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晚，以原花旗集团高级顾问梁伯韬为首的一个香港财团，突然以每股6港元的报价，提出收购香港电讯盈科大股东李泽楷持有的22.66%的股份，作价92亿港元。

    李泽楷通过其控制的盈科亚洲拓展公司次日宣布，22.66%的电讯盈科股权全部转让给梁伯韬的全资拥有的Fiorlatte公司。这样一来，围绕电讯盈科的竞购战以港资公司胜出而告一段落，澳大利亚麦格理银行和美国新桥投资集团则失去了机会。

    作为“红筹之父”和“李府御用投资银行家”，再加上背后的神秘财团，现年52岁的梁伯韬一时间成为港岛商界最受关注的新闻人物。

    从底层做起到联合创业

    梁伯韬的职场生涯就是一部典型的励志类教科书，告诉你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屋村仔”是如何成长为“红筹之父”的。

    1955年，梁伯韬出生于香港。中学毕业后，梁伯韬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实验室当助理。他用两年时间攒够学费和盘缠，然后进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主修会计及工商管理专业，课余时间则基本用来打工挣钱。1980年，梁伯韬拿到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随即决定返回香港寻求发展。当时，香港汇丰银行旗下有一家名叫获多利的财务公司，成为梁伯韬返港后的落脚点。在那里，梁伯韬起初的身份是管理培训生，主要工作是整理兼并收购业务的资料，之后成了一名顶级财务顾问。梁伯韬后来回忆说，在汇丰4年多的时间里，他学到了很多投资银行方面的知识。

    当时香港的证券市场还是英资公司的天下，除了获多利，还有唯高达等，他后来的搭档杜辉廉就是唯高达的高级合伙人。80年代中，不少英资由于担心香港主权被收回而希望撤离，唯高达卖给了花旗银行。唯高达做股票经纪业务，与花旗的投资银行业务整合，新的花旗成了综合性券商。杜辉廉到了花旗后，1985年邀梁伯韬来加盟，同时还有盈科动力的总裁袁天凡。“这可以称为我的第一次创业。当然，这是指创立一项业务，而不是创立一家公司。”梁伯韬说。

    梁伯韬加盟花旗银行后，帮助后者从零开始发展投资银行业务。到1987 年底，花旗的投资银行业务已经站稳脚跟，并且规模初具。有报道援引梁伯韬的话说，那段历程是其创业史上浓墨重彩的第一笔。虽然只是创建了一项业务而非一家公司，但足以鼓励起梁伯韬到更广阔的空间施展拳脚的雄心壮志。在花旗的日子里，梁伯韬和英国上司杜辉廉合作得相当愉快，奠定了两人之后携手创业的基础。

    梁伯韬是在1987年底离开花旗的，当时他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商业银行背景的花旗不会在投资银行业务上再有更多上升空间。于是，他做出了职业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决定———离开花旗，自己创业。第二年，梁伯韬和杜辉廉联手创立了一家投资银行，并且得到了李嘉诚、荣智健、胡应湘等一班华人富豪的鼎力支持。那家投资银行的英文名为“Pere－grine”，是指一种锐眼而迅疾的猎鹰。中文名是梁伯韬定的，就是后来响彻亚洲的“百富勤”，其广东话读音接近英文名，取“百富寓勤”之意。梁伯韬很快进入到新的角色当中，并迎来了人生中最为辉煌的时刻。

    百富勤崛起与“红筹之父”

    百富勤投资银行成立之初，全球性股灾的余波仍在，梁伯韬和杜辉廉两个人只筹集到了4000万美元，前者主要负责投资银行方面的业务，后者负责经纪业务和市场研究。当时，中国业务部的人员很少，但梁伯韬已经把很大精力放到这块工作上来了。

    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概念开始在香港升温。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中，一些带有中国概念的香港公司股票受到投资者青睐。一个念头在梁伯韬脑海中闪现出来，在香港的中资企业是否也有上市的机会？梁伯韬当时认为，在香港的中资公司在香港注册，运作与香港公司一样，是具备上市条件的。

    1990年，中信香港公司希望趁着股市低迷、股价便宜的时机买一家上市公司，以实现借壳上市，准备充分的梁伯韬拿到了这单生意。之后，梁伯韬帮助招商局把下面一个做油漆的企业———海虹公司推上香港股市，并在1992年上半年成功完成首次公开募股。接下来是中旅、中国海外、越秀等中资公司纷纷在百富勤的策划下成功登陆香港证券市场。因为上述公司与中国有关，而红色代表中国，所以叫红筹股。

