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么是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3倍以上的主要原因？我以为是劳动生产率或就业的差异。当今的城市人口每年的平均劳动时间要大大多于农村人口劳动时间

　　前些年阅读一个历史文献，看到毛泽东当年曾向一位副总理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占中国多数人口的农民，却创造出很少的总产值？那时我们的统计指标以工农业总产值为主导，农民创造的农业总产值与农民占全国劳动力总数不匹配。

　　按照今天的统计数字，中国城市居民收入达到农村居民收入的3.22倍。中国农村人口大约7亿4千5百万，农村劳动力大约5亿。农业产出的增加值占全国GDP总量的比重不到13%。按这个情况，如果毛泽东能活到今天，还会问前面提到的问题。

　　一个社会有少数人收入极高，高到另外一些人的几倍乃至几十倍，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个社会的一大部分人的收入是另一大部分人的若干倍，就不那么好理解了。

　　如果是靠一种制度来强制形成收入差距巨大的格局，我以为这样的制度是不会长久的。也许有人认为印度的种姓制度时间就很长，也能存在那么长时间。其实印度的种姓制度本来是基于行业分工划定的，不同行业的收入差距并不很大，现在人们常说的种姓层次仅仅是几种大的类别。它的低种姓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长时期是百分之十几，只是近年才有所扩大。所以说，依靠强制办法可以在个别时段和个别地方维持高收入差距，但要在全国范围里长时期保持这种控制，应该说的确不容易。

　　其实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中国对农民的控制已经放松了，于是在东部地区有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民的收入也相应提高了。改革开放以后，有一度城乡收入差距迅速缩小，但在90年代后期开始差距又开始扩大了。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3倍以上的主要原因？我以为是劳动生产率或就业的差异。按

　　href="https://business.sohu.com/7/0404/06/column219720615.shtml"

　　target=_blank>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常年(半年以上)做工，就被算做城市人口。这是我国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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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rget=_blank>户籍计算的“农业人口”小于农村居民数量接近2亿的主要原因。以此作为判断基础，可以认定，城市人口每年的平均劳动时间要大大多于农村人口劳动时间。

　　其实，现在讲的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是指城市居民与种粮食的农民之间的差距。在一些专业化程度高的地区，搞养殖种蔬菜、水果的农民，其收入已经超过了城市的一般水平。种棉花、蔬菜和水果的工时要多一些。我们要拿种粮农民与城市居民来比。

　　有这样一种说法在流行，说农村农民是三个月种地，三个月过年，三个月打工，三个月赌博。其实，在平原地区，农民的种地时间每年平均远不到三个月。在华北平原，种7亩玉米，需要工作日大约1个月，种7亩小麦，有2周时间就足够了，面积再大一些，工时相对还可以减少。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大约1亿公顷，大概实际耗费50亿个工作日。

　　城市就业人员按4.1亿计算，每年工作日按250个计算，每年的工作日总量超过1000亿个。比较下来，约2亿粮食种植农户平均每年工作日是25个，而城市部门的每户人家的工作日每年平均约500个，相差20倍。最近还有连续报道，说城市职工加班工作非常普遍，如北京市平均每个职工每天加班一个小时，仅仅加班工作时间已经超过了种粮农户的全部工作时间。随着农村经济的专业化程度增强，农业的效率在提高，农民投入农业生产的工作日还在逐步减少。

　　按上面的分析，城乡收入的差距有其合理的原因。但这个解释不是说制度不重要。事实上，因为户籍制度以及相关的其他制度的缺陷，我国农民向城市转移还存在障碍。如果国家实行更积极的城市化政策，让农民向城市转移的速度更快一些，农村种植业的平均经营规模就会更快增长，农民收入的提高也会更快一些。例如，通过土地制度改革，让一部分农民在土地使用权转移时获得更高的收入，农民在城市定居的能力就会大大提高。再如，加强城市劳动管理，限制城市职工加班，则保守估计，城市就业岗位也可以增加3500万个。遗憾的是，我们国家的城市化政策还不够积极，有关部门也总是强调对经济的总量调整，而忽视结构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政策的确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有重大影响。

(责任编辑：单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