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当前的过度繁荣现象，再次提示并显露出一个原本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在土地、资金以及人民币的定价方面的严重扭曲。它们既是我们能够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也是导致中国经济不断走向过度繁荣的根源。

　　大约在1993~2003年期间，中国经济在宏观总量上经历了10年的大体平衡。而2003年之后，再度出现以“过度繁荣”（或叫“过热”）为特征的失衡苗头，从而引发了我们对中国经济宏观平衡能力的担忧。

　　“热”从何起？

　　在中国，消费需求基本上维持正常的增长水平，没有大起大落的毛病，但投资需求不然，每一次的经济过热都是投资需求膨胀的结果。投资需求在中国几乎全部是依靠银行的信贷来实现的。

　　过去我们说，投资过热是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可是中国经济改革了27年，为什么它至今还是比较容易出现投资过热呢？

　　从这一轮出现严重投资过热的部门中，我们可以看出，以开发区和房地产开发为特征的投资，以及与房地产开发直接关联或派生出来的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投资为最热。

　　房地产和开发区的投资为什么这么热呢？在我看来，房地产和开发区投资需求的增长，首先是地方政府依靠土地批租这个手段“人为地”创造出来的。土地的行政征收和批租成了过度投资需求产生的根本源泉。而又因为土地是“便宜货”，它成了政府和企业投资需求最初形成的根源。

　　由于土地极其廉价，在很多地方开发区那里，政府甚至是将土地作为“礼物”送给投资者，这就等于投资者还没有投资就赚了大钱，更不用说那些瞄准了看涨的产品和行业的投资了。如此，投资能不“过度”吗？

　　很多人会说，这是因为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加速城市化的阶段。其实，这个说法是一个同义语反复的“套套逻辑”，他们是用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长本身来说明城市化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高速增长下去，就能带来高速的城市化吗？很显然是错误的。

　　其实，背后的主要原因是这样的：中国虽然绝大多数生产资料和原材料的价格都先后放开了，但土地和资金依然没有市场化，从而它们的价格也就不真实。土地和资金价格的扭曲是因为这两个稀缺的要素至今仍然是政府所有和控制的。以市场的眼光来衡量，当地方政府还拥有、控制和直接影响这两样东西的时候，它们的投资就没有面临真实的成本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投资的需求就必然是“超常的”和“过度的”。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的话，不难理解，地方和企业投资的过度需求，同时也与利率（即资金的价格）被扭曲，不反映资金的真实价格直接相关。迄今为止，利率还没有实现市场定价的目标，利率的市场化进程还迟迟没有加快推进。同时，已经习惯了利率管制的国有银行也对利率的市场化缺乏经验和自信。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企业获得银行的信贷资金和获得土地一样，似乎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

　　但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商业银行“惜贷”了这么久之后，今天敢于这么大胆“放贷”了呢？

　　从银行方面来讲，第一，在经历了长达10年的通货紧缩和“惜贷”之后，银行在消化呆坏账、充实资本金和改善风险管理方面有了显著的“长进”，现在的不良贷款率已经从25%的水平上大大下降，这意味着银行的信贷创造能力大大改善；第二，这些年来，商业银行降低呆账率的“运动”在实际上提高了银行信贷扩张的动机（所谓扩大信贷分母的运动）；第三，这些年来，中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数量催生较快，除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我们现在有11家股份制银行，112家城市商业银行，3家政策银行和4万多家信用社等，它们的商业意识更强，无疑配合了信贷规模的扩张过程。

　　再进一步看货币的供给。人民币的汇价在1994年以后变成了事实上的固定价，使人民币也变成廉价的了，这就使中国的加工贸易获得惊人的增长和扩张，国际收支上持续累积庞大的盈余，出现与外部世界的不平衡。要知道，平衡是早晚的事，只要你不改变人民币的定价机制，外部的失衡必然要通过冲击内部经济的平衡来恢复。这就在信贷上配合了国内投资的过度扩张。

　　早期阅读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的文献，在对计划型经济和市场型经济的认识中，有“资源约束”和“需求约束”的对应说法。

　　按照这种说法，计划型经济总是出现过度的投资，只有“资源”才能约束这种投资的增长。其实，计划型经济之所以是“资源约束”的经济，正是因为那些最重要的要素资源的价格（土地和资金）因为国有制而被歪曲了，它们变成了最廉价、从而也就最容易被过度利用的资源了。

　　总之，中国经济当前的过度繁荣现象，再次提示并显露出一个原本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在土地、资金以及人民币的定价方面的严重扭曲。由于这些 “参数”的真实价格还没有实现市场化，它们既是我们能够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也是导致中国经济不断走向过度繁荣的根源。

　　为什么还是微观调控？

　　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一国中央银行或者货币当局往往根据通货膨胀的预期来提高利率。这在标准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里或在欧美国家几乎是常识。但是，与以往一样，我们在这次和上一次经济过度繁荣的时候，对宏观经济的治理政策往往带有明显的微观性质。

　　2004年4~5月间，当断定我们的经济开始出现过热的时候，我们没有决定提高利率。此后几个月里，中央政府集中实施了针对宏观过热的调控和治理政策，但基本上是先靠了道义劝说、后集中实施行政干预和对地方官员实施直接管理才让地方投资的轮子慢了下来。正因为如此，在这个调控过程中，相对于“发改委”、“银监会”和“国土资源部”，“央行”的角色总显得比较有限。

