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凯：我是头一次跟这么多朋友在这儿谈这么一个话题，我是人民大学的老师，我叫常凯，专业是劳资关系和劳动法律，和这个题目比较贴切。

　　我接到这个通知是昨天下午，我在广州参加了一个人力资本论坛，今年第一次把劳资关系作为一个中心。我问什么内容，他们说是这样，我说觉得太好了。我感觉这么多媒体，都是很知名的，搜狐、中华工商时报等等，这些知名的媒体能把这个事当做一个重大的议题来讨论搞一个沙龙论坛，确实是令我感到很欣慰，我觉得体现了媒体的一种社会良心。应该说我们媒体以前并不是不关注，但是肯定是关注不够的。而劳资关系问题或者阶级社会责任的问题确实已经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刚刚几位的发言都谈到劳资关系在中国越来越被大家所关注了，出现了很多具体的事件，其实这都是表象的东西，更深层的还有一些问题，什么是社会责任，我们的结论就是目前劳资矛盾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矛盾，或者我们限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矛盾之一。

　　根据劳动部的数字近几年我们的劳资争议是30%，很多的媒体公布的事件都是能够给大家认知的，媒体没公布的事件是研究者们关注的事情，比如工人集体抗争，去年辽宁大连开发区的十几万日资罢工，十几天几万人参加，这种规模在国际上都是罕见的。这个事媒体上可能只有凤凰周刊在国内发行的有一个报道。

　　张文魁：最近七月份北京出租车司机罢工。

　　常凯：而且不叫罢工，叫不出车，很有意思。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论罢工权的论文，2000年写的，2002年、2003年用英文在外国杂志上发表过，南京社科院要发，我说要发可以，但是不要改内容，倒没有改内容但是把题目改掉了。

　　中国劳资关系这个问题切实如果不再关注的话，下一步工人的权利问题直接影响到企业和竞争力的问题，涉及到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已经在反思，为什么提出了社会指标，而不仅仅是经济指标。但是我们把什么问题提出来解决呢？问题在哪里呢？我们舆论的着眼点在什么地方呢？我恰恰觉得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问题。

　　第二点，我要回到正题，2006年最佳企业公众形象评选，这是其中的一个内容，这是2005年的资料，我以前注意了一下，但是没有很认真。我觉得这个活动确实非常有价值，我觉得中国社会企业应该是什么标准，应该提倡一种什么东西。

　　这里面九个指标是张先生设置的，张先生是这方面的权威了，这几个指标应该说很有道理的，但是我觉得过于范了一些，把商业指标和社会指标放在了一些，我觉得社会指标更加突出一点是不是更好。我觉得这个指标最主要的三个指数，劳动者权益指数、环境保护指数、消费者权益指数。这可能咱们学术上有不同的看法，你们可能有你们的看法。

　　其他的指标作为一种商业指标、适宜指标，公司治理、合作伙伴关系，这跟社会形象有关系，但是不是我们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刚才我还接到一个短信，上海师大约我一篇稿子，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我搞企业社会责任可能比较早一点儿，2000年的ISA800刚到中国就约我写稿子。刚才我说到美国公平劳动协会，可能比ISA800在社会上的影响也不低。

　　企业社会责任如果追述历史从二三十年代就开始有了，并不是说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到了这个程度才有的，对于企业这种责任在学界一直在争论企业究竟是什么，企业的作为是不是就是为了赚钱，赚钱是企业目前最落后的指标了，企业就是赚钱，如果这样就太简单了，这还是什么现代社会呢。就目前来说中国社会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刚才水皮先生也提到推动比较难，刚才也有朋友提出我们能不能媒体推动，我觉得这个建议挺好，但是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除了涉及到经济问题，还涉及到政治问题，比如跨国公司不同的劳工组织，所以中国政府、中国工会在这里面都比较谨慎。但是我觉得基本原则问题我们是应该肯定的，在这点上我们政府这个态度也是有的。

　　作这里边的意义在哪里呢？如果简单地说，就是企业不仅要对投资者负责、对股东负责，而且要对利益相关者负责。所谓利益相关者一个就是劳工，首先自己企业内部的。刚才像主持人讲的，自己内部的劳动关系都做不好能做好其他的吗？我们国家企业的这种理念跟国外是不一样的。昨天在论坛上很多的人也提出出现劳资争议企业怎么办，让他出招。我们的企业不怕跟工人打官司，而且把跟工人打官司打赢了作为一个宣传。你想企业内部都搞不顺怎么跟外部的合作伙伴搞好了，有些企业把跟员工打官司作为宣传，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很有意思。上次开会有几个英国人就想中国企业家，后来我们说中国企业家初级阶段嘛，还没过去呢。

