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山西省第一例大型国企改制试水者——长钢集团——最近纷争不断。

　　相安无事仅三个月，全程引进四川新天通（持长钢58.29％股份）的长钢集团董事长党歌，在今年阳春三月与四川方面产生间隙。按照新天通的规划，旗下的长钢、四川达钢、黑龙江西钢等钢铁类资产将打包远赴新加坡上市。据悉，新天通的实际控制人吴进良还控制着ST自仪（000710.SZ）。

　　此事在5月陡然升级。近日更是闹出四川方面要求罢免党歌的消息。党歌亦对此反击。

　　长治市国资委主任魏书校证实了此事，并称近日将有结果。

　　在遭遇股东解雇之时，党歌腹背受敌。这位在记者面前自称是“长钢的救星，长钢离开他两三个月就要破产”的“英雄式”人物，却被职工质疑为“5年带来数十亿长钢窟窿”的大蛀虫。

　　围绕长钢集团改制的是与非，本报记者展开数日调查，相继采访党歌、职工代表、新天通及长治市国资委等相关人士，试图勾画出一个国企改制的样本。

　　党歌的逻辑极为怪异。

　　在面对记者质疑其弟党旗为何能为长治钢铁集团供应矿粉时，这位长钢集团的董事长说：“中央规定国企领导人的亲属和子女不得和企业做生意，但没有说弟弟不能。”

　　2006年7月13日晚上7点，党歌在长钢集团总部二楼办公室接受本报专访时承认，其弟党旗曾为长钢集团供应铁矿粉，“并一度成为长钢最大的供应商”。

　　与这位自称为“如果我不来，长钢早就倒闭了”的“英雄式”人物的对话，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20分，党歌言辞激昂，情绪高涨时，多次从座位跳起。

　　与党歌一再自我标榜形成巨大落差的是，长钢职工的倒党歌之声扑面而来。

　　在长钢之音网站上，一篇名为《党歌，说你什么好呢》的文章说，“党歌在长钢五年，是折腾的五年，是挥霍的五年，是将长钢引入崩溃的五年。”

　　“学习党歌重要思想”

　　时间指向2001年。据长钢原高管回忆，当年长钢集团16人组成的领导班子内部产生分歧，时任董事长临近退休。山西省企业工委遂委任时任太钢集团副总的党歌出任长钢集团董事长。

　　党歌称，“根据我的看法，如果我不来，长钢就应该破产。”

　　他给出了一系列数据，比如2000年长钢仅产钢80万吨，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16.5％之高，亏欠工资1亿余元，员工多达2.5万人。

　　但这遭到长钢集团原任多位高层的反对。据他们称，2001年，长钢结余工资1.4亿元，未分配利润2.6亿元。但其后，1.4亿元结余工资转为瑞宝股份，利润则分文无存。

　　据多位长钢原高层称，党歌到长钢之时，“他举手叉腰，振臂高呼说要因为我的到来，将给长钢老百姓带来幸福”。

　　“2.5万名职工为之振奋。但很快证明，党歌说的是一套，做的则是另外一套。”据多位高层回忆，党歌很快在长钢推行“业务流程再造”，此举的最直接结果便是将他太钢的多位同事安排在长钢任供应、销售、生产等核心部门的负责人。

　　其后，党歌开始推行老板负责制。老板负责制的结果便是，二级公司一把手直接向党负责，副手则由一把手任命。

　　据称，党歌到任后，多次在会上说，“要解决听话问题”。

　　为解决听话问题，2002年3月25日，长钢集团企业文化部以“文发【2002】4号”发文，标题是《关于学习研究党歌同志重要思想和观点的通知》，并出版三集《党歌在长钢》，以供学习。

　　通知要求领导干部利用中心组学习时间学习；一般干部利用早上晨学时间学习；党员利用“一课三会”时间学习；工人利用班前班后时间学习。

　　此时距离党歌到长钢履新党委书记仅9个月。据说，“时任企划部部长当时向他汇报下发文件要求全公司学习时，党歌没有表态，但看他的神情，有掩藏不住的兴奋。”

