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理论一直有种拒斥和警惕，我觉得生活永远大于理论，理论再高深再深奥都苍白。当然有人在里面乐而忘返，这我也可以理解，但是我不喜欢进那条轨道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北京

　　实习生 马丽

　　光脚走在自家地板上的女人自有一种风情。查建英开门，一笑，嘴角凹一个浅浅酒窝。那条黑白碎花、中东样式的宽大裤子有两只菱形大耳，走动时很是拉风。

　　钢琴，云湘扇，明清样式的卧榻，《纽约客》……客厅里无声的交待。她陷在米色沙发里，9岁半的女儿跑过来偎在身旁。她揽着皮肤瓷器般光洁的小姑娘，她90年代的主要作品，回望80年代，以及更早。

　　“你有多高？”有天王朔问查建英。

　　“1米74。那你有多高？”有必要反问一下。

　　“那我就1米75吧。”王朔说。

　　1978年初春，北大中文系新来了个女生。“又高又瘦，跟棍儿似的，晒得那么黑，穿一棉猴，袖子接了老大一截，领子上还绣了一个‘查’。”多年以后，同班同学梁左对查建英说：“你当年可是太扎眼了。”那是查建英幼儿园大班穿过的棉袄。

　　就在几天前，18岁的查建英还在北京郊区的中安人民友好公社下辛堡村二队很卖力地干活。恢复高考第一年，全村200多个知青里有两个考上大学。来送行的生产队长有点舍不得她：“送走了那么好一个劳力。”

　　北大中文系的小萝卜头

　　查建英出生时正赶上三年大饥荒，那之前，父母在“反右”中双双落马，父亲下放郊区喂马，母亲下放工厂，原先他们都在北京市委工作。查家的两间房在一个大四合院里，早年是太监李莲英的宫外住宅，住着大约两百户人家。关于那个年代的最早记忆是在幼儿园里，跟着老师拿着小浆糊桶刷大字报，脖子上挂根钥匙闲逛，乱翻小人书，都是革命英雄主义教育。

　　8岁才上一年级，没什么功课，大部分时间在玩。两次申请跳级都批准了，从此习惯总是班上年龄最小的那一个，因为个子特别高，又总坐在最末一排。学校旁边有一条铁路，货车经过会减速，一群孩子追着赶着扒火车，查建英手长脚长，总是第一个跳上去。同学就编顺口溜：“蹲班生，查建英，扒火车的第一名。”后来看《阳光灿烂的日子》，感觉亲切，比红卫兵小的那帮孩子就是这么胡闹过来的。

　　胡闹里也是有政治的。走在路上会有同学扔她砖头，趴在游泳池边晒太阳，会有几个人过来踩她的腿，冷不丁家里阳台上就堆了一坨屎。父母在院子里挨批斗，名字刷在一楼阳台上，还画上大叉叉，斗大的墨字留了整整10年。“黑崽子”的心是很矛盾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让她很想跟别的孩子一样去认真地信仰，但生在一个有问题的家庭，跟别人不一样；家里小环境却很温暖，父爱母爱齐全，她对父母的感情没有因为大叉叉而改变——这种矛盾贯穿了她的整个少年时代，直到上了北大。

　　查建英的父亲是毕业于老清华的“五四”青年，家里颇有些藏书。《水浒》、《三国》、《西游记》9岁就看了，《红楼梦》11岁看的，跳着看。然后唐诗宋词、鲁迅之类。抄家时少了大半，但经典留下了，接着看。她明显对文学书更感兴趣，也试着胡写。母亲还留着她9岁时用文言文写的一篇笔记体散文，描写古潭怪兽的故事。

　　作家梦就这样胡乱长出来。77年高考只能报三个志愿，中文系好像跟作家最沾边，查建英就填：北大中文系，北大新闻系，北师大中文系。

　　北大中文系77级文学专业49人，查建英是小萝卜头，最大的同学长她14岁。陈建功从煤矿来，大她10岁；黄子平从海南橡胶农场来，大她整10岁，同月同日生，格外有缘，后来成了好友；还有后来英年早逝的梁左，80年代活跃于文坛的黄蓓佳。

