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启动的消息足以让社会沸腾，对社会收入差距过大抱怨已久的人，视此举为夏日绿荫。但降温真那么容易吗？

　　面对收入分配不公，讨论伊始，就有理念先行：有人提出收入分配不公是市场化必然带来的恶果；有人提出是权钱交易的产物。可见，面对这一关系千万人命运的大问题，并未形成基本共识作为改革的基础。这一倾向的危险性在于，任何一种改革方式都有可能被斥为对某方利益的剥夺，而丧失法律与民意基础。

　　民间调节分配差距的强烈吁求，政府不可能听而不闻。但民众的这一吁求很可能在激情的煽动下，辅之以对以往岁月的浪漫主义想像而走火入魔，进而反对一切形式的收入差距以及对于高收入阶层的道德贬斥。这在以往的讨论中屡现端倪，对高房价的抨击大多流于对无良开发商的人格挞伐，对MBO的争议最后成为对于国有资产的悲壮护卫。我们不缺乏行政万能与品行至上的传统，因此，市场的问题在争论中渐渐走样，成为对个别官员、商人与行业的道德讨伐，从而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取消市场，让行政配给公平地给予每一个人以均等的资源和福利。当然，笔者说的只是极端现象，现实表现五花八门，对行政监管呼唤最为典型。

　　最近银行收费引得群情激愤，在此情况下，最便捷的方法便是用发改委的行政调控之手、以促进公益的名义叫停收费。但这中间存在一个悖论，即发改委与有关政府部门大费周章的目的，便是推进国有银行的市场化，因此，希望行政给资源涨价设置障碍无异于与虎谋皮；另一方面，以国有银行目前的经营水平，行政之手如果再大加干预，无异于给这些银行以国家财政下次再为坏账埋单的口实，最后纳税人将自食其果。

　　对此，我们应该像托克维尔所说的，抱持保守的理性，并且支持在市场化与法治化向度上的每个努力，而不是相反。如最近上海消费者邓小姐以契约未被遵守为名将跨行收费的几家银行告上法庭，就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尝试。不公平的现状不应成为我们对行政权力加以无原则期望的根据。否则，我们将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

　　应该警惕的是，不仅普遍民众，甚至许多经济学家与专业人士，也动辄呼吁政府加强控制多征税，名义上是捍卫社会公平，其实捍卫的仍是他们自己头脑中陈腐的理念以及对行政权力的偏袒。

　　行政权力必然导致公平的信仰基本会得到理论上的呼应，这倒不仅因为任何行政权力都有扩权的冲动，还因为，目前我国的主流资源配置方式仍然由行政主导，路径依赖所形成的惯性使得行政调节驾轻就熟。对最低工资制、对药价都是如此，但最低工资制最后只能靠民工自己从低薪企业出走得以落实，而发改委对药价进行了18次调控，从头到尾每个环节严加控制，却使每个环节都增加了权力寻租的机会。这是权力与市场相结合必然结出的恶果。

　　政府所要做的是，警惕再警惕行政权力的滥用，并将行政调控曲解或者有意曲解为市场调控的本义。我们已经听到政府部门过多关于垄断、竞争、调节的奇谈妙论，不仅如此，还有一系列的经济数据证明行政制约经济成果非凡。如最近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指出，过去两年汇金所赚得的净回报可能有200%的收益，结论当然是“国家股权溢价可观”。不过，我们应该循此可喜消息再问：第一，国家股溢价收入最终去了何处，国家股是否增加了社会公平的砝码？第二，在建行、中行上市过程中，以如此低价获准成为战略投资者，如果不是汇金，换个联金、国金公司试试，是否也能获得如此高的收益？起码应该与那些同样充当战略投资者的国际投行作个横向比较。由此引出第三个问题，这一资源配置方式是否是最有效率的？

　　其实，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我们每个人当此变革之时，都应该保持充足的理性，并对曾经的经验有透彻的了解。否则，在激情之下，上下呼应做出一些轰轰烈烈之举，未必能造福于长远。就收入分配而言，来自个人努力、获得市场认可的高收入理应得到尊重，这些收入应该纳入法律框架之内的二次分配的范畴，但只能止步于此。如果以行政手段对高收入进行惩罚，不仅会丧失社会的发展动力，人们最为痛恨的权钱交易式收入不公将因此加固而不是削弱。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