    为什么内地企业爱找百富勤而非别的投资银行？有媒体援引梁伯韬的话说，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美资银行还没进来，而百富勤相当活跃，当时已在市场的前三名之内；更重要的是，其他竞争者还没意识到红筹股公司是个巨大的赚钱机会，而百富勤已与这些企业建立了良好联系。

    在1993年到1994年初和1996年初到1997年10月的两次热潮中，百富勤分别推出的“买壳概念”、“分拆概念”、“中国概念”和“注资概念”、“省市窗口概念”等包装方式，在市场上掀起追捧狂潮。

    在做红筹股的同时，梁伯韬已经在关注中国内地的H股公司到香港上市的问题，当时中国证监会还未成立，中国体改委与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了研究小组，与香港证监会和联交所研究国内企业赴港上市问题。联交所主席李业广还给当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去信。最后，在当时的人民银行副行长、后来的第一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牵头下，选了第一批9家企业赴港上市。1993年6月，青岛啤酒(行情,论坛)在香港挂牌上市，成为第一只H股。在H股市场，梁伯韬不像红筹股那样独占鳌头，他的解释是，当时一些人说：“不能让一个投资银行做得太多。”

    据报道，截至1997年，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３９家国企Ｈ股中，百富勤主要承销了7家。上市60家红筹股，百富勤做上市推荐和担任主要承销商的占到了70％以上。在国内的Ｂ股市场上，百富勤为13家公司上市担任海外联系人和主承销商，与当时国内的大证券公司包括申银万国、南方、君安、华夏等有较多业务来往。仅在1997当年，百富勤为红筹股筹资数目就接近150亿港元。

    与此同时，百富勤的规模也在不断壮大。1996年初，其总资产达241亿港元，净资产达67亿港元，旗下33家办事处分布于15个亚洲国家（地区）以及伦敦、纽约、旧金山、慕尼黑及苏黎世。同时，百富勤在北京、上海、南京、深圳、广州等地设有办事处或交易席位。从1992年至1996年，百富勤的营业额连年攀升，从42亿港元升至1755亿港元，增速惊人。

    百富勤不仅成了内地企业与香港金融市场的主桥梁，而且是除日本以外亚洲市场实力最雄厚、影响力最大的投资银行。亚洲金融界人士指出，堪称组建成功的港资综合性投资银行惟有百富勤，真正能与华尔街大投行一决雌雄的港资投行也唯有百富勤。百富勤奇迹般地崛起并由此跻身美国《财富》杂志500强之列，梁伯韬也被称作“红筹之父”。

    百富勤危机始末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事业处于顶峰的百富勤没能逃过此劫。

    悲剧是这样发生的。1997年６月到８月间，百富勤的投资银行业务干将韩裔美国人李爽镇向印尼出租车公司Steady Safe（SS）贷出一笔2.65亿美元的无担保贷款，又为其发行了巨额定息债券。当时，从李爽镇到百富勤高层都错误估计了形势，他们以为印尼将是最早恢复经济元气的国家，但日益糟糕的局面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

    由于印尼盾对美元汇率大幅贬值，最低的时候达到11000印尼盾兑换1美元。当时市值仅为1.5亿美元的Steady Safe公司根本无力偿还贷款。此外，百富勤还替其他印尼公司承担了两亿美元以上的担保责任。因此，亚洲金融风暴不仅击垮了印尼公司，而且让百富勤蒙受了高达５亿美元左右的巨大损失。

    百富勤紧急实施了一整套“拯救计划”，但均告流产。一些美资机构又在市场散布谣言，动摇投资者和往来银行对百富勤的信心。1998年1月9日凌晨4时，芝加哥银行在最后一刻撤销了对百富勤的信贷承诺，后者于是丢掉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1998年1月12日，在向外求援没有结果的情况下，百富勤宣布清盘。一些百富勤的老员工回忆说，在宣布清盘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梁伯韬曾说要处理好员工的工作安排，还想为中国做一点事，之后就哽咽了，眼泪也流下来了。对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梁伯韬后来回忆说：“在百富勤关门倒闭时，一些竞争对手拿着登有百富勤被清盘的报纸去找我的客户，我无法辩解，只能将羞辱吞进肚子里。”

