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应采取综合对策，概括为五个字就是：“改、疏、堵、冲、内”

　　我们的宏观调控不能再按照过去的经验数据来办。在我们目前的制度变革频繁时期，同一个经济增长率在不同时期的货币信贷增长目标可以不一样

　　当前的重点应该是引技术、引管理，而不能把开放政策仅仅停留在引资金上了。一切有利于吸纳国际上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的资金我们仍要大胆地引，一切无助于吸纳国际上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的资金，应尽可能拒之门外

　　在境外上市政策方面，现在应放慢除香港市场以外的境外上市节奏，鼓励好企业、大企业在境内上市。另外一方面，要利用“一国两制”的战略优势，安排好沪、深、港三市的格局

　　国家外汇储备能注资工行、建行、中行解决资本金，为什么不能来解决中国28年改革以来长期存在又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社保基金缺口问题

　　本报记者布波发自北京

　　今天，2006年7月21日，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行一周年整。一年间，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外贸顺差连创月度新高，同时也出现了投资增速过快，信贷投放过大等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和人民币汇改有着怎样的联系呢？《第一财经日报》就此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夏斌新闻,夏斌说吧)。

　　1 周年回首

　　《第一财经日报》：您如何评价人民币汇改一周年来取得的成绩？

　　夏斌：汇改一年来经济形势基本不错。从实体经济来讲，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高增长，物价相对比较低。人们曾有的担心：一个是担心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另一个是担心通货紧缩，现在这两点都不存在。当然，有些压力，但从总体看问题不是很大。

　　目前来说，投资比较快，有些问题。但如果进行具体分析，从结构来说，也有趋好的一面。首先，新农村建设方面在加快。第二，原来一些行业如煤电油运全面紧张，现在有些行业在逐步改善，特别是交通行业投资相当快。这种快很难说是坏事。第三，从区域结构来看，现在中部、西部的投资在加快。当然，这也可能隐藏着东部产业的升级换代，东部的快是房地产为代表。我们承认投资总量比较快，要适当压缩。但从结构方面来说，地域结构、行业结构、城乡结构在转好。

　　另外，就是当前货币信贷快，有货币外汇储备的压力问题，我认为也有央行货币政策调控需要改善的地方。从外汇角度看，我们很多专家、学者、媒体、境外投行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汇率升值上。需要进一步研究，我们该做的事是否都做好了？现在说货币信贷压力大，是因为外汇储备增长快。但是我们的对冲还有没有余地？或者说我们的货币信贷到现在这样的增长水平，央行的宏观调控有没有存在问题？是控制不住还是没有去控制？或者控制不好？具体目标定在哪里？

　　根据我的初步研究，我们的宏观调控不能再按照过去的经验数据来办。在我们目前的制度变革频繁时期，同一个经济增长率在不同时期的货币信贷增长目标可以不一样。打个比方，原来经济增长10%，需要17%的货币供应和15%的信贷增长，有可能现在15%和13%照样可以实现10%的经济增长。反过来说，央行现在的宏观调控还有许多需要改善的地方。目标怎么确定？目标确定后怎么调控？需要好好改善，这与汇率本身并不相关。

　　2 汇改前瞻

　　《第一财经日报》：您如何展望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前景？

　　夏斌：这里首先需要谈几点认识：

　　第一，政府不能因为有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而动汇率，也不能因为没有压力而不动。对于汇率改革的问题，我们要从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从中长期出发。当然，中国的经济长期看好，人民币会有升值这个过程，我们要循序渐进地改。但是，不是因为别人压我我就改。

　　第二，如果大家承认解决全球经济失衡不是一年半载的事，速战速决对谁都不利，那么在保持全球经济非平衡发展的前提下，要解决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就不应高估人民币汇率的作用。人民币汇率对中美贸易的影响是有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和不愿意进行汇率改革。

　　第三，我认为，中国政府汇率改革的方向不会变，也不应该变，还是应该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原则。

　　第四，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我们还是有充分条件的，在制度上是有空间可以执行的。在确保中国经济继续稳定增长方面，也是能够容忍的。理由是：（1）去年7月21日来，人民币一年累计升值是3.5%；今年5月底，比年初增长0.67%，升值的条件还很大。（2）一年中，包括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外汇市场改革中，适应能力在提高，包括推出了一系列外汇工具、交易工具和交易制度。（3）央行的对冲操作还有余地。这意味着我们想控制的货币信贷目标还是可以做到的。（4）我们解决汇率矛盾，减缓中国经济内外失衡压力的各种措施正在陆续推出。从这个意义上说，又支撑了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的继续执行。

　　所以，我认为，在这样一种形势之下，可以增加点汇率的弹性，首先应该扩大些浮动区间。至于扩大多少需要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在市场浮动中，全年下来人民币升值2%~3%，对中国经济影响不大，更何况美元今年正趋于贬值。

　　《第一财经日报》：当前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对汇改有影响吗？

　　夏斌：我认为当前汇改的关键问题是要尽可能消除升值的预期。现在我们一系列结构调整政策本身是有利于汇率改革的稳步推进的，也正是因为有这些政策的配合和支撑，我们才能保证有管理浮动汇率政策的实现。另外，现在进行的开放政策策略的调整，也会有利于减轻升值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有利于汇率改革的稳步推进。如果从负面因素来说，我认为在各种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各项政策的调整和市场的变化不吻合或者滞后，这是对汇率改革最大的不利。