　　独揽供销

　　“学习党歌思想，开了很多次会。”一位原高层说。

　　在成功解决组织路线之后，党歌开始推行新政——整顿供应秩序。

　　2001年6月党歌履新之前，长钢的外购铁矿粉主要依靠辽宁朝阳、河北唐山、河北邯邢地区。而在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指导思想下，上述三大供应基地大部分退出，山西代县取而代之，成为目前国内铁矿粉80％的来源。供户数量也从以前最多时的20多家，一下子锐减到五六家。

　　上述长钢原高管说：“这几家全部都是经过党歌同意的供户。”

　　而销售渠道，长钢原来是直接透过旗下直销公司销售。党歌认为，此中存在较多腐败，因而果断取缔，改为协议户销售。

　　据本报调查，党歌正是借助整顿供应秩序、建立战略伙伴之名，直接控制了供销渠道。长钢原高管称，“我当时问党歌，是否可以增加供户，以比价选择，但党歌说，没有我的同意，不能增加任何一家供户。”

　　长钢高进低出现象开始浮现。

　　据本报获知的长钢集团和太原市恒越物资有限公司（代县矿）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所购铁精粉（Fe≥65％，SIO2≤7.5%，含税干基到厂价）在2004年3月、4月、5月的最高价格分别为1230元/吨、1230元/吨和1030元/吨。

　　而同期东北市场的铁精粉的采购价格（Fe≥66％，含税干基，比代县矿品质高，不含从朝阳到长治的运费）在上述三个月的最高价格分别为970元、650元和450元，即使包含运费，比代县较低品质的矿粉每吨最高价低了近400元。

　　与长钢相隔20公里的常平钢厂，在2004年国内矿的最高价仅为800元，也大幅低于长钢。

　　在内外矿粉各占半壁江山的情况下，长钢从国外的进口矿也大幅高于市场价。

　　长钢的一位原高层回忆说，“2004年，山西竞接物资公司以860元/吨的价格向长钢供应印矿，但党歌宁愿购买另一家中间商供给的1400元/吨的印矿，至少购买了3万吨，直接损失1620万元。”

　　对此，党歌解释说，“1400元和860元并不在同一时间点。”当记者询问具体时间时，党歌和长钢供应公司的经理胡尚敏都齐齐说，“记不清了。”

　　在高进矿粉频繁上演时，长钢的对外销售也亮起了红灯。

　　党歌向记者承认，其弟党旗所控的公司一度成为长钢最大的销售公司。长钢销售公司经理赵永宁，在7月14日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则辩解说，“党旗只是拥有豪利泰的股份，并没有直接和长钢做生意。”

　　而来自太原的一家长钢协议户的老板向本报透露，“党旗直接和长钢做生意，在太原乃至山西是不争的事实。”

　　据这位老板介绍，长钢和党旗的销售策略主要有，在钢价预涨时，党旗提前得知，便提前付款，锁定价格；而当长钢调低出厂价时，党旗便延后缴款。

　　“长钢曾一天涨280元，党旗提前知道，后来我们只好暗中跟踪豪利泰的业务员，他们缴款我们就缴款，他们提货我们就提货。”他说，“在线材市场顶峰时，党旗甚至垄断了长钢的销售。我们即使出高价也买不到货。我在太原买过党旗的货，他的价格总是最便宜。”

　　据这位人士称，党旗旗下豪利泰商贸有限公司正是在党歌来长钢之后，才介入长钢的销售。而从2001年至今，其销售了二三十万吨钢材，利润过亿元。

　　长钢的多位前任高管称，“为使运输效率最大化，党歌还圈定了一批原料供应户，这就使得他的朋友运铁矿粉来之后，再将钢材运走。”

　　对此，党歌说，“我弟弟在我来之前就已经帮助长钢销售了”，其称，“他很有天分，市场好时，他总是存货最多；而钢材市场清淡时，他总是没有存货。”

