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求解煤炭流通体制难题

　　中国第一煤炭大省山西一直未能掌握煤炭行业的话语权。

　　储量和产量都占全国1／3，外运量占全国省际外调量75％以上，山西本该轻易扼住煤炭业的咽喉，但时至今日，在与电力、铁路等企业的博弈中，山西煤炭行业却始终处于下风。

　　山西方面估算，从1981年到2000年，煤炭价格与价值的背离使山西流失了1200亿元。

　　山西历任领导班子都试图改变这种状态。现在，他们的思路是，资源整合实现生产上的集中，改革流通体制实现销售上的集中，组建一批大集团实现生产与销售的双重集中。

　　山西省煤炭运销总公司是实现这一思路的关键环节，它已被省政府列入大集团战略的第一方阵。这家公司曾经控制了山西煤炭销售的半壁江山，还拥有2792万吨的煤炭生产能力，是仅次于神华与中煤这两家中央企业的中国第三大煤业公司。按照设想，煤运总公司要集中2．7亿吨山西煤炭进行销售，比目前世界第一大煤炭生产商掌控的煤炭还要多。

　　但是，要实现这一构想，山西必须破解困扰了自己20年的煤炭流通体制难题。

　　煤运的前世今生

　　山西煤炭流通体制改革的尝试始于20年前。山西省煤炭运销总公司（简称煤运公司）正是那次尝试的产物。

　　1980年代初，中央提出“有水快流”、“大中小矿一起上”后，突然多起来的煤炭冲击着原来计划经济中的价格，并扰乱了以前的稳定。

　　为了能将煤炭拉出省，人们千方百计用各种手段到铁路上报计划、争车皮；而为了能将煤炭卖出去，许多成本低廉的乡镇矿竞相压价，使得国有矿一片抱怨，不少人也为“山西煤卖不起价”而可惜，建立一个统一协调的管理部门的呼声越来越高。

　　1983年，煤运公司应运而生，管理层由省煤炭厅和市县煤炭局等部门抽人组成。在山西省经委当年给省政府的报告中，这是一个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由省经委直接管理，同时接受煤炭部业务指导的地方煤矿的联营企业，山西希望它能掌管省内所有地方煤矿的销售，一个声音对外。

　　从此，在山西地方煤炭出省路途上，这个联营企业一夫当关。它负责统一计划运输和销售、管理全省煤炭发运站（统配矿除外）、组织汽车外运出省、办理货款结算。在后来，这个“五统一”被进一步明确概括为“统一合同、统一票据、统一价格、统一结算、统一调度”。

　　这些权力让煤运公司即使是在煤炭市场最不景气之时，依然能活得滋润。不仅如此，煤运公司的先天优势还让它赢得了另一份美差。

　　1986年，原本由国务院以煤代油办公室发放的一笔补贴，改为由山西对地方煤矿的出省煤收取能源基地建设基金，每吨煤20元（1989年后增加了煤炭生产补贴款和专项维简费后，增加到35元）。天然有征收之便的煤运公司顺理成章被省里选中负责征收，因为按照此前的规定，每笔煤炭货款都必经煤运公司之手——它与用户结算后，再转给煤矿。

　　从这以后，煤运公司在出省的每一条路上都设立了众多的检查站。很快，各级煤运的员工人数就超过了4万人，要知道建立之初它的总公司编制为80人、地市分公司40人、县公司仅10－20人。

　　征收成本因而一路飙升，据说到现在已经占所收资金的20％。不过煤运对此并不在意，因为对它的考核从来都只以所征收的能源基金总数为指标。这些能源基金通常上交省、市、县后由各级财政按比例分成，而煤运的收入则来自2．5％的服务费，以及多完成年初指标后的奖励。

　　到去年为止，煤运公司一共收取基金553亿元，成为当地财政的重要补充和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

　　流失的基金

　　但是，尽管投入了巨额的成本，在这几年山西出省煤炭大幅增加之时，基金收入却并未能同比例增长。2003年，出省量比1995年增加了4400万吨左右，但基金收缴税后仅增加了3．6亿元。