　　3 应对国际收支失衡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国际收支失衡？

　　夏斌：解决中国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首先要放到全球经济失衡，全球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来研究。就中国的汇率改革本身而言，我们应该坚持市场化的方向。但是就全球经济失衡的角度来看中美逆差的问题，我认为媒体、学者不要把眼睛盯住中国的汇率。中国的汇率不能彻底解决全球经济的失衡问题。我们反倒应积极呼吁，美国在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上要负大国责任。至于境外投行对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我们可以理解，因为毕竟是商业机构。

　　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不是一年半载的事情，不是中国一国政策所能左右的。因此，解决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对策也就不只是汇率政策问题，而是应该采取综合的对策。这个对策应该短期政策和中长期政策相结合，效益比较快的政策和比较慢的政策相结合。我把它概括为五个字，即“改、疏、堵、冲、内”。

　　“改”。就是要改革汇率的形成机制和外汇市场本身。随着形势的需要我们可以把浮动汇率的幅度区间稍微放大一些。人民币有管理浮动背景下的升值水平还可以适当加快一些。在资本项下有限制放开的前提下尽快把外汇市场“做大做深”。

　　“疏”。疏导多余的外汇资金加以运用。简单讲就是要进一步“藏汇于民”和“藏汇于企业”。中国的国家外汇比日本多，但是日本民间企业和居民的外汇储备加起来，远远超过我们的总和。因此在这方面，我们有余地可挖，还可以做很多事。比如可以改革结汇制度，让老百姓出去旅游消费，企业出去收购。另外，我认为应该积极运用超适度的外汇储备。按照目前情况，我们有7000亿美元外汇储备足够了，对超额部分要“疏”，要花掉。

　　“堵”。随着汇率改革的深入，外汇管理的难度在加大，但是并不意味着放弃外汇管理，该管的还要严格的管。第一，要坚决查处违法违规外汇资金的流入。第二，中国开放政策的策略要进行适度调整。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28年来取得举世瞩目成绩的伟大动力，改革开放政策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动力。但是我们要看到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个情况之下，如何进一步以开放政策来确保中国经济继续稳定增长，有些策略要调整。

　　1979年我们的国家外汇储备才8.4亿美元，1979~1989年国家外汇储备年均才39亿美元，现在一不小心到了近1万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原来说的引资金、引管理、引技术。我认为当前的重点应该是引技术、引管理，而不能把开放政策仅仅停留在引资金上了。一切有利于吸纳国际上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的资金我们仍要大胆地引，一切无助于吸纳国际上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的资金，应尽可能拒之门外。就是说，我们很多政策要梳理，在策略上要有些调整。从宏观上说，发展中国经济，中国境内不缺资金。在这个背景之下，外贸政策应该限制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

　　在招商引资政策方面，要想尽办法限制各级政府以各种优惠、超优惠条件的招商引资和不讲政策条件的招商引资。要鼓励各级政府在引资中必须重视环保、能源、土地政策、产业政策、劳工标准等问题。

　　在境外上市政策方面，最初赴境外上市主要是引资金，现在应放慢除香港市场以外的境外上市节奏，鼓励好企业、大企业在境内上市。另外一方面，要利用“一国两制”的战略优势，安排好沪、深、港三市的格局，这是为了配合处理好中国转轨期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问题。

　　在外企融资政策方面，鼓励外资企业在中国发A股，鼓励境内的金融机构对外企进行本外币贷款，鼓励外国企业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和美元债券，解决流动资金问题，解决外企境外引进设备、生产线的资金问题。

　　在房地产政策方面，要采取有限制的政策改变境外进入中国房地产毫无限制的现象。

　　对于外汇管理政策，原来的“宽进严出”现在能否改成“宽出严进”？另外，QFII的发展应该适当控制，QDII可以适当加快，包括可以采取其他措施鼓励民间的外汇投资境外资产。

　　对于并购政策问题，应该支持境内的企业包括民企对境外企业的并购，同时有条件地放开境内企业的并购融资政策。鼓励境内好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并购活动，金融机构要给予政策放宽，给予融资。现在外资企业拼命到中国收购，我们的企业想并购却没有资金，而另外一方面中国市场有这么多资金，压力这么大。为什么不放开政策，以解决市场资金多而企业资金叫缺的矛盾现象？

　　在国家外汇储备管理政策方面，对于超适度的外汇，也就是7000亿美元以上的外汇要善于用掉，就是这7000亿美元资金我们也应该吸收国际上的有关经验，能不能“二八开”，20%用于直接探索境外的股权投资？

　　另外，在开放政策的调整上，应该全面梳理一下相关税收政策，包括对中外企业税收待遇不一致的政策等。

　　我认为，解决当前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必须重新审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外汇匮乏时的政策，进行全方位的思考，而不是把眼睛仅仅盯着汇率升值上。

　　“冲”。央行在公开市场上的对冲操作仍然有余地，这方面工作还要加强。工作还要做细，更加有艺术。与此同时，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有很多市场基本制度没有健全，这些措施跟上，同样有助于“冲”字工作的落实。

　　“内”。加快内需主导战略的落实。如怎么样加快发展消费、加快新农村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这些都有利于刺激内需。国家外汇储备能注资工行、建行、中行解决资本金，为什么不能来解决中国28年改革以来长期存在又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社保基金缺口问题。外汇难道不能用吗？央行可以和社保签个协议，产生的收益用来弥补社保缺口，国家如有急情，央行可以再拿过来用。现在是一个好的战略机遇，应该赶紧用这些钱来解决中国国民经济中很难解决的问题。

　　总之，“改、疏、堵、冲、内”这五方面要全面入手。

(责任编辑：孙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