　　长钢的协议户则表示，没有人能够预测市场，唯一的办法就是提前知道长钢的出厂价，套取长钢的利益。

　　党歌为建立战略联盟，在2004年4月28日曾向协议户“大发慈悲”。

　　“当时协议户反映长钢的出厂价太高，但很多钢材都已提货，而且有的已经出售并有获利，党歌却作出决定，为协议户提供每吨600元的补偿。”长钢的一位原高层说，“补贴总额6000万元，党旗所获补贴高达800万元以上。”

　　上述太原协议户老板提醒记者，“长钢每次涨价前，你就能发现豪利泰突然缴款，你可以向长钢销售公司索取合同。”

　　“放屁！”长钢销售公司经理赵永宁动了粗语，而当记者提出看看合同的要求时，他更是暴跳如雷。

　　受累上述高进低出策略，党歌在长钢五年，致使窟窿连年。

　　依据长钢官方渠道《长钢报》2005年11月17日的数据，“我公司的高生产成本却非同一般，仅举几例就能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精矿粉，国内干基平均价每吨656元，我公司每吨739元；进口铁矿石，全国每吨平均价595元，我公司每吨779元。”

　　假定各年的差价均以《长钢报》2005年基准数测算，从2001年到现在，按大约1000万吨矿粉计算，内外矿分别500万吨，国内矿比较国内均价，每吨高83元，多付4.15亿元；进口矿粉500万吨，一吨多184元，多付9.2亿元。

　　两者合计，矿粉的成本至少多付了13.35亿元。而如果加上销售渠道的黑幕，有长钢的高管估算，两项损失当在20亿元左右。

　　投资失误

　　对于上述所称给协议户回补款项之事，党歌说，“建立联盟，等到钢材市场不好时，协议户才会帮助我们销售。”

　　但问题的关键是，长钢的此种策略，实际上是使得大部分利润都流向了流通环节。更为甚者，党歌所选取的供应户中，很多只是贸易商，而非矿粉生产商。

　　在建立战略联盟的战略指导下，党歌很快在投资领域展开动作。

　　据长钢集团原高层称，据他粗略估计，长钢此类投资，至少损失了1.5亿元。

　　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1年和山西通洲私人老板任铁柱的合作。

　　当年12月21日，长钢集团和通洲煤焦有限公司订立补偿贸易协议书。为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就长钢预付货款给通洲煤焦，煤焦以冶金焦炭实物偿还事项达成协议。

　　当时煤焦正在建厂，资金短缺，找到党歌。正合党歌做大做强的愿望。

　　据长钢的原高层透露，此事在经营班子讨论时，几乎遭到全体否决。但党歌最后决定推行，签署补偿协议，出资2500万元，帮助对方建厂，该等款项由通洲煤焦厂以生产的焦炭作为抵偿。

　　“但2002年焦炭生产时，市场价格比约定价格高，通洲煤焦厂拒绝履行协议，不再向长钢提供焦炭。”这位原高层说，“到现在为止，尚有1800万元未归还，但长钢的高层却不去主动催款。”

　　对此，党歌解释说，“我当时安排一个副书记去考察，后来他们失信，为何要把所有责任推给我？”

　　但据记者获悉，当时有长钢高层建议不与通洲合作。参与考察的时任副书记说，“老党定的事情，谁能反驳？”

　　记者问党，“是否因为你的权威，其他高层都不敢表示反对？”党歌说，“这倒是有可能，不过他们都在董事会决议上签了字，责任不应该我一个人来承担。”

　　“问题的关键是，自党来到长钢之后，长钢就没有一次像样的讨论，除仅有的两次人事任免外，党歌所有的提议全部通过。”长钢的一位前任董事说，“更戏剧性的是，每次董事会结束，董事们的签到单居然成为我们的同意表决。”

　　在此“一言堂”机制下，2.28亿元投资的大水泥（较预算超支5000万元），1200万元投资的快餐生产线（近乎闲置）、已投资4亿元的H型钢（为H型钢的生产终端，尚欠4亿元后续投资，已停顿两年，至今仍未获得发改委的批文）相继出炉，无疑使流动资金困难的长钢雪上加霜。

　　在银行贷款无门，资金严重紧缺之时，党歌想到了改制融资。

(责任编辑：雨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