    受百富勤破产事件的影响，当时香港恒生指数在12日当天一度跌破8000点大关，造成市场一度恐慌，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也不得不出来呼吁市民“面对股市的涨落要做冷静和明智的决定”，由此可以想象当时市场形势的严峻程度。

    百富勤在如日中天的时候骤然坠落确实令人警醒。杜辉廉认为，公司倒闭的主要原因是投资印尼严重失利，以及银行临时拒绝批出短期贷款。梁伯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实力和财力是很重要的。“如果当时我们的资本再雄厚一点，就可以顶过金融风暴的冲击，再上一层楼了。百富勤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银行的短期贷款，银根一紧缩，资金周转就会大受影响，只要有一笔资金周转不灵，就只能接受破产清盘的命运了”。梁伯韬还评价说：“我们的成功在于亚洲，失败也在于亚洲，因为这是我们的本土市场。”

    1999年4月，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根据《公司条例》委任审查员，对百富勤事件进行调查。根据调查员经过一年的调查所提供的独立调查报告来看，虽然导致百富勤倒闭的原因是亚洲金融风暴，但其内因则主要是公司的报告及会计程序、风险管理和内部审计方面的基础系统存在着问题。报告指出，这反映出公司在治理结构和管理上有漏洞，以及过于注重招揽生意，忽略了公司的内部控制。

    在百富勤宣布清盘后，法国国家巴黎银行如愿以偿，收购并重组了百富勤在中国地区的证券业务，创建BNP百富勤有限公司。重组后的BNP百富勤，法国国家巴黎银行拥有９０％股权，梁伯韬和高层管理人员拥有１０％股权，梁伯韬出任总经理。百富勤原有的有经验的专业人员全部留任，他们不仅包括多年来为中国企业上市、二级市场收购、重组和融资的强大的企业融资队伍，而且包括覆盖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强大销售网络。2000年，BNP百富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投行业务蒸蒸日上。2001年年初，梁伯韬悄然过渡为法国巴黎百富勤副主席。

    后来，杨澜的阳光卫视对梁伯韬进行了一次专访。在回答“很多人在事业中栽了这么大的跟头，起码要恢复四、五年时间才能度过这个心理阶段，你为什么会那么快就起来？”的问题时，梁伯韬说，这是一个机遇，而自己有一点幸运，在1999年的时候，市场恢复过来，特别是高科技股开始抬头，他自己也抓紧这个机会帮助一些高科技股企业去融资。杨澜问他相不相信算命？梁伯韬说：“我相信自己。”

    重返花旗

    当时的梁伯韬认为BNP百富勤已经无法再让他施展自己的抱负了，“我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需要有新的挑战”，梁伯韬说。他的机会很快就来了，2001年，选择他的正是花旗旗下的投资银行所罗门美邦（现在改名花旗环球金融亚洲有限公司），他任亚洲区主席，主要负责大中华业务。所罗门美邦在中海油上市项目失手后，信誉受损，招梁伯韬加盟，就是想借用他的影响力和人脉，为花旗打出一番新天地。

    不过，在2006年2月底，51岁的梁伯韬再一次选择离开，仅以一名兼职高级顾问的名分发挥“余热”，协助花旗维护与中国客户的关系。这段岁月没有给梁伯韬的传奇人生带来新的辉煌，只能算是一个短暂的历程。7月7日，梁伯韬辞掉了高级顾问的职位。

    一些观察家认为，梁伯韬在花旗黯然隐退，主要原因是成绩有限。据报道，梁伯韬在花旗集团的几年中，真正属于他的业务只有两个项目：2002年7月长江生命科技价值3.35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IPO）和赫斯基石油公司发行4亿美元的债券，这两个项目都来自于和他关系紧密的李嘉诚。花旗原本期望梁伯韬能够大力拓展中国本土证券及企业融资业务，然而在国企新一轮海外上市热中，花旗集团却频频失手。中国建设银行上市大单旁落他人，对花旗的打击尤为沉重，也招致首席执行官普林斯等多位高层人士的不满。

    有报道援引梁伯韬的话说，“花旗的投行业务经历了很多风雨，在我未加入前，花旗在中国海洋石油上市的项目做得不好，宦国苍(前任花旗中国主管)整个团队去了汇丰；我加入的时候，投行业务的人才接近真空，其后任克英加盟，我们合作得很好，整体士气也很高昂，所以做了中国人寿、网通上市等大型IPO项目，又取得中国建设银行的承销权，只是后来因为花旗集团与建行商讨入股事宜未能成功，我们便失去了承销权。”

