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最近的气氛很特别。大家都关心着中国是否会遭遇通货膨胀。而我在想着另一个问题：通货膨胀是怎么离我们而去的。我们远离通货膨胀已经进入第13个年头了。

　　上个月我的一个学生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回来探亲。他告诉我，准备动手就中国的财政分权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做一篇经济学论文。他的这个想法让我突然回忆起曾经读过的一篇相关的英文论文。那篇论文研究的正是这个题目。我把这篇论文推荐给了他，希望有助于他的研究。他走后，我重读了这篇由两位在美国的经济学者撰写、发表在英语世界里有影响的专业杂志《发展经济学杂志》上的论文。

　　这两位作者在论文里的研究证实，在数据允许的1952年至1996年间，中国不断发生的通货膨胀是财政向地方政府分权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地方政府不断获得的财政自主权经过一个复杂的机制最后推动了货币创造，使货币供给常常失去控制，致使通货膨胀总是频繁地发生。按照他们的说法，中国的经济分权对实物产出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财政分权却不利于物价的稳定。这个结论与我们自己的观察和经历的那段历史是基本吻合的。事实上，我清楚地记得，10多年前，绝大多数中国的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解释也“同出一辙”。

　　不错，在上世纪90年代初之前，通货膨胀还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顽症，经济的大起大落让政府伤透了脑筋。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近10余年来，通货膨胀已离我们远去。我们已习惯于在几乎没有变化的物价环境下的生活。除了大城市的房价这些年变化较大之外，预期会涨价的东西已经不多。我们今天很少去问自己：为什么这么久没有了通货膨胀？

　　可惜的是，大多数经济学家还没有告诉我们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现在的多数看法是所谓“产能过剩”：因为东西太多了，所以物价不涨。不用说，这样的解释太有大而化之之嫌。经济上的分权因为激活了市场导向的投资和中小企业的扩张，产能得以扩大、从而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这是毫无疑问的逻辑。但是，产能的扩张在1993年之前就持续发生了，但那时并没能阻止通货膨胀的到来（最后一次恶性的通货膨胀发生在1992年至1993年）。而且，没有理由认为1993年之后与之前产能的扩张有什么本质性的不同。所以，从逻辑上说，产能扩张不应该是1993年之后通货膨胀远离我们的主要原因。

　　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在1993年之后发生变化了呢？应该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因为在1994年实行了“分税制”。就财政分权的意义而言，1994年的“分税制”与之前的财政分权模式（如财政包干）是类似的，“分税制”的真正不同在于，新的财税体制下，中央的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的局面得到了扭转并从此迅速获得了提高（从1993年之前小于30%迅速提高到了之后的50%）。这个变化彻底改变了中央政府的财力。那么，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迅速提高与通货膨胀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过去因为中央财力下降，地方收入和支出膨胀的同时，中央政府常常需要大举透支而不是用调控来稳定局面。这就等于对过热的经济再助推力。所以从财政上看，每一次的通货膨胀总是与中央政府的过多透支行为联系在一起。也因为只有中央政府才有透支的权力而地方政府是没有这个权力的，所以，当中央政府在1994年之后把更多的财政收入集中在手中以后，一系列的事情就自然发生了变化。

　　首先，过去不断由中央政府的透支行为而推动的货币创造的机会就基本被控制住了；其次，地方的财力被约束之后，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就会越来越受市场的指引，而且因为财力有限而不得不加快了对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进程，从而改善了产能和投资的效率；第三，中央政府不断积累的财政收入显著提高了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的平衡和调控能力。特别是，当中央的财力提高之后，可以在宏观总量上加大对于基础产业和重要基础设施的投入，扩大卡脖子（瓶颈）行业的产能。而且中央政府财力的大幅度增长提高了中央政府对上游产业的收入或者价格的补贴能力，使得基础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上涨对下游的传导因为这个中央补贴的能力而梗阻了。所有这些方面的变化都与1994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税体制的大转型有直接的关系。

　　理解通货膨胀为什么离我们而去，必须研究政府的行为变化才对路。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