　　这个当中我们就觉得，目前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到现在这些雇主的理解确实是看出我们雇主的理解程度是很低的，基本的社会法人、自己对责任的理解是很低的，基本上没有跳出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小老板的理念。在外边都是一些常识性的问题，在我们这儿需要宣传半天才可以。劳资关系本来我们就很忽略这个问题，我搞劳资关系二十几年了，最近才热起来。劳资关系并不仅仅是代工人说话，最近劳动合同法征求意见，可能有的朋友也从媒体看上到，好象我是一方的代表，有的说我是北派代表，我更主张对劳工的权益更注重一些，我没有资格代表，因为有工会呢，咱们不可能具有这样的能力，也没有这样的资格。但是作为一个公正的学者有一种良心性的东西，劳工状况被侵害的程度说起来都是惊心动魄的。

　　昨天我就跟老板们讲，我说像中国这样的投资环境你们上哪儿去找去啊。我们说这次的劳动合同法，有一个劳动合同终止有一个补偿，你辞退我这20年到期了得给我。香港老板就说为什么给他，这不是增加我的劳动力成本嘛。香港的文汇报就说希望我们给解答一下，我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啊，你看香港的雇佣条例是怎么写的，你在那儿不会不知道，你对中国法律不熟悉，对当地法律应该熟悉吧，里边所有的规定比我们严格得多，这都是常识性的问题。中国现在劳工成本才占多少，按GDP不到14%，美国不叫劳工成本，叫工资在GDG当中所占的比例，美国前年是占将近49%。这里边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他们说我们现在的企业社会责任不像发达国家那种程度，就是现在企业的社会责任也并不是在工资的标准上提高多少，仅仅是一些基本的权利。就目前来说并没有超出我们国家劳动法规定的内容。

　　我的学生做了一篇硕士论文，就是工厂守则标准比表。所有加到一块没有超出我们的劳动法，现在是我们基本的劳动法都没有执行好，这一点不是我说的。去年全国人大劳动法检查有一个报告，大家一看那个这些问题很严重的。但是这个问题为什么提到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呢？现在有些对企业社会责任执行的认真程度要比劳动力执行的认真程度高得多，原因就在于后边有订单的控制，执行不好就不给订单，评选优秀雇主那都是瞎扯的事。这里边问题都比较复杂，但是是不是有一个基本的倾向，就是我们的经济界、舆论界怎么样引导这个社会。

　　张院长是搞企业的，我觉得我们目前的经济学界，对于企业、对于老板的惯得太厉害了。

　　张文魁：这也是我们挨骂的一个，所谓资本家的代表，没有劳动者的代表，其实我们是劳动者的代表。

　　我插一句，我们有一个副主任李建革，去年在清华大学开研讨会的时候有一段讲话，后来媒体报道比较简单了，他本来是一长段的话，媒体报道就是，李建革说如果提高工人工资的话外资就跑到越南去了，所以失业的不就更多了嘛。

　　常凯：但是这个问题我倒觉得，对于一些经济学家他自己理论研究的一这种专业方向或者他自己的一些观点都有合理性。

　　张文魁：国际上有几个很有名的经济学家，对国际上很多国家的劳动立法、工人的权益与经济发展的关联还真做过分析，他们的分析结果，劳工权益保护程度最高的。

　　常凯：这种判断，比如最低工资对于就业是促进还是增加了失业，这些问题都有，所以劳工权益究竟保护到什么程度，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学界基本上就是一派，基本上就是主流经济学家，这点我觉得我们国家的经济学界多元化才好，有点儿争论才好一点儿，我们的经济学界都没有这样的争论，或者我们的经济学家就没有研究最低工资问题的专家。

　　水皮：实际上你刚才说的那个事情，就是现在回过来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多的，中国经济增长是高速的，但是高增长带过来的高收入背后就是这个因素，带动了高收入这个市场就永远启动不了，时间长了我觉得经济上的这种失衡早问会反映到政治上的失衡上去。

　　梅绍华：我举个例子苏州是吸引外资最多的，但是存款非常少，所以这就很奇怪。

　　水皮：苏州的物价水平近几南涨的非常大，外来白领多、台湾人也多、香港人也多、新加坡也多，整个把物价带起来了，当地普通工薪层的收入还不算外来打工者，的确实际生活水平下降，这是苏州模式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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