　　另一方面，20多年岁月中，全省销售由煤运一夫当关早已只是历史，其他许多单位的煤炭销售渐渐挣脱出煤运之外，实现“对省单列”。

　　目前，除煤运系统外，山西还有4个渠道收缴基金：省煤炭进出口公司、省煤炭局统配经销公司（负责煤炭局下属企业基金收缴）、省监管局（负责收缴下属公司的基金），以及国有重点煤矿（资源整合中他们纷纷整合了许多原本应缴纳基金的地方矿）。

　　这种基金收缴体系让山西损失不少。各收费单位欠缴基金高达数十亿元。

　　而随着能源紧张，神华、鲁能等大公司近年纷纷入晋抢占资源，山西对此却没有任何相关措施，煤运公司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运走越来越多的煤。

　　看着煤炭一车车拉走，不少人忧心忡忡，纷纷提出要“严肃基金收缴”。

　　话语权之忧

　　此外，山西煤炭行业还要为煤炭第一大省对煤炭缺乏话语权而担忧。

　　全国煤电订货会从来没在山西开过，而控制着全国产量的25％、煤炭省际外调量75％以上的山西本该能轻易扼住全国煤业的咽喉，却始终无力左右煤炭价格，更是不争的事实。

　　其实20年前，煤运公司的诞生，就寄托着山西省加强煤炭话语权的梦想。只不过此后时光荏苒，这个紧握的拳头被无数人一点一点掰开来。

　　到现在，山西持有煤炭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已有594家，它们的煤炭销售大多都不受煤运公司的控制，这种状况却偏偏要去应对强硬的“电老大”，其结果就是从1981－2000年，由于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山西利益流失约1200亿。

　　这并不独是山西的尴尬，而是整个煤电体制不顺的后遗症。时至今日，由于电价没有放开，电煤价格也实际上一直受到压制，在行情红火的现在远低于市场价格。

　　与此同时，煤炭企业无法逃避的另一重现实困境是，作为主要运输方式的铁路天然垄断，以单个的企业与铁道部进行博弈，无异于以卵击石。

　　研究了20多年煤炭流通体制的山西省政府参事薄生荣说，“这逼迫着煤得想方设法凝聚力量去对付垄断。”

　　最快最有效的办法自然是集中销售，扼住销售就是扼住了煤业的咽喉，增强了谈判筹码，一批煤炭大集团由此诞生。

　　就像当年成立煤运公司一样，河南、陕西、黑龙江等省纷纷成立统一的销售集团，宁夏更是在14天内连撤4个正厅级矿务局，统一组建集团。

　　而神华这样的中央直属巨头也加速“跑马圈地”，短短几年就跃居煤炭业老大，仅仅4年产量就从在同煤之下，变成比同煤、焦煤这山西两家最大的煤炭集团加起来还多。

　　一个个巨头的迅速崛起，让山西煤炭行业处处感到了危机。改变散、乱、小的产业格局、一个拳头对外，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当务之急。

　　恰在此时，煤矿的资源整合与有偿使用如火如荼，山西希望“十一五”末能将全省近9000座合法非法煤矿兼并集中到2500座。并使几个大集团控制绝大部分产能。

　　然而，当这种生产上的集中遭遇到煤层浅、分布分散的地质条件和历史遗留的3000多个集体矿时，资源整合长路漫漫而且路程艰难。

　　整合流通体制，实现销售上的集中于是排上政府的议程。煤运公司再一次被摆到他们面前。

　　除此之外，山西省煤炭销售办公室（简称销办）也是流通体制改革所必须考虑的因素。销办是一个成立于1999年的事业单位，隶属煤炭工业局，凡由铁路发运的（占全省煤炭外运量一半以上）煤炭都归其负责。销办成立后，煤运公司实际上只能管辖公路运销。去年，销办与同煤、焦煤集团等省内煤炭大集团一起出资成立了一个新的交易中心，并希望将公路运销煤也并入交易中心，这与煤运公司的战略恰恰背道而驰，煤运的目标是，未来全省所有的煤炭，包括国有矿的铁路运销煤都得进入本系统的交易中心。

　　山西省历任领导也一直在推进这一整合进程。去年3月，时任山西省长的张宝顺就在全省煤炭运销系统2005年度工作会议上要求，通过对全系统煤炭销售资产、资源业务的进一步联合改造、整合重组，在推进集团化改革和发展上迈出新步伐。