　　查建英对叔哥辈的同学好生佩服：从社会上来，成熟，有阅历，有色彩，有性格，个个一肚子故事。陈建功整天在谈小说构思，也很会讲故事，口中笔下相差无几；陈建功、黄蓓佳已有小说发表；加上一批报刊业余作者，大家的创作热情集体高涨。老师可不这么看：这批学生难教无比，令人头疼。课上常有古怪问题冒出来，是从学校到学校的学生想不到问不出的；课外马不停蹄讨论，话多事多。等这批学生走了，野路子的气息也跟着散了，先生们不免又怀念起来。

　　解冻期兴奋点很多，譬如传阅校园诗歌，参加城里秘密聚会，感觉像革命电影里地下党接头。“第一次见北岛、芒克是在79年初。一屋子全是蓝制服，特朴素，特严肃，谈的都是现代主义文学，那些作品以前听都没听到过，但那种激情和强度特慑人！”虽然后来也听说，有女生在场和没女生在场，男生的表现力会不大一样。不过，这也很人性。

　　接着就出了“四个小喇叭裤事件”。北大第一次举办学生舞会，地点在大饭厅。77级中文系4个女生自己动手，裁缝了4条喇叭裤，穿着去亮相，引起轰动。查建英是4个女生中的一个。

　　然后流行西方古典音乐，贝多芬、勃拉姆斯，母带有音像店刚开始卖的，或是有国外渠道的学生带进来的，疯狂翻录，都用特别差的磁带，所以很多杂音，有时几乎就是噪音了，但还是在被启蒙的幸福感里坚持听，反复听。电影也有了，查建英在学校里看到印度电影《拉兹之歌》可能是在1980年，眼泪哗哗流。

　　飞，但不知去哪

　　后来班上来了个插班生张玫珊，是台湾出生的阿根廷华侨，英文西班牙文中文都很好。她总穿一件黑色皮夹克（简直太有异国情调了！），对一些很新潮的观点都见惯不怪，当时还在给香港一个杂志写专栏。封闭年代外边来的人很稀罕，这善解人意、通体阳光的张玫珊照亮了查建英，也征服了黄子平，后来成了黄夫人。

　　大二时，班上几个北京同学被分到留学生楼跟外国学生同住。查建英的同屋是个爱尔兰女孩，有个高大帅气的苏丹男友。同屋因为迷上他就把在英国银行工作的前男友给甩了，这简直太浪漫了！查建英嗅到了另一个世界的生活气息。

　　有了感性对照，查建英隐隐觉得自己的这份生活是压抑的，是有问题的，这压抑到了大三大四愈发明显。忽然间，少年时代的种种乌托邦、质疑和矛盾摧枯拉朽、统统幻灭，就像西单那堵墙的倒掉。差不多这时候，她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飞》，朦胧表达了要飞，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寻找一些此处没有的“他者”的心思。至于飞到哪里去，寻找什么，都无从说起，因为没有信息，不知道。

　　81年初，同班同学吴北玲和男友孙立哲正在申请自费留学，建议她也试试。查建英就去北京图书馆，挑了十几所美国学校，知名学校挑了哈佛耶鲁，不知名的也选了些，拟了一封申请信：“我是谁谁谁，想到你们学校读书，你们有没有兴趣给我奖学金？”一式十几份，群发。但她压根儿就不知道那些学校在哪儿。

　　没想到名牌学校都回信了，说时间不对，申请已过，欢迎明年再来。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从来没有中国大陆的学生申请过，查建英申请的是英文系，系主任拍来一封电报，三句话：“我们很感兴趣。可以给你奖学金。速寄成绩单来。”成绩单寄过去，就OK了。

　　大使馆签证官发现这姑娘英文比较差，居然还报英文系，闻所未闻，但还是签了，也是三句话：“首先我认为他们犯了一个很荒谬的错误。但是你去吧。祝你好运！”1981年9月，父母倾其所有，花3000元买了张单程机票送她上了飞机。果然“飞”了，像梦一样。

