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到了治理学术腐败的时候了。因为当学术腐败在知识界迅速蔓延，并愈来愈肆无忌惮时，它不仅败坏学术风气，阻碍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还影响着中国的国际声誉。

　　学术腐败表现形态多样，仅以论文专著的发表而言，其花样就已相当繁多：有的是抄袭，比如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涉嫌抄袭哈佛大学两位教授的论文。有的则是直接买卖论文，如安徽亳州师范专科学校12名教师为评上副教授，自2003年至2005年通过中间人花钱买论文造假，每篇假论文成交价格在1500元至2000元左右。有的学者确实是自己写论文，但通过一些掮客花费巨资购买期刊版面。还有的则为了评定职称或获得职位，直接把别人的成果写入自己的履历中，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刘辉因为将他人在海外发表的论文置于自己名字之下而被发现，遭到撤职。至于拉项目、争课题中的腐败，更是触目惊心。

　　华人数学权威丘成桐先生称这种学术腐败是“国耻”，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则称，这已经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声誉。一些国际名校甚至因为中国部分学校的学术造假事件而拒绝接受中国留学生。这种腐败的最大危害是，知识界形成了一种逆向淘汰机制，那些善于钻营、敢于造假、道德水准低下的人在学术界尽享各种利益，而好学深思、诚实为人的学者却丧失了上进之路。这种逆向淘汰机制对于未来的学者已经产生了巨大的负面示范效应。

　　这种严重而广泛的学术腐败，让政府、社会的投入，未能产生成比例的知识成果，相反，可能的学术真知反而被淹没在日趋膨胀的学术泡沫中。另一方面，学术腐败导致知识群体不仅不能在社会治理中发挥应有作用，还可能推动整个社会滑向无诚信、不道德的深渊。

　　各大学、科研机构及政府主管部门都已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了某些措施。比如，中国科协通过调研起草了《科学家行为准则》，教育部宣布成立学风建设委员会。但是，学术腐败乃是更大范围的社会腐败在学术界的一种具体体现，由于经济、道德及制度等原因，十几年来，社会高度物质化，在金钱和权位面前，一些人丧失了基本的诚信。在这种大背景下，学术界自难独善其身。

　　这表明，治理学术腐败不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界可以坐待社会氛围好转。相反，考虑到知识分子、考虑到知识精英的社会功能，学术界理应率先清理腐败，整顿风气。这自然需要各大学、科研机构建立有效的学术诚信激励与约束机制。

　　在此，特别需要警惕对行政权力的迷信，这一点，现在已能看出苗头：大学、科研机构及政府主管部门试图通过强化行政权力对学术活动的控制、监督，通过更严厉的行政惩罚制度，遏制学术腐败。然而，如果对目前学术腐败形成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行政迷信其实是找错了药方。

　　学术腐败本来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项目、课题经费分配的行政化与学术评价体系形式化，而这样的评价体系又是评价体系高度行政化的必然结果。就学术性质来说，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平之高低，只能由其同行学者较为准确地评估，而如此准确的评估反而是主观的。因而，在学术评价体系较为健全的国家，有些学者仅凭一两篇论文就能获得终身教授职位。在目前中国，学术评价体系高度行政化，而行政权力无力进行这种主观评估，只能诉诸客观的、量化的指标，于是，在学术评价体系中，发表论文的数量及刊载期刊档次几乎成为评价一个人学术水平和贡献的唯一标准。这个标准又与学者的物质利益直接相关。这套体制诱导学者在论文、著作数量上大做文章，并形成了一种大胆造假的侥幸“共识”。

　　因此，解决学术腐败问题，从学术圈来说，必须打破行政力量主导学术评估的机制，实现真正的学术自治。这种自治将会恢复学术圈的道德气氛，只有在此基础上，外在的、行政化的惩罚机制才能奏效。在人们缺乏学术道德约束的情况下，严厉的惩罚必然会变成选择性执法，只会让腐败更隐蔽、更技巧。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