的常设机构。监事会的工作向全体独立董事负责，既负责平时公司与独立董事的沟通，还协助独立董事及时、全面、准确地获取公司的有关信息和情况，并为独立董事提供监督建议和预案，接受独立董事委托独立完成或协助独立董事委托的会计、律师和审计机构完成相关调查和评估，弥补独立董事非执行、外部、不全职等特点带来的缺陷。

　　为了使监事会不受内部人特别是公司管理层的左右或控制，监事会成员的来源最好内外结合，如果外部人员占不到多数，起码也应有相当数量的职工代表及中小股东代表，增加其代表性和独立性。同时，对监事会成员是否诚实、勤勉、尽责的考核应充分听取独立董事的意见。而监事会也有权并有责任向监管部门或独立董事派出机构（如行业协会或权威中介等）报告独立董事的履职情况。监事会成员的利益保障则参照后面还要提到的独立董事的利益保障模式处理。

　　如此，监事会将成为一个既具内部人优势但又必须向外部人负责的准外部人的角色，同时也使原来没有表决权只有象征意义的监事会变成了能通过有法定表决权的独立董事来体现其监督职能的机构。

　　我国处理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关系最具可行性和最易操作的方案优点是：既能使公司治理机构规范化，又能避免两套监督机构分设、重置的矛盾；符合中国国情，又兼顾了历史和现实，避免动大“手术”，易为人们接受；能与国际惯例对接。

　　独立董事选择聘任机制应该包括提名、任职资格审查、选择（选举）、聘任等环节，并且应包括独立董事的来源、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具体人数、任期等内容。其中，以下面两点最为关键：一、应增加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二、应增加独立董事提名、选择、聘任的间接性。

　　增加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人数和比例，是改变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弱势地位的主要办法。对此，英国著名的《凯德伯瑞报告》提出，董事会中至少应拥有３个非执行董事。国内只是要求“在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１／３独立董事”。从理论上说，英、中的这两种要求都不足以改变董事会或公司管理层无视独立董事意见的状况。

　　一个完善、有效的独立董事制度必须具有“再监督”或“反向监督”的功能。为此，一是要建立“独立董事评估机制”。这一机制至少应包括评估人员的组成（比如股东代表、行业协会代表、政府监管机构代表、有关专家等）、评估体系的建立（如评估内容和评估标准等）两个内容。一方面要评估上市公司执行独立董事制度的情况和效果；另一方面，要评估独立董事是否遵循了独立、公正、诚信、勤勉和尽责的要求。这一机制是一种带有社会参与性质的“再监督”或“反向监督”机制，它将能保证独立董事制度在公司治理结构中更行之有效。二是要实行“独立董事报告披露制度”。这一制度也应通过立法使之带有强制性质。独立董事的意见，无论被采纳或未被采纳，都应通过规定的途径给予披露，以保护中小股东、投资人、公司职工的知情权。既监督公司执行独立董事制度，也监督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尽责。同时，这一公开披露制度还有助于改变独立董事是“花瓶”和“摆设”的不良形象，从而有助于提升独立董事在公众中的社会价值和公信度。因此，实行这一制度无论是对公司、对投资者还是对独立董事群体，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正面意义。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