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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民间创业、投资和就业的严重不足，中国的国民经济目前和未来存在着五大失衡：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强与民间投资经济发展弱；特大和大型企业，特别是垄断性企业推动经济发展强，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推动经济发展弱；资本推动经济发展强，劳动和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发展弱；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弱；出口和外资推动经济增长强，国内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弱。

　　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５日《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我的“中国经济：高增长潜伏的大问题”一文，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我觉得一些问题没有说透，有必要再论。进入２００６年后，由于投资增长速度过快，经济学界和政策制定部门又对经济是不是过热展开了争论，并在房地产调控和货币政策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这里需要讨论的是，怎样分析中国宏观经济存在的问题，症结在什么地方，会有什么样的走势？

　　一、经济运行状态：高增长—平物价—高失业

　　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三项指标看，ＧＤＰ增长速度２００６年第一季度为１０．２％，第二季度相信也低不了，在世界各国增长速度中名列前茅；５月份消费物价上涨１．４％，１－５月份累计，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１．２％，物价处于平稳状态；由于城镇每百人从业率从１９９０年的５６．４４％下降到２００５年的４８．６２％，按照１９９０年从业水平，２００６年初时，应该工作而没有工作的城镇劳动力达４３９５万人，实际的城镇劳动力失业率高达１６．３６％。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测算，２００６年预计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２５００万人，而同时预计今年城镇可新增就业人员约１１００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将达到１４００万人，比２００５年增加１００万人。从当年４１３万大学生的就业态势看，供给比上年增加２２％，需求却减少２２％，失业问题日趋严峻。宏观经济运行明显处在一个“高增长—平物价—高失业”的不良状态上。

　　从世界各国的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看，很少见到中国这种“高增长—平物价—高失业”型的不可思议的模式。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萧条时期，西方各国经历了“低增长、低物价、高失业”的状态。后来凯恩斯创立了国家干预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其经典论文就名为《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扩大就业。在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指导下，西方各国经历了一个正常和繁荣的运行期后，又纷纷遇到“增长停滞—物价上涨—高失业率”的“滞胀”局面。尔后，新古典主义在经济理论中复兴，反对国家干预过度，重新强调市场的宏观自稳定功能。如供给经济学派就认为，应当减税来鼓励非政府的投资，从而促进创业和扩大就业。从人口密度比中国大陆还要大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后发国家和地区高速增长时期的宏观经济格局看，为“高增长—平物价—高就业”模式，它们较快地转移了农村剩余的劳动力，失业率也较低。有学者将中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本世纪的发展与东亚各国２０世纪６０—９０年代相媲美，这只看到了增长，但没有看到转移剩余劳动力和解决就业问题方面的巨大差异性。虽然经济增长是同样的高速度，但前者在高速增长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较快，低失业率，劳动力短缺；后者却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理想地得到转移，高失业率，劳动力严重过剩。

　　由于民间创业、投资和就业的严重不足，中国的国民经济目前和未来存在着五大失衡：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强与民间投资经济发展弱；特大和大型企业，特别是垄断性企业推动经济发展强，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推动经济发展弱；资本推动经济发展强，劳动和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发展弱；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弱；出口和外资推动经济增长强，国内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弱。

　　但是，遗憾的是，中国的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部门大都只重视增长速度，只关注物价是高还是低，只把增长速度和物价当作宏观经济问题，对于宏观经济运行中涉及到民生的失业率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却往往视而不见，或者不感觉在宏观经济中是个问题。常常听到因投资增长过快，物价上涨，而议论经济是不是过热了；很少耳闻因失业率高而谈论经济是不是过冷了。加上现行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又是一个不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真实情况的指标，使经济研究和各政府部门的政策都轻视，甚至忽视宏观经济运行中失业这一重要民生问题的探讨和解决。

　　按照通常的经济学原理，高增长必然会带来高就业，因为增长的内容需要投资，需要生产，在资本有机构成总体不变的情况下，必然相应地需要劳动力，进而大幅度地增加就业。那么，为什么中国宏观经济的高速增长没有带来高就业，反而形成了高失业呢？

　　二、货币政策和银行体制：平抑物价有效，扩大就业作用有限

　　随着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随着企业与银行间的借贷关系逐步摆脱政府的干预，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杠杆对贷款和投资总量的收缩和放松起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中央银行利用吞吐债券来调节货币供应量，也对宏观经济有收缩和扩张的影响。需要我们重温的常识是，一国货币政策的功能是什么呢？一是促进经济发展，二是稳定货币即物价。实际上，在体制完善的国家，发展经济也即扩大总量、增加就业。增加就业与经济发展某种意义上是一同义语。但是，中国的货币政策稳定物价的功能逐步形成，而在促进发展经济的同时，却对扩大就业作用不大；或者说货币政策下，有增长而无就业。