　　统一进行时

　　恰好，煤运公司也正在努力重拾统一销售的权力，因为收费的授权已岌岌可危。

　　到期。在1997和2001年、2005年三次延续后，国家不会再继续这项收费，而煤炭生产补贴和专项维简费两项此前已在2003年到期后取消。

　　其实早在2000年左右能源基金上一次到期之前，煤运公司曾经有过危机感，试图做一个“统一价格、统一销售”的企业。

　　那时候，煤运打出了“全面经销，双向合同”的口号。要求从“代销”变为“经销”，全省地方矿的煤炭全都要先卖给煤运，再由煤运统一卖给用户。为此，几乎在所有主要产煤县市，煤运都盖起了交易大厅，像银行一样定期给出挂牌价，所有地方矿的煤炭都要进大厅交易。

　　事实上，煤运公司既不需要与煤矿谈亦无需自己找用户，它们自然会双双对对找上门来，因为只有签了煤运的合同他们的煤才能凭票上路。

　　随着2001年能源基金又得到批准延续5年，煤运就更放心地坐地收钱，直到取消收费的压力又一天天沉重起来。

　　2003年，煤运提出了重组计划，打算将下属382个独立核算单位整合成一个有产权纽带的集团体系，真正开始做一个企业。

　　起初的进程并不特别艰难，20多个主要产煤县都顺利重新组建了股份制的孙公司，全部由煤运控股。

　　但到了地市一级就没那么顺利了，因为煤运系统的资产归属算不清。当年地市煤运筹建之时，省煤运和地方各自投入多少资产已难以算清，而1992年时的一份文件曾规定，各地市煤运公司由块块管理改由条块管理、以条为主，人事上划一级管理，但资产不变。

　　就在不久前，省国资委专门发文叫停地市煤运分公司的重组改制，让双方重新谈判。

　　针对这种局面，煤运公司提出要“纵向做实”，掌握煤源，变成一个销、运、产一体化的巨头，近年来他们开始收购煤矿。到目前为止，煤运公司已形成产能2792万吨，按照原定计划，最后要达到5500万吨，比目前的同煤集团还多。

　　掌握了大量煤种、煤质不同的煤炭，煤运公司提出的新目标是要做现代煤炭物流企业。其所依赖的优势一是销、运、产一体化，另外则是可以按照用户的不同需要进行配煤。这一设想得到了省里的高度赞同，多位官员在公开场合支持了这一思路。

　　先强壮自己，再收回被其他单位蚕食的销售控制权，这是煤运公司梦想的整合途径。2004年，在全省煤炭运销工作会议上，时任省长的张宝顺就提出希望，煤运要“真正建成一个具有强大销售能力的煤炭经销公司”。

　　知难而进

　　从北京到太原、从太行山脚下到吕梁山沟里，大大小小的与煤炭有关的会议不停地在召开。而无论是基金的征收权还是煤炭的销售权，煤运公司都面临着强有力的竞争。

　　对于基金，今年4月国务院批准山西作为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试点时，批准了山西收取三项基金：可持续发展基金、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和煤矿转产发展基金。

　　但由谁来征收，这仍然是个悬念。让有关部门举棋不定的是，煤运已经具备了许多征收的先天便利条件：一个庞大的队伍和统一结算的权力，而新成立的机构如何保证基金的收缴？再说，20年基金征收养出了一个煤运，新成立一个机构会不会又造就另一个煤运？

　　激烈的争论至今仍在持续，近日山西省长于幼军对此的批示表明了省里的思路：他要求煤运公司研究一个方案，将煤运的收费职能和相关人员全部剥离出来，使得收费归收费，企业归企业。

　　显然，面对多年累积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山西选择了知难而进和市场逻辑。2006年1月26日，省长于幼军、副省长靳善忠带领由省发改委、经委、财政厅、国资委等职能部门组成的调研组专程到煤运公司调研。在详细了解了煤运在基金征收与煤炭销售等各方面的情况后，于幼军指出：要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逐步剥离企业承担的行政管理职能，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自主经营，自我发展。

　　3月23日，调研成果以省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的形式签发，这无疑是山西加速求解煤炭流通体制改革难题的一个重要信号。

(责任编辑：马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