　　这次也一样。从进入4月份开始，中国经济是否再次出现过度繁荣的迹象又成为海内外财经人士和媒体关注的热点话题。起因是，中国前3个月的GDP增长了10.2%，前4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加快——超过了20%。一些大城市的房价又开始静悄悄地上升。尽管中国政府在4月27日就“温和”地加息了，但不少经济学家却把这个行动称为“对着影子开了一枪”。紧接着在5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大城市的房地产实行新的调控政策（被市场称为“新国六条”）。而后，中央九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调控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的政策，银监会则宣布提高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半个百分点。

　　很多人批评中国的行政式和微观式调控，但是对于已经发生的经济过热，在短期似乎也只能依赖行政手段叫停投资项目和信贷的发放。如果已发生的经济过热得不到及时的治理，以至于最终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不得不全面叫停时，银行的坏账会更严重，规模也会更大。

　　从上两次治理经济过热的经验教训来看，在不得不实行严厉的叫停政策之后，银行的坏账大幅度地增加了，这在日后就为银行普遍出现的“惜贷”和过度谨慎的信贷行为提供了理由。其结果，紧缩政策之后可能就无法很快、很好地启动经济的投资需求，因为银行系统要花很长的时间来消化不良信贷，导致长时间的宏观“紧缩”。

　　既然这样，在治理中国经济过热时，我们就更需要“银监会”（而不是货币当局）来对商业银行的贷款进行严格监管与风险控制。银监会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需要特别策略性地将治理的重点放在新增贷款方面，而同时指令商业银行对已经发放的贷款加强风险监管。从2004年的政策上看，对于已经开工或者正在建设的项目所发放的贷款，银监会的确加强了对商业银行在审查和批准贷款申请中的“窗口指导”的作用（如提高或落实企业自有资金的比重），银监会还要求银行加强和加大对已发放信贷的跟踪和风险监管，防止因贷款申请审查不严而可能导致的不良贷款形成。实际上，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本来是商业银行的惯例，但在中国，这样的信贷监管往往流于形式，得不到真正的贯彻落实。所以，在投资出现过热的情况下，这样的信贷风险管理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争论不重要

　　5月，当政府的调控政策接二连三地出台的时候，相对而言，经济学家表现出异常的平静。我想，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

　　坦率地说，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家对宏观形势有一致的看法。进一步讲，经济学家现在对宏观经济形势的看法一致还是不一致，其实并不重要（经济学家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都没有共识）。重要的是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的运行机制以及治理宏观经济的思路是否有了更多的研究和更全面的知识。这一点最为重要。如果是的话，那么，政府宏观管理的政策往往就会在经济学家的争论中择机出台。政府从经济学家的争论中学到了东西并且找到了政府认为重要的信息。我认为，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过去10年来避免了通货膨胀对我们袭击的一个重要但被忽略了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上半期发生的几次严重的宏观过热和通货膨胀。但自从1994年以后，通货膨胀问题已经不再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主要是因为我们经济的基本面逐步消除了通货膨胀的生成机制呢——还是主要因为我们比过去在宏观管理政策（尤其是货币和信贷管理政策）上技高一筹了呢？我更倾向于后者，是知识和政策进步的结果。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1994年之前，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我们的确没有能够防止经济过热带来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大起大落。不能说经济学家在那个时候没有争论，但是确实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管理货币的研究与知识非常有限。中央银行的职能很不健全，政府对货币管理的能力、手段与知识都还非常粗糙。还根本没有一个“货币当局”，也没有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机构。一切都由政府说了算。

　　而过去10年来，这一切都变得完全不同。我曾经撰文说过，中国的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的研究在90年代之后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经济学家为了更好更多地认识宏观形势的争论与研究中，政府也获得了不断进步的知识。比如说，这些年来随着国际资本的流动，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在看待和处理国际收支的变化、外部不平衡以及货币冲击等技术性问题上有了提高了的知识和理念，这无疑得益于经济学家的研究与广泛讨论。

　　与1994年之前不同，1994年以后，中国基本摆脱了通货膨胀的困扰，实现了长达10年的宏观稳定。有的经济学家说，这是因为在1994年之后中国经济彻底改善了总供给，也就是说产能的增长速度加速了。结果我们出现了产能的持续过剩。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在1994年之后的分税制激发了地方投资热情的结果。但是这个解释还是有一个问题，既然产能的增长是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果，为什么地方“过度投资”的行为没有引起总需求的膨胀呢？

　　有的经济学家说，部分原因是，在投资需求过度增长的同时，消费需求的增长放慢了。再一些经济学家说，消费需求的放慢是因为居民在1994年之后因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原有社会保障体制的瓦解而改变了储蓄倾向的结果，就是说储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在提高而不是下降。

　　这些研究都帮助我们提高了对1994年之后中国经济实现宏观稳定的原因的认识。但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没有政府和货币当局改善了的宏观管理和货币管理的知识与技术，我们怎能看不到通货膨胀之后没有遭遇通货紧缩？可以预料，经济学家是否能够达成一致看法不是决定宏观稳定的主要因素，真正的关键是政府治理稳定政策的知识、能力与效率。

　　当政府当局对宏观总量管理的知识和手段都能熟练地运用的时候，宏观的管理事实上就走上制度化和常规化的轨道了。可以预料，“调控”一词在中国正在变成普通名词而不再是专有名词。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崔宇)