    对于自己的离职，梁伯韬解释说：“我要离开花旗，是因为自己已50岁，做投行20多年了，现在连跨国大集团也做过了，我希望试一些新的东西，至于是什么新东西，我还要再细想一下。”梁伯韬说，“我对于自己并没有设定一个目标，因为人生的追求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不断地要挑战自己，不断追求挑战，不满足于目前的小小成功。追求成就的欲望确实比较大一点。”

    英国《金融时报》曾刊登过弗朗西斯科·格雷拉的一篇文章，上面写到“中国商界一些呼风唤雨的人物正成为濒危‘物种’。”文章说，像梁伯韬这样的银行家越来越少，他们凭借与内地和香港商界和政界的牢固关系确立了声望，并为自己效力的公司拿到了大笔投行业务。然而，随着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以及国内的公司变得越来越成熟，这些明星银行家的能量似乎正在减弱。当年梁伯韬的一些经验和手段，已经不太适用于如今的市场。至少在香港，一些银行家说，梁伯韬的红筹股时代结束了。

    神秘财团年末现身

    梁伯韬在香港广有人脉，此次收购电讯盈科更是被疑有大财团在幕后鼎力支持。有香港媒体指出，即便投资银行家是打工皇帝，年薪可以达到千万港币甚至过亿，但让梁伯韬独自承担90多亿港币也勉为其难，因此这起收购案肯定另有富豪暗中帮衬。坊间传言，以梁伯韬为首的收购财团来头不小，是个实力雄厚的“富豪团”，主要成员包括恒基地产主席李兆基、新世界发展主席郑裕彤、信德主席何鸿燊、以及香港兴业大股东查济民等，但消息未经各方证实。

    当然，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那就是长和系掌门人李嘉诚。李梁二人关系非比寻常，梁伯韬一直被认为是李氏家族的“御用投资银行家”，而李嘉诚曾在年初表示，无论梁伯韬到哪里，都会得到支持。

    李嘉诚和梁伯韬的深厚交情始于1981年，当时在汇丰获多利公司工作的梁伯韬参与了李嘉诚旗下国际城市公司的上市工作，这是他第一次为李嘉诚服务。1987年，身在花旗投行业务部门的梁伯韬为李嘉诚控制的4家大公司———长实、和记黄埔、港灯、嘉宏安排供股事宜，集资103亿港元用于拓展海外市场。由于表现出色，梁伯韬受到李嘉诚的关注和赏识。1988年，梁伯韬成立百富勤，李嘉诚、荣智健、胡应湘等华人富豪纷纷参股。在梁伯韬任职BNP百富勤及花旗期间，先后承揽了李嘉诚手中多家公司的上市及集资业务，还成功推动Tom网上市，一时间成为国际重磅新闻。而“小超人”李泽楷得以成功收购香港电讯，梁伯韬也自有一份功劳。

    因此，香港媒体近日来一直追问梁伯韬的资金渠道，但后者仅仅透露收购交易将通过个人资金及银行借贷，虽然承认曾和其他投资者讨论收购事宜，但拒绝马上透露其他投资者身份。 在谈到李嘉诚时，梁伯韬说：“李先生是我一个长期的支持者，是一个非常好的良师，李先生很关心我，我所说只有这么多。”至于财团名单，梁伯韬表示，在年底第一次付款后，将交代其他投资者名单。

    另据报道，在梁伯韬宣布购入电讯盈科23%股权后，电盈股价连续第二日下跌，目前为每股5港元，梁伯韬为此在账面上损失了约15亿港元。 梁伯韬12日出席电台活动时表示，最近几天，他进一步了解电讯盈科的状况，发现公司极具潜力。至于股价下滑，梁伯韬指出，在电讯盈科出售消息传出前，其股价只有4.8港元，他将与管理层紧密合作，有信心改善公司状况，提升公司的收入及盈利水平。

    目前，在港大投行对这笔交易对电讯盈科未来股价的看法大为不同。摩根大通认为电讯盈科与持股20%的中国网通将改善关系，目标价位定在6.1元港元。而野村、大摩、美林等认为股价在短期内会有一定压力，大摩给出的目标价位是4.7元港元。最后会定格在哪里，也许，梁伯韬下一步怎么做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