　　几个月后，就有了托福考试。查建英说，等于侥幸漏网。再一两年后，才有了出国热。在1981年之前，中文系的人清高到公共外语都是对付的。出国？没兴趣。那时的天之骄子毕业都会有很好的工作，心理上也有挑起重担、成为栋梁的使命感。同学们大多认为查建英纯属胡闹。

　　落定之后，黄子平的信也到了：“你到的可是美国的贵州啊。”南卡罗莱纳是个充满美国式热情的南方小城，留给查建英的满是温暖记忆。初到几个月，系主任最乐意的事之一就是带着她在校园里走动，介绍给其他人。遥远东方，而且是中国大陆第一次有个大活人空降校园，大家恨不得掐她几下，看是不是真的。

　　有段时间，查建英跟一个台湾女孩同住，一对历史知识，发现对同一段历史的描述两岸相隔千万里，相互打架，都觉得不可思议。查建英吃起冰淇淋的胃口也让台湾同胞觉得不可思议。

　　讲起初到美国对垃圾食品的深情，查建英连描述带比划，音调升了级，还找不着词语。“只要是油多的东西，吃起来真是……”“狼吞虎咽！”一直说英文的女儿帮妈妈补齐。麦当劳必胜客肯德基，外加墨西哥快餐，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吃东西简直就是享受！后来想想，80年代初迈出国门，书看得特别少，肚子里油水也特别少，文化上饥渴，胃里也饥渴啊。

　　八十年代的品格

　　短短一个多月，《八十年代访谈录》第一次印刷的1.5万册已经零库存，正加印；7月港版面世；6月27日，查建英在上海与王安忆、陈村等会面，续谈“八十年代”。

　　人物周刊：有没有想过，80年代可能是一个非正常状态，是文化极度贫乏下骤然的爆发。一个多元和相对正常的社会形态下，不应该有那么多人一个猛子扎进文化，头都不抬。

　　查建英：我同意。在一个大背景下，我们可以说现在是更多元和正常了，但是很多东西也很不正常。《八十年代访谈录》是全面再现那段历史的真实吗？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是，但是另一方面又有一些明显的残缺。因为禁忌，才有盲点。我更觉得现在物质生活是丰沛多了，但精神生活还有很多令人遗憾的缺失。

　　人物周刊：我想问问你对90年代的看法。

　　查建英：90年代还是可以看到许多有理想、有个性的年轻人在追求独立之思想，努力做他们喜欢的事情，譬如现在好多年轻人去做志愿者，没有报酬的。我说过不喜欢90年代的一点，就是它太物质，太技术了。物质和技术有它好的一面，但卷入太深会带来这样的症状：过度沉迷于信息量、追逐速度和消费时尚，懒于独立思考和发展健全平衡的品性，集体躲避那些需要花时间耐心培育的、需要付出勇气和代价的东西，如果你没躲，那就是不识时务。嘲笑深刻、挖苦崇高，好像用一块抹布就把这些东西全都抹过去了。社会看起来是多元了，但带有明显的反智倾向，肤浅、狂躁、普遍焦虑。而且，这真是人们在多元中自己的选择吗？很令人怀疑。我是研究文化潮流的，这种情况在这个领域比较突出，在商业或其他领域我不太清楚，但感觉有一股相通的风气。

　　人物周刊：苏珊·桑塔格有过一个论断，她说如果从文化的角度考察，资本主义的商业文化、消费文化比专制主义更具毁灭性，人们会自觉地把原先的生活和价值体系彻底摧毁。你同意她的这个结论吗？

　　查建英：不大同意这样的比较。桑塔格是典型西方左派，她没有经历过专制集权的统治，不懂它的毁灭性，她只是从自己那一代欧美知识分子的经验和理想主义出发，推导出这么一个结论。消费主义和专制主义哪个更可怕？我觉得都挺可怕，两个结合起来更可怕。区别可能在于：一个是软性地诱惑你，让你似乎是自觉地选择了它，另一个则是用暴力强制你屈从，不仅要摧毁你的精神，还要摧毁你的肉体。桑塔格要是经历过咱们的“文革”，让她根本别想有任何独立思考的权利，相信她会明白有选择还是比没选择要好些。当然，消费主义的生命力恐怕比专制主义更长久，与它较量是未来更长久的战役。

