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14日，由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等主办的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研讨会在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对全球失衡问题做了精彩发言，以下是其发言内容。

　　对于全球失衡来说，我想失衡实际上是把两方面问题的一方面做了一个归纳，一方面是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这是非常巨大的。另外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经常项赤字居高不下的累积额也是非常之大、贸易赤字额也是非常之大，这两点是令人担忧的，但是现在我们问的问题不是我们要战胜它，而是要我们将来往哪儿走，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两点。特别是外部负债占GDP的比重，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但如果我们和欧洲的指标做一个对比的话，还不是那么糟糕，债务比还不到6%。所以我想我要考虑的就是美国GDP当中的外债率要达到一个危险水平还需要多长时间，现在没有人能够通过准确的预测方式回答这个问题。为了能够把这个预测做好，我想大家都会问一下美国失衡的原因是什么，现在多方都有了分析。在这儿我想引述一些美国官员代表的观点，比如美联储副主席德科森这样说，美国的失衡有五大原因，这五个原因我不会一一的重复。在我看来根据德科森的说法储蓄率和投资率之间的差距是最不重要的，就是相当于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这个问题来说也是最不重要的，这个看法我觉得很感兴趣，很有意思。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可维系性，是不是可持续的，对此我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要问。

　　首先我想问一下，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对于美国来说是不是那么重要，是不是会带来更大的影响。举个例子，直到不久前，因为美国还有很多的决策人要实施强势美元政策，不用关心经常项目赤字。对于我来说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们这样的一种政策使得美国的生产力在未来多年当中仍然能够保持很快的增长，并且使得美国的家庭将来的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既然这个政策有这样的作用，那么美国人为什么要这么担心呢？为什么急于要修正这样的现状呢？当然有一些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政客，他们谈到了就业机会减少，以及竞争能力的下降。

　　他们实际上并不真正的非常关注这些问题，也许有些国会议员他们在担心由于全球失衡或者这个地区全球失衡所造成的一些不好的结果，但是在长远的目标来说，我认为美国实际上并不是非常关注、关心那些工人们失去就业机会，我觉得他们对此并不是特别的关注，当然我对此也是有一些困惑。我想说的是，在这里我们有一些问题需要更谨慎的加以思索，对我来说很多的美国政策的制定者，他们都是三心二意的处理全球失衡的问题。所以我的问题是，是不是有一个目标是他们不可抵抗的，就是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不能绕过这个目标必须作出调整，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看的。

　　我们最通常使用的一种衡量的方式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净国际投资头寸占GDP的比，也就是NIIP的占比。根据一些非常简单的计算，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简单的计算来得出一个趋势，在我的论文当中提出了八个不同的计算结果，其中有几个结构是具有警示性的，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没有警示性的。

　　我让我的学生们进行了一些计算，做了一些假设，假设美国的GDP达到了某一程度，是符合美国过往经历的。还有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等等。最后的结果就是到2010年的时候，净国际投资头寸占GDP的比是会低于50%的，这就会导致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那时候的一个情况并不是很危险的。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后我们还要问另外的一个问题，也许会有一些事情触动，比如说经济还有政策制定者，究竟什么会触动我们进行调整，而这个调整是不是会很大幅的调整，我认为很多的中国经济学家，包括我本人都在思索这些问题，当然很多美国人对此也有一些观点。在这里最主要的观点就是官员们的观点，实际上这应该是信心的问题、心里的问题，如果相信美国继续运行这样的赤字的话是可以做到的，如果不相信就不行了，很多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

　　这里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美国官员的观点来说他们听起来是非常自负的，尽管这些观点并不是十分的有理，他们只是做了一些简单的计算。我认为这里最简单的一点就是说，这些观点本身是以美国人为中心的，没有考虑其他的因素，他们应该问一下中国将要做什么，亚洲的一些国家将要做什么，这些问题是非常总是。不问美国做什么，我们要考虑中国在做什么，亚洲的其他国家在做什么。我们不能被美国的观点误导，所以我要从中国的观点来讲一下，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中国应该做什么，我认为中国会对全球的经济会有影响，而且对全球的经济也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我们看一下中国的情况。

　　中国现在实际上是处在不平衡的状态下的，但是这个不平衡的特点就是双赢余、双顺差，在美国我们讲是双赤字，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的赤字，而在中国双顺差指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的双顺差、双赢余，这是非常特别的。在东亚的历史上只有一个国家是六年的时间内维持这样的一个双赢余的，而中国已经有这样的情况存在有15年了，这是非常独特的，在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我想在此来讲一下双顺差的本质，基本上来说中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是非常巨大的，他是由中国巨大的储蓄来支撑的。

