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报实习记者 周明

    嘉 宾：刘煜辉 社科院金融所中国经

    济评价中心主任、研究员

    伍永刚 国泰君安行业分析师

    7月5日,工行终于提交了上市前最后一张“考卷”。

这份年报能给“阅卷人”怎样的惊喜？如何评判这份略显迟到的年报？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二位专家。

    财务实力增强

    主持人：从年报看,2005年工行的经营状况如何？有什么特点？

    刘煜辉：2005年是工行改制年,工行通过财务重组,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盈利水平和风险拨备等指标大幅提高,财务实力明显增强。

    我注意到,2005年工行的贷款仅仅增加了不到6%,明显低于同业平均增长,可其盈利增长却没有受到影响。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工行本来就是最大的信贷银行,虽然信贷增长不到6%,但绝对额还是在2000亿以上,同时也说明,工行贷款的流动性好,可以通过收回再发放来增加利息收入；另一个原因是,工行的中间业务和交易类业务的收入有大幅增加,提升了盈利水平。

    比较工行与中行的资产利润率(ROA),由于国有银行改制年通常会有税收优惠的安排,所以比较这两家银行的税前资产利润率比较合适一些。2005年工行的税前资产收益率为1.03%,略低于中行1.22％的水平。与国际银行业的平均水平相比,依然有些差距。同期美国银行业资产利润率为1.4%,欧洲为1.3%。

    工行、中行资本充足率基本接近欧美银行业的平均水平10％以上,但不良率依然偏高,接近5%,同时拨备计提不到100%,这可能会对未来盈利形成一定压力。

    工行2005年度长期债券投资大幅增长,占总资产比例高达22.8%,比2004年增长了近5个百分点。长期债券投资通常计入“持有到期类”而不属于交易账户,不需要计提投资的减值准备,因此不会对银行当期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伍永刚：从年报上看,经过财务重组和注资改制后,工行的资产质量明显改善,不良贷款率下降为4.69%,资本充足率达到9.89%,工行的财务实力显著提高。

    工行年报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资产配置结构有较大转变,非信贷资产占公司总资产的比重过半,达到50.3%,信贷资产下降明显为49.7%,同比下降了12个百分点；非信贷资产中,以央票和债权投资为主的投资净值增幅达71.3%。

    资产配置结构的转变也使得收入结构发生一些变化,其中手续费净收入增长了28.5%,达到105.46亿元,其中投行、银行卡、电子银行等业务收入都有40%以上的高增长。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变化,说明银行绝对依靠存贷款利差盈利的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对于银行的长远发展和持续保持盈利能力非常有利。

    规模优势明显

    主持人：截至日前,工行、建行、中行、交行以及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年报均已公布。这几家银行的经营业绩、资产质量和竞争力等方面有何特点？

    刘煜辉：与股份制银行相比,工行等国有商业银行的主要优势是规模优势,在主要的业务领域均占有绝对的市场份额,相应的其客户资源和渠道优势也十分显著,这些都是商业银行经营的命脉。下一步随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不断深入,这些银行的产品研发、服务水平、成本管理和定价能力如果能有大幅度的跃升,其竞争实力和赢利能力的提升绝对不可以小觑。

    伍永刚：通过报表并不能完全评价银行的竞争力,应该说上述几家银行各有千秋。改革还在继续中,其结果尚需检验。从总体来看,工行的经营业绩和中行处于同一水平线上。通过注资和改制,这几家银行目前的资本充足率都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当然,目前工行4.69%的不良贷款率并不算低,还需要进一步改善资产质量。

    主持人：对即将上市的工行来说,这份答卷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在上市前,工行还有那些需要改进的方面？

    刘煜辉：年报的公布向投资者更清晰地呈现了工行的经营状况,与中行、建行相比,工行虽然2005年的盈利略低于建行和中行,但工行是中国规模最大的银行,最大的零售银行,遍布全国的业务网络、客户资源、市场影响力等等方面的优势,定价应该高于中行和建行。

    伍永刚：工行改制以来,资产质量提高,盈利能力加强,治理结构、风险控制能力都进一步改善,当然,工行也在积极地进行业务结构转型,这些都促使工行步入了上市快车道。但是,去年费用增长较快应该引起工行警惕,控制费用的能力有待加强。

    改制成效显现

    主持人：结合工行此次答卷,您如何看待国有银行改革的效果？

    刘煜辉：近些年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随着外资战略投资人的引入、海外上市,在若干制度环节(法人治理)和技术环节正在发生着积极的变化。

    中央汇金公司以及其他代表中央政府的部门(财政部、社保理事会)的股权介入,初步形成了国有股权多元化结构,一则“剩余索取权”有了一定的监督的意义,所有者模糊问题开始逐步清晰,二则各政府部门之间也形成一定制衡；外资股权的介入,使得剩余索取动力有可能转变为推动经营层激励和管理技术变革的动力；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后,增加了外部约束(至少信息披露本身就是一种客观约束),董事会逐步会成为股东权利的集合点,也就有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决策机构；以工行为代表的国有商业银行开始着手按现代商业银行的模式进行组织和流程再造。

    但必须清醒地看到,国有银行体系固有“条块结合”的金融产权安排仅靠银行内部所有权结构的调整是远远不够的。

    从近几年的金融大案要案看,政府放弃对金融机构的行政化控制,真正告别旧体制,彻底废除“官本位”和“行政级别”的影响,将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和机制完全转变成为适应市场需求的现代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国有银行改制才会有质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