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经济学家钟伟陷入了舆论的集体声讨漩涡。在官商学混同的社会分工格局以及国富民穷的转轨背景下，公众对经济学家的言论及经济学家群体的“恨屋及乌”有着坚实的社会心理基础，“钟伟现象”只不过是质疑主流经济学家浪潮的又一朵浪花而已。

　　但不容忽视的是，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经济学家的独立思考也有其价值所在，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任何对经济学家的批评和质疑都离不开这样一个逻辑延展：他到底说过些什么？错在哪里？为什么会错？而不能仅仅止于情绪宣泄。

　　钟伟到底说过些什么呢？钟伟先是用一个粗略的模型分析得出“如果房价12个月内下跌30％，中国银行业资产的整体不良率将因此上升3.2个百分点、大致14％的家庭财产全部蒸发”的结论；随后又针对公众的质疑又指出“面对房价的大起和大落，很少有人能幸免于难”。客观地说，尽管模型设计比较粗糙和简单，但这只是一个回答“是什么”的实证分析，正如钟伟所言，他“从未试图运用一个粗略的房价骤跌估测，来得出房地产行业要挟或者并未要挟中国银行业之类的结论”，但敏感的媒体和公众无暇也无法区分实证与规范之间的“休谟的铡刀”。而正是这两个看似耸人听闻的结论让公众把钟伟划入了房地产商代言人的阵营。

　　可事实是这样吗？值得注意的是，钟伟同期发表的另外两篇文章则完全站在公众立场上。在《银行为何高度非理性自暴自弃》一文中，钟伟驳斥了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加息将有利于银行控制贷款风险和促使房价回落的观点；在《住房公积金管理体系精简势在必行》一文中钟伟又指出了现行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管理漏洞并提出了可行的改革目标。于是又有论者指责其“出尔反尔”，但哪个利益集团会喜欢这样出尔反尔始乱终弃的代言人呢？

　　钟伟在“出尔反尔”的背后暗含的错误在于其“理性的自负”。纵观钟伟的所有言论，不难发现他一直以逻辑和数据支撑的“过度理性”对公众舆论和政府决策保持警惕以至有些矫枉过正。在公众斥责房地产行业的黑幕时，他利用人均住房面积的数据指出“中国房地产极大增强了国民幸福感”；在公众质疑跨行查询收费的合理性时，他引用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的数据证明跨行查询收费实际成本为1.2元；在公众对“国六条”满怀期待时，他却论证“房价骤降可能带来何等金融风险”……

　　从经济史来看，尽管经济学在融入了数学和心理学后较其他人文学科更具有“可证伪”的自然科学性质，但经济理论从来都未曾“无往而不胜”，不仅在解释现实上捉襟见肘，而且一些经典观点最终都证明是错误的。经济学家当然需要以经济学逻辑和实证数据进行理性思考，但在遭遇现实的困境时，不能以“理性”自居而超然于现实，实际上，洞察、解释现实进而预测未知才是经济学家的职责，否则怎么会有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横空出世？

　　为什么中国经济学家会罔顾现实、蔑视民意甚至产生“经济学家一定要替百姓说话吗”的疑问呢？一方面是经济学家的精英意识使他们无法放下傲慢的身段，他们在偏执的理论与残酷的现实之间趑趄不前；另一方面，公众特别是网民在无成本约束下的指责和谩骂也加深了经济学家与公众之间的鸿沟，以至出现了孙立平教授所说的“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社会断裂。

　　事实上，那些为利益集团代言的经济学家并不可怕，诸如“房价的常态是涨”这样的“代言理性”必定是千疮百孔的，媒体和公众要做的就是用经济学武装自己，正像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所告诫的“学习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懂得如何不被经济学家所蒙骗”。

　　崔宇　媒体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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