　　第二，中国是一个资本输出型的国家，不是一个资本进口型的国家，十年前就是这样了。这些因素是中国人的一个共同的想法，中国人都认为我们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在利用外资。这个想法实际上是正相反的，这是我们双顺差的一个本质。为什么我们有过剩储蓄的国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仍然能够吸引大量的外商投资呢？要想了解这一点必须了解从中国的观点里看不平衡的现象。在这里我给大家列举了几个原因，我讲的是一些积极的因素，这些积极的因素实际上是促进了资金的流入。当然我们有一些积极的因素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当然还有一些负面的影响，负面的因素也许有的时候比正面的因素等能够吸引外资的进入。

　　首先，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全。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在中国的某些地区有些中等规模的企业，他们想要从中国的商业银行借贷款，但是他们找不到钱，这些银行拒绝给他们贷款。同时我们还有一些外商投资有利的优惠政策，所以他们就建立起合资公司，外汇就流进了中国的市场，但是他们并不需要用这些外资来买外国的商品，他们只是把这些外汇卖给中国人民银行，这个时候外汇的储备就升高了。这个时候这些公司在用这些外汇来买本地的产品，所以资本的项目也在增加，也就是说资本的流入实际上是增加了外汇的储备，这些资本的流入的情况在一个有着非常健全的完善的资本市场的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我为什么提出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发展不健全、不完善导致了这个现象。即使你有了钱，想买外国的产品，但是由于资本的控制、资本的管制、资金的管制你就不能买，所以你必须要采取迂回的方式来做。

　　我想在这里重申一点，对于很多中国的企业来说，特别是国企，如果企业能够和本地政府有很密切的联系，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得到的资金应该就是免费的午餐。对于很多的本地政府来说，这是完全无关税的。在未来几年当中你可以获得收入，你要付红利，比如说五年、十年之后才能够分红，我才不关心呢，因为到那时候我早就退休了，不在这个职位上了，所以对于很多国家来说这是免费的午餐，但是对于你的子孙后代来说并不是免费的午餐，因为你必须给他分红的。所以你必须考虑到政府和国企的企业家他们的一些做法，这些都是外资流入整个市场的一些原因。我不并想在此赘述，你们可以去我的论文当中来看。

　　还有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能够长期的保持顺差。在这里有一个答案，就是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距，从94年开始中国的储蓄是持续的高于投资率的，我可以告诉你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中国的投资比率是48.6%，而今年会超过50%，肯定的，但是储蓄率比这个还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经常项目会有赢余。

　　当然这个储蓄和投资的差距还有经常项目的赢余实际上是一个总体的问题。

　　我可以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在93年的时候，黄金的进口是负值，在93年的时候中国经济出现过过热，当时投资率是64%，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当然会有帐目的赤字，但是在其他的那些年份里中国都是存在通货平减的时候，所以中国在出口方面表现非常良好，所以经济循环周期在中国的经常项目赢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不仅要看国内的循环周期，还要看国际的循环周期，比如在98年、99年的时候贸易性商品表现并不是很好，因为世界经济在那个时候发生了衰退。

　　还有第三个是政府出口的促进政策，本身这个政策是非常成功的，我想这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直到最近应该这个政策都是比较正确的，但是这个政策的确产生了多的扭曲。在最早开放的时候，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管制政策，叫做自我平衡的规则，最重要的那些外商投资应该是用来保持外汇的平衡的，所以这些合资公司必须是面向出口型的，否则就不欢迎大家建立合资公司，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自然我们吸引外商的一些直接投资。这些外商的直接投资将会提供经常项目的赢余，而不是赤字，当然从资源分配的角度来说并不是有效的方式，但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合理的政策，所以我并不想说这个政策本身有错，我只是想说这个政策是过时的政策，特别是中国进入WTO以后要取消这个政策，但是现在这个问题仍然在这里，我们仍然在品尝这些政策带来的苦果。当然还有外汇汇率的政策，我并不想详细的讲这方面的内容。

　　此外还有出口退税的政策，还有其他的一系列政策，从很大的程度来说造成中国的经常项目赢余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政策推行的促进出口的政策，它实际上是给市场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加工贸易在中国的作用。我想我很尊敬我的一个女士朋友，她在早期做过一些非常好的研究，我认为她的论文是非常杰出的、非常优秀的，所以我要在此提到。这里有几个数字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的贸易顺差当中是1020亿，加工贸易占据了有54.6%，因为从顾名思义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加工贸易战总贸易的比例越大它的顺差就会越大，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是不可能改变这样一个现状的。

