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晚上9点30分，深圳发展银行董事长法兰克·纽曼终于向已经“坚持”了6个半小时的深发展股东们宣布了“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这次特别股东大会的主题终于有了一个结果：深发展股改方案的投票表决终于揭晓，而“坏消息”则是由于未能获得超过三分之二流通股东的赞成，深发展的股改方案被否决。

　　在所有参与表决的流通股东中，赞成票占39%，反对票占37%，弃权票占24%。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此前被外界视为已经与深发展“达成默契”的数家基金与机构投资者，在此次投票中投下了弃权票。由于股改方案的通过需三分之二以上流通股东赞成，因此机构投资者的弃权票实质上无异于反对票。

　　“中小投资者看到了中国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的良知。”此前一直坚决反对深发展股改方案的首席证券分析师文国庆当晚在自己的博客里这样写道。

　　但对深发展来说这却是一个不愿看到的结果。“留给深发展和我们的时间都已经不多了。”就在纽曼宣布投票结果的同时，深发展的一位高层在公司外不远的一个咖啡馆里向记者表示道。

　　按照他的预计，由于股改方案的失败，深发展引进资本的步伐至少要推迟4个月。而这恰恰是深发展业务转型和市场拓展的关键时期。

　　局内还是局外

　　尽管在股东大会一开始，纽曼就宣布了深发展2006年上半年业绩比去年同期增长150%至200%的重大利好。但在流通股东和非流通股东的博弈中，上市公司本身却成了这场“股改之战”的最大输家。

　　在与现场股东的沟通中，纽曼并不讳言自己以及整个深发展管理层期待股改方案能够通过的急迫心情，但他对自己角色的不断澄清却没有得到到场股东的足够关注。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纽曼在回答问题时，至少有5次明确提及“我不是新桥的雇员，也不能影响新桥的决策”，但似乎并未阻止随后的提问者继续将他视作“大股东的代言人”而屡屡追问。

　　“在美国，象纽曼这样的银行家，绝对是以独立的个人能力和专业资质而受到业内尊重。在他的职业领域内，新桥对他的影响力等于零。当然在新桥的决策判断中，纽曼的影响力也可以说等于零。”一位与纽曼与新桥均有交往的资深业内人士认为，这就是为什么纽曼甚至不愿意表示自己是两类股东(流通股东和非流通股东)之间的“协调者”，而要强调是“沟通和传达者”的原因。

　　但这一沟通者的角色显然并不为流通股东至少部分流通股东所认同。“深发展总是说引入战略投资者会让我们吃到丰盛的大餐，但现在却连一点股改对价的牛奶都舍不得给。”7月17日一早从广州赶到深圳参加股东大会的投资者关锦棠尖锐的发言赢得了会场内的一片掌声。

　　关锦棠的质疑也是众多中小股东所关心的：作为深发展的大股东，新桥在以3.55元的成本获得“入场资格” 后，在股价已经涨到7元多的今天，却不愿意付出哪怕与其持股结构相应的对价成本，其对于股改的诚意不能不令人生疑。

　　对于纽曼来说，这显然不是一个他能够代表新桥回答的问题，而他转述新桥“不愿减持”的承诺也因此而大打折扣。

　　面对这一问题，可以看出纽曼的心境不再像会议开始时那般轻松，因为以纽曼为代表的深发展管理层虽然均可视为两类股东“对价博弈”的局外人，却不得不承受因股改失败而带来的经营压力。

　　囚徒困境？

　　纽曼之所以成为股东大会现场争议的焦点，除了他作为深发展董事长的身份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此次股改的真正主角，新桥投资并未派出代表到场。

　　新桥投资2004年以12.35亿元取得深发展17.89%的股权，从而成为第一大股东，相对控股深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此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是一场“背对背”的沟通。不但作为拒绝对价代表的新桥投资未派人出席，就连作为流通股东重要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也大部分没有出席此次会议。

　　而在后来的表决中，正是这些未出席的机构投资者投下的反对和弃权票，成为直接影响方案通过的关键所在。

　　一位股东大会的参与者事后向记者表示，从到场的股东代表来看，意见对立的双方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沟通的意愿，而投票的结果更像是“囚徒困境”的真实版。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里的经典案例。讲两个犯罪嫌疑人(A和B)被警察隔离审讯时，既可以选择共同否认，一起获释的“双赢结局”；也可以选择共同坦白，一起被判刑的“双输结局”。

