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民币汇率以及由其引申出来的中国外汇政策问题，成为国内争议最多的经济话题之一，各种观点层出不穷，论辩颇为激烈。但是，大部分观点基于封闭经济的思维模式，孤立地分析汇率变动影响，机械而想当然地谈论利弊得失，低估了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复杂性和宏观性。

　　笔者认为，在学术讨论和制定政策时，应该做到以下三点：１．把人民币汇率走向作为能对全球经济造成影响的重要因素，与中国对外经济关系通盘考虑；２．把人民币汇率政策作为对外金融政策的关键部分，与外汇政策通盘考虑；３．把外汇政策作为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与宏观调控通盘考虑。

　　基于全球视角考量外汇政策

　　经过２０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全球主要经济体之一。中国２００５年ＧＤＰ达到１８万亿人民币，居世界第四位；２００５年对外贸易总额突破１．４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２００５年底的外汇储备余额超过８０００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经济不仅在总量排序上名列前茅，而且在国际分工中也占据重要地位。中国早已成为国际产业转移和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目的地，正向世界工厂的地位迈进。

　　由于中国经济实力步入世界前列，并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中国经济运行以及经济政策已经能够对他国产生重大影响，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冲突随之日益增加。在这个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里，国际社会开始感受并且重视中国因素，为了自身的利益，有的国家必然会施加各种压力以影响中国的政策走向，并与中国发生不同形式的经济矛盾。

　　尽管制定经济政策属于内政范畴，但在经济全球化达到相当程度的宏观背景下，在中国经济开放度和对外影响力达到相当程度的形势下，中国应该综合考虑国内国际两方面的因素来决定经济政策。与其他宏观政策相比，汇率以及外汇政策直接关系中外利益调整，更能体现中国经济的对外影响。因此，在决定外汇政策时，应该客观分析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以及政策变动的外溢效应，也就是从全球视角考量外汇政策。

　　中国面临双重失衡的全球经济金融环境

　　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可以概括为：世界经济增长过分依赖美国经济增长，而美国则以自身经济结构的失衡来维持世界经济结构的失衡。

　　二战以后，美国经济的霸主地位确立，西方国家对于美国经济的依赖形成。从１９９０年代开始，前计划体制国家相继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加入经济全球化行列，美国经济的影响扩大至全球范围。在过去２０多年的全球化演进中，世界各国过剩产出依靠美国巨量进口吸纳的局面形成并稳定下来。

　　长期吸收外国盈余迫使美国进口扩大，造成美国贸易逆差持续增长；为了平衡国际收支，只能通过外部借债的方式来弥补贸易赤字，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已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消费增长，居民储蓄不断下滑，居民负债不断攀升，高消费—高借贷—低储蓄的内部失衡结构不断强化。

　　美国经济的失衡格局难以长期持续，要么失衡得到纠正，要么失衡导致衰退。一旦美国经济增速下降，全球经济就有衰退甚至发生危机的危险。这是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的最大隐患。

　　在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同时，国际货币体系也处于不稳定状态。现行国际货币制度的最大特点是，美元是最主要的国际关键货币而且不受黄金约束与支持，可以称之为“美元本位制”。

　　在美元本位制下，美元供给属于没有黄金约束和支持的纸币信用创造，本已蕴藏金融风险。更为重要的是，美元发行权掌握在美联储手中，而美联储根据本国利益需要决定美元政策。这样，当美元供给过度或美元政策方向转变时，轻则导致全球范围内以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暴涨为特征的信用泡沫，重则引发金融危机。近２０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美元本位制没有消除“特里芬难题”，难以长期保持稳定。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教训告诉我们，以一国货币作为最主要国际储备资产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一种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表明国际清偿能力的需求不可能长久地依靠国际货币的逆差输出来满足。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国际储备资产实现了多元化，美元不再是惟一的国际储备货币和国际支付手段，但是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并没有动摇。即便在美元地位受到削弱的今天，美元仍占各国外汇储备的６０％以上、国际贸易结算的５０％以上、国际外汇交易的４０％。美国可以利用美元支付巨额的外债，通过输出国际收支逆差获取利益，美元输入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接受，从而产生对美国经济金融的依赖。因此，美元本位制实质上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延伸，仍然存在“特里芬难题”，具有内生的脆弱性。

　　中国经济处于内外双重失衡状态

　　从内部来看，投资过度、储蓄过高和消费不足，导致国内需求和供给失衡，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消化过高的生产能力。从外部来看，国际收支账户存在巨额盈余，且为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导致外汇储备被动增长和升值压力不断增强。

　　“十五”期间，中国经济在高投资的拉动下实现了高增长，ＧＤＰ年增长率高达９．５％。近年来，投资以超过３０％的速度增长，投资占ＧＤＰ的比重维持在４５％左右；２００５年投资增速降至２８％，但占ＧＤＰ的比重却高达５０％。过度的投资依靠过高的储蓄和大量的外资资本流入来支撑。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居民储蓄率高达４２％，消费占ＧＤＰ的比重不到５０％。中国是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目的地，２００４年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在整个亚洲的比重达到６６％；２００５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达６００亿美元，名列世界第三。加入ＷＴＯ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以每年３０％的速度增长，２００５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１４２２１亿美元，贸易盈余高达１０００亿美元，外贸已经占到ＧＤＰ的６５％，其中出口约占ＧＤＰ的３５％。出口的增长对ＧＤＰ的增长贡献高达３５％－４０％。大规模贸易盈余和资本流入，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增长最快的国家，２００５年底的外汇储备余额高达８１８９亿美元。

　　在这种失衡格局下，中国经济金融与全球经济金融特别是美国经济金融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正像斯蒂芬·罗奇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把自己与一个可能是发达国家中最不稳定的经济大国拴在了一起，把自己不成熟的金融体系与一种可能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货币拴在了一起。