　　还有另外的一点，我想稍微一下话题，究竟什么是中国制造。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贸易节余的情况，可以看到中国对欧洲、对美国都是有贸易顺差的，但是对中国大陆的台湾、日本、韩国，还有其他的东亚国家来说都存在贸易的逆差。当然中国对香港是贸易顺差，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你可以把他看作是中国的顺差，我是并不反对的，其实有些中国制造并不是中国制造的，中国只是这个国际制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他实际上是配套的一个环节，我想中国制造并不是一个标签，应该说亚洲制造这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标签，如果到美国去，如果你是在打击中国的话，实际上应该是打击整个的亚洲。

　　另外一点就是中国双顺差的可持续性，即使对中国来说是可持续性的，是可以接受的，是中国想要要的。但是全球的不平衡则是不可持续的，美国人不满意，也许他们假装没什么不高性的，但实际上他们就是不高兴，在我看来我们也不愿意维持这样的双顺差，而且我们也不想让它继续维系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投资的收入外流将会在外来稳定的增长，这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

　　现在中国外商投资是5千亿，这里有500亿是投资的收入，是流出了中国，如果他们不钱寄回国内就会进行新的投资，每年外商投资在中国将会逐渐的减少，这个时候中国就会有更多的贸易顺差来平衡这个投资收入的外流，这将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世界市场不会允许中国如此大幅度的提升出口，无论这是一件幸运的事还是不幸运的事，大部分外商投资者现在还不希望把钱返还回去，现在在做再投资，只是把问题推迟了，在今后的十年或者二十年当中潜在的问题会出现。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严重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够排除将来会出现这样问题的可能性。日本和韩国过去他们做的非常聪明，在他们发展的早期采取了很多种方法，防止了我刚才描述的这样的场景的出现，所以中国也要考虑到十年以后我刚刚讲的这种可能性。

　　另外一种就是错误的配置，中国曾经是一个贫困的国家，中国通过出口去支持了一些富国的消费，我认为这是一个资源的错误的配置。对中国来说继续保持贸易的顺差是必须要改变的，因为这是不可维系的，这样全球的失衡也是不可维系的。

　　不久前我们推出了十一五规划，十一五规划当中主题就是中国必须调整其增长策略、发展策略，从而降低对于外部市场的依赖性，从而进一步的刺激内需，使得国内的需求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中国的政策方向已经出现了转变，现在就是我们应该放弃对外商的投资优惠政策，这点大家已经达到共识了。同时我们也将会放弃很多促进贸易的政策，比如税收减让以及退税政策，同时中国的汇率政策也在调整之中。

　　以一种无序的方式出现，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失去了信心的话，如果人们认为美元会贬值20%、30%的话，有人就认为应该匆匆忙忙的抛售美元资产。

　　除此之外对于中国还有很多政策上的选择，来解决失衡的问题，中国在解决自己问题的同时也会有助于全球失衡问题的解决，至少从一定程度上中国会有助于全球失衡问题的调整。

　　最后一点，如果全球失衡是不可维系的我们如何来修正这样一种全球失衡了，现在中方已经开始了修正，我们已经开始在国内做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事了，虽然我们没有向美国施加压力，我想他们也在做他们该做的事，我们也在做我们自己做的事情了。我们现在最缺乏的就是国际失调，这样一种修正会以一种无序的方式出现，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失去了信心的话，如果人们认为美元会贬值20%、30%的话，有人就认为应该匆匆忙忙的抛售美元资产。

　　在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个荷兰的央行行长，由于英镑的贬值造成了国家储备资产的大幅度贬值，这个荷兰的央行行长就自杀了，这是上世纪30年代的事情，我不希望将来在中国也会出现或者其他国家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也就是说亚洲各国的央行应该在一起进行协调，因为大家都是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所以各国应该协调在一起，而中国是整个国际体系的一个很大的利益相关方，所以中国当然是希望看到整个国际系统的平衡、稳定，中日和其他的东亚经济体应该联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共同的策略，就是一定出现某种

　　外部冲击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如何同舟共济度过难关，然后亚洲和欧洲应该达成某种意义上的广场协议，这样我们能够共同的修正全球的失衡，我觉得这是唯一的一条正确的道路，其他的道路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责任编辑：谢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