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凯：中国现行企业社会责任不能完全借鉴国外经验

　　常凯：现在我们把企业的社会责任可不可以理解为捐赠。去年有一个很大的慈善捐赠，是企业一个善举。这里边我觉得有两点需要注意的，中国现在推行企业社会责任，包括企业公众形象的问题，跟国外是不一样的。

　　第一，中国的投资者和员工相当程度上绝大部分是不一致的。我们目前说的劳工权益这部分是最突出的，这部分恐怕除了私营企业以外，国有企业恐怕也是一个问题。刚才张先生讲到机关确实是很特殊的，但是那是制度性的东西。我们的国有企业，比如中国电信，对工人的待遇方面通过劳动派遣，这次劳动合同立法当中他们最敏感的恐怕就是工资有所降低，但是绝大部分老职工的待遇慢慢的有所分离了，但是大部分底层是很差的。

　　第二，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特征跟国外是不一样的。中国是世界工厂，所以涉及到中国的产业关系，如果一步跨到发展中国家那样一种感觉方式，显然是不可能的。比如人力资源管理，现在大家都在做人力资源管理，但是我们中国的人力资源管理其实跟国外比较缺了原来劳资关系调整的机制，根本没有这个东西。比如美国劳资关系调整的话，美国抗衡性的劳资关系和欧洲的劳资关系不一样，得有一个过程才能谈到人力资源管理，现在我们讲到以人为本、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员工关系根本没有解决。

　　这两点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注意的，否则公共形象还是一个做秀的问题。

　　主持人：光靠自觉也不行，确确实实现在好多企业仅仅把企业社会责任作为慈善或者捐赠的事业，关键是他把这种行为当做营销行为，我做什么事情还要宣传出去让别人知道才行，所以希望我们的媒体、学界能够互动，能够真正的探讨出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这样一个标准或者他的定义。因为现在大家对整个社会责任的理解和定义都是不一致的，我们经过各个方面的探讨、理解能够真正找出一个适合中国企业实际情况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建立起来，然后能够同时未来有一些制度约束这个事情促使企业更多自觉的履行这个。

　　潘少华：我从3月份回来之后我们也存在把国外的东西本土化，对这块也做了一些思考。我个人觉得现在没有必要有一个什么定性的东西，因为很多东西是在变性的，本身这个东西是市场的评价，这个评价也在不断的变迁。硬性的最基本的一些东西，我想人权各个方面都没有什么差异，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经济发展有些硬性的东西应当是有的，但是在这种基础之上很多东西实际上可以是软性的，是一种动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把精力各个方面放在一个如何构建比较市场化的这样一种机制、一种形态，或者是一种环境和氛围中，尤其是在媒体这里来讲，实际上西方也是一样，作用非常大，媒体不能够左右舆论，但是是多方面。中国目前我感觉，大家全都一个声音，你这个报纸登的是这样我的也是这样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不存在有你站在这个角度考虑，他站在那个角度考虑，因为这是一个市场，市场肯定有买卖双方的，最后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我们来讲所有东西都是一种声音，第二，要不然就是所有的东西都不报，这点我觉得是非常可悲的。因为如何健全一个信誉各个方面，首先要有信息，如果连信息我们都不知道，比方我们生活在北京我们不知道出租车的事情，相反国外的东西披露的非常非常厉害，但是住在国外的人相反不知道。

　　就是我们目前信息不对称的现象我觉得可能是一种制度性安排，我觉得这块我认为应该打破。可能做媒体的人也处在相对比较难堪的境地，这点我也理解，但是有时候还是要凭一些良心，应该主动的把一些东西能够在不影响如何如何的状态之下多一点良心发现的一种披露，我觉得这点可以引起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些比较深层次的思考。因为我们的很多头脑的东西是通过社会反映刺激的，如果我们非要到香港去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不行的。

(责任编辑：单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