　　中国应该实行内需主导经济发展战略

　　如果出现美国经济衰退、国际货币体系动荡的局面，中国可能是受冲击最大的国家。因此，中国必须坚决而迅速地进行结构调整，减少对于国际经济金融的依赖，特别是对美国经济金融的依赖。但从更长远来看，中国应该坚决而果断地做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确立内需主导发展战略。通过这一战略的实施，改变对于国际经济金融的过分依赖，增强经济自主发展能力；改变经济增长对于投资增长的过分依赖，谋求经济均衡发展。

　　（一）扩大国内需求，适当压缩供给，谋求内部均衡

　　储蓄率过高是导致国内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对未来缺乏信心的情况下，居民被迫加大预防性储蓄，以备未来的风险和花费。应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以使居民减少预防性储蓄，把更多的收入用于当期消费。

　　压缩供给的关键是降低投资率，投资率过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地方政府充当投资主体，地方官员投资欲望强烈；二是能源、资源、土地和资本价格扭曲，刺激企业扩大投资。因此，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理顺价格体系，可以给投资热降温。

　　（二）主动减少贸易顺差，逐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

　　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是：投资旺盛导致产能增加，汇率低估造成过多的资源进入出口部门，在国内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过剩的供给只能向国外输出。因此，减少贸易顺差的手段应该是压缩投资和人民币升值。

　　资本账户顺差主要是由过分重视引进外资造成的。应该调整相关政策，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放宽对于国内资本外流的限制。

　　（三）合理政策组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人民币升值政策

　　扩张的财政政策能够给予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以资金支持，还能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同时达到储蓄下降、消费提高的效果。

　　人民币升值一方面导致进口增加、出口减少，从而减少经常账户顺差；另一方面可以纠正汇率低估导致的资源扭曲配置，降低出口部门产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同时实施这两项政策不仅可以得到上述效果，还可以让两者的副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使中国经济走上更加均衡的发展道路。

　　通盘考量外汇政策

　　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外汇政策应该与其他政策形成合力，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既然中国实施内需主导发展战略，那么就应该围绕这一战略做出外汇领域的制度安排。

　　（一）采取“边升边看”的升值策略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人民币不可避免地进入升值轨道。实际上，人民币升值符合中国经济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不利之处在于，如果升值过大过快，经济结构来不及调整，中国经济可能因为外贸受损过大而出现整体滑坡。但是如果升值过小过缓，没有形成足够大的结构调整压力，中国经济依赖外贸的格局就很难改变，等到迫于国内需要和国际压力大幅升值时，中国经济将会遭受沉重打击。

　　比较现实的解决办法是，采取“边升边看”的策略，根据经济结构调整的进度，相关产业对于汇率变动的承受能力，结合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等指标，相机决定人民币升值的时间与幅度，使人民币汇率逐步向均衡水平靠拢。

　　根据“边升边看”的思路，去年的人民币升值属于试探性汇率调整。从实际效果看，这次升值没有导致外贸增速的减缓，国民经济仍然保持高速增长。这表明，２％的升幅远低于中国经济的承受能力，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不够，可以考虑再次提高汇率。

　　（二）选择管理浮动汇率制度

　　货币升值与汇率制度改变是两个概念。在确定人民币升值路径之后，应该对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作出调整。固定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当然应该放弃，但是由钉住美元直接变成自由浮动也是不可取的。

　　自由浮动相当于ＩＭＦ定义的独立浮动汇率制度。实行这种汇率制度的国家，本国货币汇率由市场决定，货币当局偶尔进行干预，这种干预旨在缓和汇率的波动，防止不适当的波动，而不是设定汇率水平。实行自由浮动等于政府主动放弃了对本国货币汇率的话语权，而中国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需要利用汇率手段调节宏观经济，不能听任人民币汇率完全由国际金融市场决定。此外，自由浮动与放开资本账户相伴，从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来说，中国没有具备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条件。

　　分析比较ＩＭＦ划分的八类汇率制度，中国应该选择“不事先宣布汇率轨迹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这种汇率制度允许一国货币当局在外汇市场进行积极干预以影响汇率，并且不事先承诺或宣布汇率的轨迹。实行管理浮动，既可使人民币汇率在市场力量作用下向均衡水平移动，又保留了政府对于汇率的调控权利，无疑是中国汇率政策的最佳选择。

　　（三）采取“藏汇于民”的经常项目管理原则

　　长期以来，“藏汇于国”是中国外汇管理的一个基本原则，外汇收入主要由国家持有，民间拥有外汇受到严格限制。这种政策取向造成外汇储备猛增、换汇压力巨大等诸多问题，应该改“藏汇于国”为“藏汇于民”，放宽持有和使用外汇的政策限制，让民间更多地持有外汇。比如放宽个人经常项目购汇限额、取消企业结售汇制度等。

　　（四）采取“严进宽出”的资本项目政策

　　渐进式的人民币升值策略决定了中国将在很长时间内保有大量经常项目顺差，如果资本项目顺差不减，那么国际收支失衡则会加重。“双顺差”带来了外汇储备的被动增长，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降低了货币政策有效性。最直接的解决办法是，通过资本流出抵消贸易盈余，改善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这就为资本项目管理政策调整指明了方向，即改“宽进严出”为“严进宽出”，对不同方向的资本流动采取不同的管制政策。“严进”就是改变过分重视引进外资的政策，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严格控制短期资金流入；对于外资投资房地产和证券市场进行必要的限制。“宽出”就是放宽国内企业对外投资的限制，放宽对于国内居民的用汇限制，鼓励有合理用途的资本流出。

　　（作者单位：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任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