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日报》：现在，所有的大学都在提倡加强科技成果转化，而能转化的科技研究往往都属于应用型研究，那么如何处理与基础研究之间的关系？前者显然更能带来经济利益，那对这两者的科技人员的考评机制怎样？

　　亨尼斯：必须要看清楚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很难说谁比谁更重要，这是一个连续体的不同步骤，基础研究是应用导向研究的基础，两者也是互动的关系，Google的成功就是最好的例子。

　　对于做基础研究的人是否一定要参与转化，是否一定要对企业有影响，这个是值得考虑的问题，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只看这一点，而将基础研究弱化，不仅大学做不好，产业一样做不好，国家经济也会受影响。

　　相反，当应用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更需要强化基础研究，不然应用研究失去了更高的起点。

　　另外一点，关于评价机制问题，斯坦福对两者的评价标准都是相同的，采用同行评价的方式，由同行来认定他们是否在行业内作出了贡献，贡献有多大，而不是由位高者决定。

　　这种贡献可以是对企业的，也可以是对不同的领域，例如数学、化学、物理、航空。需要找具体领域和行业的专家，让他们来作出评价，只要是真正有意义的成果。如果一直没有成果，当然也拿不到科研经费。

　　《第一财经日报》：为什么中国处于世界顶峰的科研人员很少，诺贝尔奖空缺，这与我国学校的培养方法有关吗？

　　亨尼斯：我所接触的中国留学生都很聪明，从各项指标来说，也都很突出。我无法评价中国的培养方法，但从斯坦福的经验来看，我们会努力支持最好、最聪明、指标最高的学生，给他们提供最充分和他们最需要的硬件、环境，更重要的是给他极大的自由度，我从来不会告诉他们要研究什么，一切都由他们自己去探寻、摸索以及选择。

　　《第一财经日报》：在中国，有重理轻文的现象，而据了解，在美国政府科研经费也都基本投入到理工科中，那么斯坦福的科研经费如何在文科与理科之间平衡？

　　亨尼斯：斯坦福的科研经费由两大部分组成，大多来源于联邦政府，很少给文科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工程、医疗等经费往往最多。另一部分则是大学自筹，这部分经费大多提供给文科和社会科学，按大学和学科级别分配到文科中。我们的自筹经费基本支持联邦政府不支持的学科。

　　《第一财经日报》：你说一直跟中国校长保持良好的关系，并且经常听到有关中国教育制度改革的讨论，你是如何评价的?

　　亨尼斯：我一直都很关注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很高兴看到中国近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将来很可能全球最好的大学都从亚洲出来。

　　中国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是如何吸引顶尖的人才。扩张一倍很容易，但要增加一倍的同样顶尖的人才却需要20~30年。

　　其实，这也是全球性的问题。中国不用操之过急，顶级的教授，向来都缺少，全球最好的20所高校，最缺乏的都是优秀的教授资源。

　　我相信，在21世纪，大学必定能够成为新技术的源泉，他们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尽可能利用这样的机会，作出更大贡献。（赵何娟）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