　　中国货币政策对扩大就业失效的症结在哪里呢？在于货币政策的传导体制有着非常严重的缺陷。从银行的组织结构看，“总行—分行—支行—营业点”式的条条性和全国性的银行较多，地区性、社区性的银行较少；大中银行较多，中小银行几乎没有，工农中建四大行的集中度太高；而且，民间借贷和融资始终是非法的，时时可能会受到严重打击。在这样高度垄断的银行结构和体制下，货币政策无论是收缩还是扩张，货币从农村、小城镇流向大中城市，从西部不发达地区流向东部发达地区；堵住向微型和中小企业的货币流向，主要向特大和大型企业流动；向能增加就业的社会企业流动较少，向政府投资的交通、城建等后续增加就业较少的项目流动较多；向垄断性的不断向外减人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流动较多，向能增加就业的非国有的加工企业流动较少。因此，中国中央银行实行收缩政策，会影响一部分就业，但扩张并不能显著地增加就业，甚至可以说中国的货币政策加高度垄断的银行体制，是抑制创业和就业的一种政策和体制。

　　中央和国务院总是寄希望于这些特大和大型银行，每年都要求它们给中小企业贷款，以促进创业和扩大就业。作用如何？总体上看是没有用的。结构决定功能，这些纵向的特大和大型全国性银行，基本上不可能给地方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因为特大和大型银行对于分散的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相对成本太高，风险分散不容易控制，纵向的信息流动体制与横向的信息处理需要不对称，贷款审批和决策链太长，抵押资产繁杂而量小，从成本、收益和风险角度考虑，都是不值得的。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个体和私营企业容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但是从中国银行体系中得到的贷款却非常少，而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虽然大规模地减少工作岗位，却从银行体系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贷款支持。１９８０年时，没有私营企业，在城镇个体经营就业８１万人；１９９０年时，在个体私营企业中就业的劳动力６７１万人；２００５年达６３００万人，接近城镇总就业劳动力的１／４；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５年新增就业的８０％以上是在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中实现就业的。而１９９１年和１９９５年时，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职工分别为３６２８万人和８１１６万人，到２００５年时分别减少到１０００万人和２０００万人。国有和集体企业从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共减少了８７４４万个就业岗位。从贷款看，查不到２００５年的具体数据，就２００４年来看，５１５５万个体和私营企业就业人员人均短期贷款余额只有３７７３元，中长期贷款推算人均只有２９７５元；而其他所有制企业，人均短期贷款余额高达５０４５４元，长期贷款人均余额推算高达４４７００元，其中垄断性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虽然大量地减少职工，而其不到２０００万职工，人均贷款余额估计高达３０万元。个体和私营企业人均贷款余额仅仅为垄断性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人均贷款余额的２．２％。

　　有关部门一直将经营性的民间借贷视为非法行为，其实恰恰是江浙闽粤一带地方政府对有关部门法规“贯彻落实”不力的“非法”民间借贷活跃的地区，个体和私营企业从体制外金融渠道得到了创业和发展的融资，不仅解决了当地的就业，而且还吸收了大量的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当地就业。而将民间借贷“露头就打”的地区，将大量贷款贷给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较多的地区，不仅形成了大量的呆坏账，并且农村剩余劳动力无处就业，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还大量下岗。我估计，江浙闽粤的“民间非法借贷”给中国创造了１亿左右的就业机会，对中国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增收和稳定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实际的经济生活中也发生了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闽林集团总裁林凤良卷款数亿外逃、闽林集团向民间高息借贷集资十几亿元的严重问题。

　　在中国现行的银行体制下，无论是货币政策松紧，货币流程及其结果是：１．由于中国创业环境太差，居民将自己收入的部分直接投资办企业的渠道不畅，收入储蓄的大部分注入银行，银行又几乎不贷款给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存贷款中存差越来越大，尤其是宏观调控实行紧缩政策时，存差幅度更加大；２．银行大量的贷款变相地贷给了各级政府，各级政府用其投资公路、广场、城市道路、大楼等，而这类贷款投资在建成后后续的就业机会很少；３．能增加就业的加工工业得到的贷款较少，更多的贷款贷给了电力、石油、炼油等等基础工业，而这些工业一般都在往外减人，并且其每单位新增投资所用的劳动力越来越少；４．能增加就业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得不到贷款，大量的贷款贷给了特大和大型企业，这些企业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越来越高，需要的劳动力也越来越少，贷款需要量极大，对整个国家的就业却贡献极小。

　　简而言之，中国的货币政策＋体制，对扩大就业总体上没能发挥作用。（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研究室）

　　本文原题为：对中国经济深层次问题的分析（一）

　　周天勇论中国经济：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