　　其中，如果某人坦白而另一个抵赖的话，抵赖者将被判更重的刑。结果两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只能选择共同坦白这一“双输结局”。

　　而在深发展的案例中，也正面临着这样的“囚徒困境”。一些人认为，市场和文化的差异就是隔开新桥投资与流通股东的那堵墙。

　　在墙的这头，流通股东如果接受现有的方案，虽然可能获得深发展高速成长的回报，但却违反了市场内的股改“游戏规则”，正如有投资者所指出的那样，作为流通股代表的投资机构将遭到“道义的谴责”，与此同时，新桥却“分毫无损”地坐享其成。

　　而在墙的那头，新桥投资如果付出更多的对价，同样可以达到“多赢”的局面，其后果则是无法向另一种文化内的投资者“交待”，而这些投资者才是新桥真正的“老板”。

　　接近新桥的人士对记者说，在新桥的投资者中，就有海外基金派出独立调查团队，对中国的股改政策进行调查，并得出“不能支付对价”的结论。

　　而一位熟悉海外基金运作的业内人士则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基金管理人的新桥投资宁可“得罪”国内投资者，也不愿意支付更多对价而“得罪”自己“老板”的选择，与国内机构投资者投下反对票的理由其实“殊途同归”。

　　在这种“囚徒困境”下，如果没有一方做出让步，深发展即使未来推出新的股改方案，也将因为矛盾焦点的无法协调而前途堪忧。

　　但是在更多中小投资者看来，事情远非“市场和文化差异”那么简单，他们坚定地认为，深发展大股东新桥在这场博弈中，更像是一个“占了便宜还在卖乖”的“坏孩子”，是在打着“市场与文化”差异的幌子谋取利益。

　　谁是输家谁是赢家

　　的确，此次深发展股改的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在一个流通股东占绝大多数的上市公司里，却因为不同机构投资者“各为其主”的利益冲突而陷入了僵局。

　　而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则是新投资机构的加入，以及他们的选择。7月18日发布的公告显示，深发展前十大流通股东中，有五家机构是在二季度开始出现较大增仓行为的，它们在此轮投票中大多投出了弃权或反对票。

　　在股东大会进行最后陈词时，深发展董事长纽曼表示，他对大量机构投弃权票“感到吃惊”，甚至直斥一些股改后才收购深发展股票的基金及投资机构是在“投机”。

　　对于纽曼的质疑，一位曾经担任过深发展董事的机构投资者代表认为，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市场，中国股市尽管有着种种有待规范和健全的地方，但是新桥作为一个国际性的投资机构，“你选择了这个市场就要遵守这个市场的游戏规则”。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他没有看到新桥表达出相应的诚意，因此尽管自己“从心底里挺同情深发展的”，但是在投票时仍然会选择投反对票。

　　对此，一位深发展的人士表示不理解：“你既然买了股票，又要投反对票去打压股价，究竟能得到什么利益呢？”

　　对于他的疑问，一位深悉国内股市“做庄”风格的资深投资者的回答是：“对于庄家来说，股价波动越大，就越有机会。”

　　这位人士从“做庄”的角度分析了此次深发展股改失败可能带来的投资机会。“如果我看好深发展的未来，首先要做的是收集筹码。”

　　在这一过程中，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利用公司的负面消息“震仓”和“洗仓”，让中小投资者把他们手里的股票低价抛售给庄家。而深发展的股改难题，无疑给潜在庄家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洗仓”机会。

　　这中间当然存在种种技术操作的因素，同时也不乏一些坚持价值投资理念的机构因看好深发展的盈利预期而介入，因此做庄者本身也存在着相当的投机风险。

　　据该人士介绍，深发展未来是否会体现出更加明显的“庄股”特性，从股改方案被否决后一个阶段的持股集中度可以推测。如果深发展的流通股持股集中度迅速提高，那么这场“股改之争”很可能转到另外一个方向去。

　　“到了那时，既不是新桥与中小股东的博弈，也不是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对决，而是庄家与散户拼谁跑得快了。”

　　无论对于深发展还是纽曼来说，这或许是他们最不愿意见到的结局。

　　7月17日晚，纽曼最后说道：“没有理由期望比现行方案更好的方案。很可能的是，同样的股改方案，三个月后再重新提交一次。”

　　与此同时，众多网民在获得深发展股改方案被否的消息后，纷纷表示这是一次胜利。

　　深发展股改还远未结束，也许各方需要的是一个共赢的方案。

(责任编辑：郭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