　　人物周刊：1984年你去哥大是不是跟它在纽约有关系？

　　查建英：对，1984年觉得英文没问题了，就想到美国的大城市生活，特别想去纽约住一段，还有就是当时夏志清开始谈论小说史，张爱玲钱钟书啊，提出了大陆没有的观念，特别想了解，就跟了他。我申请的是比较文学系，当时系主任是萨义德，写《东方主义》的那个。夏志清当时在东亚系教课，我这个学位是跨系的，所以两边听。

　　人物周刊：问一个你问过他们的问题，为什么选择回来？

　　查建英：我先生——他抽象思维特别好，理论很通——说我的脑袋是waterproof watch，理论像水，到你那都进不去。在哥大，除了上必修的理论课，我整天都在看小说。也有老师警告过我，现在是理论热，如果毕业后想找到比较好的教职，你应该多选点理论课。我听了之后特别不舒服，我没有特别明确的计划想当教授，我也不会是一个好教授，这不是我想过的生活。我只把读书当作一个吸收过程，我还是想写东西。哥大后来给了我博士论文奖学金，我就回国了，没有做论文，写了《China Pop》，等于把博士学位放弃了。

　　我对理论一直有种拒斥和警惕，我觉得生活永远大于理论，理论再高深再深奥都苍白。当然有人在里面乐而忘返，这我也可以理解，但是我不喜欢进那条轨道。

　　人物周刊：1987年回国，直到1989年夏天回美国，基本上整个80年代的头和尾你都在中国。回来以后是不是迎面碰上当年的激情，感觉修成正果？

　　查建英：是的，很熟悉。80年代初是思想解放潮流的初期，鱼群刚刚浮上水面，跃跃欲试，朦朦胧胧，水温也是乍暖还寒。87年我回来的时候整个社会，尤其是北京上海南京这种城市，大家心态都比我走的时候要舒展得多，信息也多，很多东西都进来了。当年的同学们过了最初的学习期，都开始出东西了。大家有同道的感觉，有不言自明的基本共识，就是推动文学、艺术和思想的自由度。大家很严肃地对待很多事情，不像后来很多人调侃一切，认为那么认真多土啊。 真诚、热烈、满怀希望，这是80年代的品格。

　　人物周刊：但陈丹青那句“以为蹦迪啊”都快成警句了。

　　查建英：丹青那句话说得是准确的，但我不会用这种比喻去说，因为回来以后我感受到那种特别难得的珍贵的热情，这种热情和创作的水平是应该分开来谈的。我那么早去美国，完全是一个个人身份，在外面也找到了想要的生活，但我后来对那种个人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反省和检讨，因为回来之后发现生活还很清贫的一批人，这么热情地去追求自由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品质，这种态度和氛围令我感动。也许幼稚，也许脆弱，但的确很真诚很浪漫，大家一边争论探讨一边相互扶持，一起去推动社会进步，我有一段身在其中。我觉得回来参与这样的事情太好了，因为争取来的东西特别有价值。

　　人物周刊：80年代大家那么一致，但后来经商的，回到书斋的，忙着出名得利的，各归其位，这一切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回过头来检视，当初的激情是否可疑？

　　查建英：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普遍调整分流、重新定位，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生态，你可以看到不同的面相，很多80年代看不到的东西。有的人坚持理想，知识分子的个性就出来了；有的明显是投机，80年代理想主义、社会良心是时髦话语，他就操练那套话语，到了90年代，权力、金钱、地位成了关键词，他就改用这套话语。识时务者为俊杰，总有一批人“与时俱进”，什么时代说什么话，什么时代做什么人，永远牢牢抓住最有利的资源。他有没有自我呢？

　　人物周刊：你还会用中文写小说吗？

　　查建英：有段时间我对非虚构小说非常着迷，也一直很喜欢《纽约客》上那种文学性极强的长文，到后来我自己也在上面发文章。《China Pop》就是那段时间写出来的，我现在正在完成续集。我想还会写小说的，英语毕竟是第二语言。回到中国，我又有了新的创作冲动。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