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对收入分配问题的高度关注意味着新一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经拉开序幕。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一直是民生之痛。总的看来，目前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状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政府、企业和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失衡以及居民收入的内部分配比例失衡，尽管人们对后者耿耿于怀，但前者更不容忽视。

　　　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定义，以收入法来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国民收入分配的主体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这样国民储蓄也相应分为居民、企业和政府三个维度，笔者认为，通过对国民储蓄的结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触及到“国富民穷”的收入分配失衡真相。

　　近几年来，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一路“高歌猛进”。在2005年一年内，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就连续跨越三个万亿元大关，１月末突破12万亿元，5月末突破13万亿元，12月末突破14万亿元。而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2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已突破15万亿元。但这能表明城乡居民已经开始分享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了吗？

　　尽管在改革开放初期，确实存在国民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的情况，但统计数字表明，在1992年~2001年间，居民储蓄在国民储蓄中所占比重已从52.3%下降至41.6%，而非金融企业储蓄在国民储蓄中所占比重从30.5%上升至38.2%，政府储蓄在国民储蓄中所占比重也从14.6%上升至19.5%。哈继铭的研究也表明，“中国储蓄率高主要不是因为个人储蓄欲望强烈，更主要是因为企业和政府储蓄率高”。可见，近几年来，国民财富分配的重心已越来越倾斜于企业和政府。

　　企业储蓄一般来源于固定资产折旧和企业利润，因此，企业储蓄过高的背后是企业利润的大幅度提高，尤以国有企业效益的改善最有代表性。近几年来，凭借行政和资源垄断优势，国有企业收入和利润都迅猛上升，据统计，2005年，全国国有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115340.7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中央企业实现利润9047.2亿元，同比增长25.1%。但由于1994年税制改革后，国企的税后利润全部归企业所有，使国有企业将利润大部分作为企业内部投资或福利在企业系统内部消化，这样一方面使全体国民无法分享到国企“不正当”的丰厚利润，另一方面也使国有企业患上了“投资饥渴症”，也使其员工的收入和福利待遇远超过平均水平。另外，非国有企业由于难以获得银行融资，迫使它们也必须更多地依靠利润留存进行投资，从而使企业储蓄率过快增长。

　　而政府储蓄通常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政府的财政收入扣除消费性财政支出后的剩余。近几年，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很快，一直以年15%以上幅度持续增长，已从2000年的1.3万亿元剧增至2005年的3万亿元，短短五年间翻了一番还要多。但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选择的政府主导和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为了追求GDP的高速增长，政府有极强的投资偏好，特别是对第二产业的投资偏好，从而使政府消费和政府储蓄失衡。据统计，1992年，政府储蓄中用于固定资本形成的比重仅为38%，2001 年这一比重已上升至50%。此外，政府储蓄中还有部分资金通过资本转移的形式，间接形成了企业固定资本。据赵晓的估计，“政府的直接投资以及它间接支持所形成的投资，在全世界都是最高的”。同时，在政府的消费性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用支出一直不断上涨，2004年甚至占到了财政支出的37.5%。政府对第二产业投资偏好使一次分配中居民的就业和收入状况恶化；而行政管理费的消费偏好大大削减了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公共品消费开支，又使二次分配捉襟见肘。

　　针对这种“国富民穷”的收入分配格局，笔者认为，首先，针对目前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双高的局面，必须增加企业消费和政府消费来缓解收入分配和经济结构的失衡；其次应加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使政府收回国企收益权，并规范资金使用去向，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再次，为了缓解产能过剩的压力，企业应更多地把它的所得用于“消费”，比如提高工资水平、建立企业附加的保险和给职工更多的福利分配等；最后，政府应摒弃投资冲动，在削减行政性开支的同时增加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的公共消费。这样，既保证了一次分配的公平，又保证了二次分配的公正；既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惠及了人民，缩小了贫富差距，又使扭曲的经济结构趋于正常，如此，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才不是镜花水月。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